全职养老育儿记（21）“八八”（爸爸）节即将来到，我们怎样迎接

为区别于欧美6月的父亲节，以每年农历的八月初八为中国的父亲节（“八八”与爸爸同音）。设立这样的感恩节日虽有其必要性，但首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如何准备做一个中国式的好爸爸。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他28岁那年来到里昂，出于生活需要，在马布利神父家当了家庭教师。26年后，卢梭在《忏悔录》中回忆了这一段家教的经历，对两个调皮可爱的学生的描绘生动有趣，也将自己的气急败坏跃然于纸上。

    “我几乎已经充分具备了一个家庭教师所需的知识，而且深信自己完全合乎一个教师的标准。在马布利先生家的一年时间里，我有充分的时间认识自己。除了偶尔会急躁地发发脾气之外，我那温和的秉性还是很适合干这一行的。只要事情发展顺利，只有我看到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就会孜孜不倦地教下去，那时我简直就是天使。一旦事情不顺心，我就变成了一个魔鬼。当学生们不明白我讲什么的时候，我简直要发疯了；而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杀了他们。这种方法当然不会把他们教成有学问有道德的好学生。我有两个学生，性情大不相同。其中一个大概八九岁，名叫圣玛里，长得非常可爱，人也聪明活泼，但有些浮躁，而且淘气贪玩，不过他的调皮总是让人觉得好玩。小的叫孔狄亚克。长得傻里傻气的，人又非常懒散，而且还像驴一样倔强，什么也学不会。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两个学生身上，我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如果我能多一点耐心和冷静，也许我还会取得一些成效。可是，我既没有耐心，又不冷静，结果非但一点成绩没有，两个学生还越变越坏了。我确实很勤勉，但是我要是再冷静一点就好了，特别是我的教学方法不够灵活。我只知道用三种方法对付他们，但是这些非但是无益的，而且还对他们有害。那就是：感化、说理和发脾气。”

    “有一次，我劝圣玛里的时候，自己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我想感动他，就好像孩子的心灵能够真正被感动似的。有的时候，我筋疲力尽地同他讲道理，好像他真能听懂我似的。还有的时候，他也会利用一些十分巧妙的论据，居然会推理了，这让我不得不严肃地认识到，他是一个明理的孩子。至于小孔狄亚克，更加让我感到棘手了。他什么也不懂，问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能打动他。任何时候都是那么冥顽不化，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我气得火冒三丈。这时候，仿佛他就是睿智的先生，我却变成了小孩子。我承认自己所有的这些缺点，心里也很明白。我仔细地研究了他们的性格，自以为非常了解他们，而且相信自己再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了。但是，要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和具体行动来补救的话，看到缺点所在有什么用处呢？尽管我对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可我什么也阻止不了，也没做成什么事，而我所做的一切恰恰都是我不应该做的。”

    初见这段文字，我竟有点敬佩卢梭的自我解剖精神，他调侃自己，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失败，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去“观察”儿童，“研究”儿童，“改造”儿童。这完全符合他所崇尚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

    仔细一想，我却发现卢梭是在巧妙地推卸责任，正如他写作《忏悔录》的目的，与其说是要忏悔，不如说是辩护。此前的几年时间里，卢梭的《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山中书简》等一系列著作遭到法国当局焚毁，他本人也因把五个孩子统统送进巴黎育婴堂（孤儿院）的所作所为而备受攻击，于是卢梭要为他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做些澄清。

    在《忏悔录》中，卢梭对自己的孩子几乎没有一句正面描写，甚至连他们的性别都未曾提及。卢梭一生都在轰轰烈烈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唯独不愿踏实地去做一个好父亲。

    对此，卢梭是这样解释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错误在于：由于我自己无力抚养我的孩子，因而把他们交给国家去教育，让他们成为工人或农民，而不成为游民或者追逐钱财的人。我当时这样做，还以为我做的是一个公民和父亲应该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做是柏拉图的书中描写的共和国的一分子。……由于我这样做，他们才没有遭到他们的父亲的这种命运，才没有因为我迫不得已而抛弃他们，使他们很有可能沦落到我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地。”“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既合情合理又合法。”（《忏悔录》第八卷，李平沤译）

    不要说以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和处世逻辑，就算在西方社会中尊崇道德的大英帝国，都是很难接受卢梭的这段自我辩解。

    然而，人们对卢梭不乏宽容。认为像卢梭这样天赋异禀的人，活着的目的不是繁衍和养育后代，而是将自己的天赋之才发挥出来，完成自我，实现价值。或许吧，较之我们中国人，西方人更我行我素，较少道德评判，所以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显得更加自由，更有勇气。

    中国人，即使有天赋之才，往往也难以纵身一跃，只为自己任性而活。结果往往不是因压抑自我而走向庸碌，就是顾此失彼造成伤害，后一点，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就是一个例证。

    但是，这世上偏偏却存在一个好的极端，“少年中国说”的创建人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鲜见例子。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梁启超（1873——1929）一生有9个子女，他们个个成才，且成就不凡。其中，长子梁思成与其配偶林徽因都是知名的建筑学家；长女梁思顺是中国诗词研究专家；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把孩子们培养得如此出色，秘诀是什么？简略概括一下，可以十个字作为总结：给孩子的爱，永远不怕多。那么，启超先生又是以什么的方式爱孩子们的呢？

    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从他对孩子们的称呼可见一斑。他给每个孩子取了昵称，一人还不止一个：

    称大女儿思顺“大宝贝”、“娴儿”、“BABY思顺”、“顺儿”等。给思懿起了“司马懿”的外号，称思庄为“庄庄”，思忠为“忠忠”，思达为“达达”，思宁呼为“六六”，称小儿子思礼“老白鼻（BABY）”。或者集体称为“大小孩子们”“大孩子们、小孩子们”。

    在当时，尤其是讲究威严的大家族，极少有家长能够这样亲切地称呼小孩。而这些亲切得几近肉麻的昵称，梁启超从小喊到大，从来不顾父亲的威严形象。这还不算什么，当孩子们三十多岁时，梁启超写信依然会这样开头：“大宝贝思顺，小宝贝思庄，还有两个不甚宝贝的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

    孩子们长大后出国留学，梁启超也不忘通过书信来表达他的关心。梁启超写信是很勤快的，在1928年1月22日的信中，他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噘嘴了，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

    他不光给孩子们写信，还给女儿们题写条幅，并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她们。梁启超给思庄寄过“千里一笑”，里面第一幅是梁启超漂亮的毛笔大字：饮冰室老人一首滑稽诗和给他爱女的一封信。第二幅小字信中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的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姊姊呢，他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乙丑五月十三日爹爹寄爱。”

    都说中国人含蓄内敛，梁启超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对孩子真情流露，爱意满满。这种奔放的情感，换来的不是娇惯的孩子，反而是孩子对父亲的“宠溺”。

    思忠曾写了六张纸的长信给父亲，教他如何养生。梁启超“抱怨”道：“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

    梁启超主张“情育”与“智育”并列，作为人生教育的一大方面。“情育”当中，又首先重视陶冶亲情。他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老实说，要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经过汹涌的爱的灌溉，一家人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氛围。

    从卢梭与梁启超，这两位相距一百五十年、东西方世界的思想巨人，我们且不论他们的学术高下，影响深浅，单看他们作为父亲的形象，便是天壤之别。

    不论是卢梭，还是梁启超，他们都懂得“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的话）。只不过，卢梭终其一生为争取个人自由，却无奈受困于人世的种种枷锁，他只能虚构一个教育的“理想国”；而梁启超安于戴着枷锁，却舞出了一段人生最优美的华尔兹，他身体力行造就了“中国第一精英家庭”。

    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得不汗颜，培养一个孩子时常让人有力不从心之感，而在梁启超那个纷乱年代，他能让每一个子女出类拔萃，是种乎？是教焉？虽然我无法确定哪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启超先生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个人付出确实远超常人。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卢梭看得见的是潇洒，而梁启超看不见的是辛苦。正道是，源源不断地付出爱，付出者谁人不辛苦？可是，没有辛苦的付出，又如何做得一个好父母呢。而对于一个好父母，再辛苦的付出，留在心中的也全是如蜜的甜。

    近年来，有学者建言，为区别于欧美6月的父亲节，以每年农历的八月初八为中国的父亲节（“八八”与爸爸同音）。设立这样的感恩节日虽有其必要性，但首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如何准备做一个中国式的好爸爸。

    不求孩子能为家里做多大贡献，只求孩子幸福快乐不虚此生；爸爸只愿辛勤付出，不图丝利索取。这正是我要去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