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超越传统地缘战略三角，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战略与安全

编者按 ·  2026.05.28

美俄两国元首一周之内相继访华，中美俄三边互动备受全球瞩目。

作者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互联、全球性挑战的共同压力，以及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使得大国关系从“零和博弈”向“共存共治”转变。中国既可与美国坦诚对话、管控竞争，也可与俄罗斯深化战略协作。这不仅是中国外交艺术的体现，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

2026年5月中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周之内先后访华，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5月14日，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一致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几日后，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之际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当美俄两大国领导人“前后脚”走进北京，世界不禁追问：中美俄关系的底层逻辑是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2026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图源：新华社）

传统战略三角的分析框架及其时代局限

在国际关系学术史上，“战略三角”理论曾是最具影响力的分析工具之一。冷战时期，基辛格等人将中美苏关系描述为一组动态博弈的三角结构：任何两方的接近都被视为对第三方的制衡，三方之间的力量消长与外交组合决定着全球战略格局的基本走向。

这一理论框架之所以盛行，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高度军事化和意识形态化，联盟体系壁垒分明，经济全球化尚未深入发展，大国之间的互动主要围绕安全和地缘政治议题展开。在“非友即敌”的二元思维支配下，三角博弈的逻辑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中美走近以制衡苏联，正是这一逻辑的经典案例。

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时代边界。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战略三角”理论赖以成立的几个基本前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第一，大国之间形成了深度经济互联。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中美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俄贸易额2025年达到2279亿美元并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这种“你中有我”的利益格局使得任何简单的“联合一方对抗另一方”都面临巨大的经济代价。

第二，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地区冲突等正日益成为大国议程的核心，而治理这些全球性难题恰恰需要大国合作而非对抗。

第三，中国的战略选择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既没有走“联美制苏”的老路，也没有走“结盟对抗”的旧路，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新路。

传统战略三角无法解释当今中美俄互动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传统战略三角理论的核心公式是“A国与B国接近必然对C国不利”，那么2026年5月的北京恰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

首先，中美关系的战略缓和并未动摇中俄战略协作的根基。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深刻阐释这一定位的核心要义——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一框架为中美竞争设置了“战略护栏”，降低了全面对抗的风险。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普京紧随其后访华，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5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用三句古诗精准概括中俄关系的精神内核：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中俄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以及约40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发表关于推动“多极世界”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正如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所言，中俄之间的纽带“比传统政治和军事联盟更深更强”。

2026年5月19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图源：纽约时报）

同样，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的高度成熟，也并未妨碍中美在经贸、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此次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经贸团队就稳定经贸关系达成总体平衡的积极成果，双方还就伊朗、朝鲜半岛核问题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表明，中美、中俄、美俄三组双边关系并非零和博弈的“三角”，而是各自具有独立逻辑和发展动力的并行轨道。中国在一周之内从容接待美俄两国领导人，并在两场峰会中都扮演了坦诚对话、务实合作的角色，恰恰说明中国的大国外交已经超越了“选边站队”的传统博弈逻辑。

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战略引领。早在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出，各国应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此后，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主张“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新型国际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到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超越传统大国博弈逻辑、走出一条大国关系新路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在同一周内既能与美国总统坦诚探讨管控竞争、扩大合作，也能与俄罗斯总统深入对接战略协作、深化互利共赢。这不只是外交艺术的体现，更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自觉。

以新型大国关系为方向：构建大国协调互动的中国方案

展望未来，中美俄关系的发展不应重回冷战式的“三角博弈”旧轨，而应向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稳步前行。

让大国关系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共存”，是超越传统战略三角的第一道必答题。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表明竞争性因素虽然客观存在，但完全可以被纳入一个可控、可预期的框架。中美元首于2025年10月在釜山会晤时就曾深刻指出“对话比对抗好”，在此次北京会谈中更进一步提出了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的“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这些问题不仅是对中美两国提出的，更是对国际社会所有大国发出的时代考卷。中俄关系的实践同样提供了富有启示的答案：两国将双边关系明确定位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普京在访华前的视频讲话中郑重强调，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从华盛顿到莫斯科，从竞争管控到互利共赢，一条摒弃冷战思维、超越零和逻辑的大国关系新路径，正在北京的对话桌上渐次铺展。

让中国担当大国关系的“稳定器”与“桥梁”，是时代赋予的角色与使命。美俄领导人先后访华，已清晰表明中国正成为当前大国协调中不可绕开的战略枢纽。这种密集的大国外交安排反映出全球权力结构正在进入新一轮深度调整期，表明中国正在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加速转向“形塑者”。然而，这种枢纽地位绝非来自“选边站队”或“拉一派打一派”的传统博弈技巧，而是根植于中国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乱局，中国始终秉持劝和促谈的公正立场，与各方同时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就中东海湾局势明确指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一个既不被地缘私利绑架、也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公道正义为尺度的负责任大国，其所赢得的信任与尊重，恰是枢纽地位最坚实的道义基石。

特朗普访华前，伊朗外长访华会晤王毅，中方呼吁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图源：BBC）

让制度性合作筑牢大国关系的长期根基，是行稳致远的务实路径。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固然关键，但没有机制化的保障，再好的共识也可能因时移世易而损耗流失。此次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以法律形式为两国世代睦邻友好提供了制度支撑。普京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两国领导人还共同通过了一份关于推动“多极世界”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在中美方向，双方同意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系统规划。将元首共识转化为制度安排，将政治意愿固化为机制保障，将临时性沟通升级为常态化协调，这是降低误判风险、增强关系可预期性的根本之策，也是“新型国际关系”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共识走向行动的关键一步。

结语

美俄领导人“前后脚”访华并非传统“战略三角”逻辑的复活，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新时代开启的标志：大国关系的底层逻辑正在从“零和博弈”加速转向“共存共治”。这种转变绝非国际政治的偶然，其根本动力源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互联、全球性挑战的共同压力，以及中国坚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不懈努力。站在2026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国际社会有理由期待：当越来越多的大国意识到“世界的宽度足以容纳共同繁荣”时，一条超越传统博弈、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关系新路，将在北京这个起点上越走越宽。

本文作者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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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王炳云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王希圣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