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明冲突之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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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绝非经济问题,而是一次意识形态问题导致的骚乱,背后的根源是文明的冲突。香港虽然在形式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自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一份子。中央正在逐渐失去对香港的耐心,香港的超然地位不可能长期维持,必然向着“中国南方的普通一城”均值回归。

1. 这不是经济问题

香港事件已经持续两个月时间,这起事件在大陆群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多数评论者都将事件的原因归咎于经济原因,认为是由于香港经济结构不佳,房价高企,年轻人没有出路所致。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下,大陆媒体习惯性地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给香港问题寻找经济层面的解释,甚至想象出一副香港年轻人“民不聊生”的场景。

这样的归因其实是巨大的谬误,香港在重要经济指标上远远领先大陆,年轻人的经济压力低于大陆一线城市。此次香港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次意识形态的碰撞。如果忽略这一点,便无法把握香港问题之根源,更可能导致后续的应对失策。

香港经济仍然处于较为健康的状态,香港人均GDP 超过6万美元,超过深圳、北京、上海等大陆一线城市几乎一倍。大陆媒体经常诟病香港的高房价,但香港的房价/收入比其实与北京、上海处于同一水平(都在30-35区间)。在贫富差距方面,香港基尼系数为0.473,而大陆基尼系数为0.465,二者接近。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香港人民的生活压力并不算大,经济上的压力并非驱使民众上街的原因。

从暴徒提出的诉求来看,暴徒的目标根本不在经济,而是明确的政治动机。暴徒提出了【五项诉求】:

1. 彻底撤回逃犯条例;

2. 撤回612暴动定性;

3. 必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

4. 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及元朗暴力事件;

5. 全面落实双真普选。

其中第1条为事件导火索,软弱的港府已经承诺彻底停止修例;第2、3条为暴徒逃避追责,并且为未来发动街头运动开启判例;第4条反客为主,意图限制警察执法权,进一步巩固使用暴力合法性;而第5条则是纯粹的政治诉求,企图否定中央对于香港的管制权力,为港独打开大门。总之,均与经济无关。

如果对本次事件稍作留意,便可发现参与人群主要是学生群体。学生群体远离社会,对于香港的高房价、产业结构不佳的问题最为无感。相较而言,香港最底层的劳工、小商业者、普通白领等,才是在高房价的重压之下最为不满的人群,但是工人阶级此次并未参与此次事件。

必须意识到学生是最为理想化的群体,对于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往往有着强烈的虔诚感,当现实中的世界与自己所理解的理想国出现偏差,便极易产生不满情绪。同时,学生是组织性极强的群体,经年累月的朝夕相处,联系极深的同龄人圈子,让学生群体的组织成本很低,而且学生远离父母、没有妻儿羁绊,再加上荷尔蒙驱动下的冲动本能和充沛精力,让学生容易形成一只没有后顾之忧的军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东颜色革命、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学生群体都是急先锋,非常容易受到背后政治势力的煽动而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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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机场的香港年轻学生,他们丝毫不清楚此事将对香港、以及他们自身的前程,造成多么大的损害

学生群体而非工人阶级走上街头,本身就暗示了这不是经济问题。

总之,本次事件与经济关系不大,更不是年轻人在经济压力下的宣泄,而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碰撞,根源在于香港年青一代对于西方文明的强烈认同,以及对于华夏文明的强烈鄙夷。夸张点说,就算北京当局征用大陆人民的血汗钱,给香港人每人盖一个大别墅,这些学生仍然会上街打砸污损国徽国旗。

某些媒体将本次事件归因为就业压力、高房价等经济原因,仿佛暴徒的行为是情有可原,实在是巨大的谬误。香港暴徒上街打砸并不是因为他们没钱或者没工作,他们只是单纯的仇视中国。这不是温情脉脉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2. 香港的认同混乱与皈依者狂热

首先必须认识到,香港在国际法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文明叙事上是西方文明的一份子,并非我族类。香港作为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放在东亚的前哨,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不断衰退,同时中华文明强势崛起,香港自身有一种相对位置下滑的焦虑。于是,香港在对西方文明的皈依者狂热中,以及在宗主国的操纵下,不得不充当起麻烦制造者的角色。

对于香港的离心离德,大陆当局的应对仍然是基于民族大义的话语体系,强调“中华民族认同”。但是香港人目前更强调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民族大义显得鸡同鸭讲,格格不入。

需要承认的是,虽然香港被长期殖民,但曾经一度保持较强的“民族主义的认同感”,在94水灾、汶川地震等大陆危难时刻,老一辈香港人民表现出了令人称道的民族大义,支持祖国。同时需要意识到,香港被殖民150多年,长期的殖民洗脑深入骨髓,在香港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对西方文明不容置疑的认同。这样的认同并非民族主义的认同,而是比民族主义更隐蔽、更有力、更长期的“文明主义的认同”。

两种认同一直在香港竞争,老一辈香港人或许民族认同大于文明认同,更强调自己是中国人;而年轻的香港人往往文明认同大于民族认同,更强调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份子(这样的强调往往伪装在法治、自由、MZ的说辞下)。

香港的中华民族认同更多依赖民间力量维系,但香港的西方文明认同由政府和精英阶层强势推动,体现在香港的政府架构、教育体系、社会规则上全盘参照西方。于是,中华民族认同在香港本身就是弱势的。尤其是近几年香港电影业、传媒业日渐式微,来自大陆的老一辈文人逐渐老去(金庸、倪匡、黄霑等),香港民间几乎难以继续维系中华文脉。而且香港彻底错过了互联网革命,年轻人的宣传阵地完全被西方互联网公司占据(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这就让民间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更加微弱,导致“枪杆子在我们手里,但是笔杆子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的局面。

如此一来,香港的西风压过东风,是必然趋势。

令人遗憾的是,香港的年轻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同,竟然在回归祖国之后愈演愈烈。一代年轻人的意识形态混乱,必然是教育上出了问题。董建华也承认自己任内推行的“通识教育”,给新一代香港人的国族认同带来了灾难。通识教育的教材里充满了明目张胆的反华、辱华宣传,从小对香港人洗脑。在反对派的把持下,教师协会成了反华宣传的基地,不断巩固港独势力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中,“港独”的恶之花不断成长,第一代港独青年终于长大,站到了街头政治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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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的香港通识教育教材截图,充满了对中国大陆的偏见甚至侮辱

作为西方文明的边缘分子,香港人有明显的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

宗教领域的学者研究信徒群体的时候发现,后加入的信徒,却往往比老信徒更加狂热、更加虔诚。

新信徒在逐渐抛弃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及观念,逐渐获得新身份的过程中,需要经历激烈的自我认知的转变,对自己新身份的认可往往会达到一个极端的程度。比如,笔者在海外碰到地道英国人的时候,往往可以平等交流在商言商,但是碰到一些香港人(以及一些台湾人)的时候,他们总会忍不住强调自己与中国的区别,在大陆人面前言必称民主自由,仿佛是在不断重复加入西方文明的誓词。

同时,新信徒在老信徒的圈子里往往是不被认可的,所以他们会加倍疯狂地表现自己,希望获得新群体的认可和接纳,香港暴力分子公开举起了美国旗、港英殖民地旗帜,表达自己的西方文明身份,暴力分子的首脑更是会经常地造访英美,向宗主国表现自己、述职邀功、争取支持。

最后,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新信徒会拼命与原来的圈子划清界限,甚至积极地抹黑、攻击自己原来的圈子,熟悉海外互联网圈子的读者可能清楚,攻击中国人最为疯狂的群体,恰恰是香港人和台湾人。经常能看到他们用繁体字辱骂大陆人为“zhi-na猪”、“大陆狗”、“蝗虫”,而在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带,在“老信徒”中间,此等对中国人的侮辱反而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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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轻人高举港英旗帜、美国国旗,这是对西方文明之向往的明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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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公然侮辱中国为“zhi-na”的人,地球上几乎只剩下香港人和台湾人了

3. 中央正在逐渐失去对香港的耐心

香港长期作为大陆对外交流的窗口,一直在老一辈大陆人眼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香港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商贸基础,曾经在许多问题上有着跟大陆叫板的实力。

香港回归以来,大陆给与了香港实实在在的支持,甚至给与了香港人超国民待遇。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试验田,维护香港的繁荣成了大陆的政治任务,在历次经济危机中支持香港,甚至不惜压制大陆城市,也要把优惠政策给到香港。形成了“较为贫穷的大陆让利讨好较为富裕的香港,让香港维持优于大陆的生活水平,但是香港人将自己的经济成就归因于西方体制,而非大陆支持,并且反过来看不起大陆人”的诡异局面。

但是,大陆过去20年的飞速崛起,让香港的相对实力迅速下滑,GDP比重由过去的接近占中国20%下滑到如今的3%。大陆的坚决地改革开放,使得许多城市拥有了窗口功能,虽然暂时无法取得香港这一自由港的地位,但香港的特殊性已经大不如前。最后,大陆青年逐步上位,香港在老一辈大陆人眼中的超然地位不复存在,香港将不可避免地向着“中国南方的普通一城”均值回归。

笔者梳理香港修例事件以来中联办对于香港局势的回应,显示出中央正在重新审视对于香港的定位,并逐渐失去耐心。

在6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就香港修例问题的谈话中,发言人表示“对特区政府这一决定(暂停修例)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将继续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维护好香港的繁荣稳定。”

7月2日,暴徒冲击并占领立法院之后,中联办发表谈话谴责暴力,但仍然强调“与香港各界人士共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局面”。

7月21日,暴徒围堵中联办,污损国徽,并喷涂“支联办”等侮辱中国人的涂鸦,直接挑衅大陆。此时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中联办的声明中,不再提及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而是强调“坚决维护“一国两制”,维护法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中央驻港机构安全,维护香港法治,惩治犯罪分子。”

8月6日,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的讲话中,亦不再将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作为重点,而是不断谴责暴徒、支持警察恢复秩序。

8月7日,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上,明确“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 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急迫任务”。

可以看到,中央逐渐抛弃“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政治正确,对于香港的自残作死行为,中央也不再有义务托底背锅。大陆不再将经济意义上的繁荣稳定作为应对香港局势的首要出发点,而是意识到香港正在成为反华势力的桥头堡,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更为紧迫。

4. 如何优雅地解决香港问题

首先,应该立即调整讨好式的对港政策。事实证明,用讨好式的政策维系香港经济上的繁荣,并不能带来政治上的归附,反而会滋生香港民众的优越感,加深对大陆的疑虑。本次修例事件之初,“反送中”运动得到香港各界支持,便是明证:香港越是经济优越,越是希望与大陆划清界限、拉开距离。只有停止对香港的讨好、让利、支持,让香港与其他城市公平竞争,才能让香港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懂得珍惜祖国后盾的宝贵。更重要的是,对于香港(以及台湾)的讨好式统战,必然将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的基本盘,甚至让我们失去基本盘群众的信任,这是最大的风险,这里不再展开。

其次,应当旗帜鲜明地支持香港的爱国势力,坚决打击香港的反华势力。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把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的少少的。对港政策不能敌我不分,不能爱国的人很少得到奖励、反动的人很少受到惩罚。以后要做好甄别,对于自己人,要精准支持,让香港人民看到跟着我们走的好处;对于敌人一方,要无情打击,让香港人民看到跟我们对着干的下场。不要被“一国两制”束缚手脚,该管的要大胆地管。比如在香港肆虐的反华教材、公开活动的汉奸人渣,如果香港当局无法压制,那么中央必须出手管制,避免反华势力在香港持续做大。

最后,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但同时积极准备Plan B。香港作为地位特殊的自由港,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有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需要继续维持。但是,本次事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承认,曾经以为香港已经完全回归,可能是一个幻觉。于是,大陆需要培养一个能够取代香港、并且对中华文明确保忠诚的城市,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当香港不再是唯一的香港,那么香港问题就不再是问题。

后记:笔者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香港在经历燃烧弹、霸占机场的高潮之后,逐渐走向波谷。此时,林郑当局宣布了一份极其昏庸的政策:开出191亿大礼包,并且给学生(包括参与暴力的分子)派发现金。这个政策至少会有两个后果:

首先,在给事件定性、严惩暴徒之前,开出礼包,给学生群体派发现金,事实上是“赔款求和”,承认当局失败,而且受益的人并不会感激当局,而是会认为这是暴乱争取来的利益;

第二,正如本文不断强调,香港问题之根源并非在经济,191亿礼包无法平息暴徒心中不满,更会加剧暴徒的嚣张气焰,如抱薪救火,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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