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独一无二！不同于“国军”，不同于苏军

来源：微信公众号“党人碑茶馆”

油画《淮海战役 第三阶段总攻包围圈》，1951年，王流秋 绘

淮海战役期间，我军创造了“即俘即补即战”的奇迹。

往往诉苦会一开，让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畅所欲言，谈谈他们怎么被抓的壮丁，在旧社会和反动军队里吃过哪些苦？多数人都会哭得一塌糊涂，把憋在心底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苦难，倾泻而出，然后化悲痛为力量，重新拿起枪，与造成他们个人苦难的总根子——反动派斗争到底，汇入砸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时代洪流中去。

华野一纵二师七团某连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当晚陆陆续续从包围圈里跑过来二十多人。

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发出“层层包围，只有投降”的忠告。

一早，炊事班长过来送饭，连长把这批“新同志”交给炊事班长带回去，嘱咐让他们吃顿饱饭。回到伙房，炊事班的同志赶紧做饭，同时大家伙一起对新同志，进行教育。炊事兵就有解放战士，也就是参加解放军的前国民党军士兵。这些“老同志”对新同志现身说法，让新同志深受感动。

吃完饭，炊事班长做总结发言，对新同志们说：“你们弃暗投明，是死里逃生，包围圈还能维持多久，靠飞机投的粮食你争我夺，甚至互相残杀。当官的层层克扣军饷，当兵的一天喝不上一顿稀粥，看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再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冻死，白白为蒋介石卖命。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官兵平等……”

老班长身边的小王，就是解放战士，刚才跟着去送饭，一路上就跟新同志聊，到伙房里继续聊，仍然意犹未尽，有说不完的话。

淮海战场，我军战场喊话，敦促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

不等老班长说完，小王忍不住插嘴，说：“我也是刚解放过来的，班长待我像亲兄弟，可是国民党部队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我在那里受尽了压迫，吃尽了苦头。我家里穷，种了一亩地交了租就不够吃，母亲有病不能劳动，妹妹还小，保长硬把我拉来当兵，我日夜想念母亲和妹妹，几次逃跑都被抓回来，打得皮开肉绽，最后一次被打得昏死过去，扔在野外，幸亏被几个老乡救回来。”

说到这里，小王失声痛哭，讲不下去了。

新同志非常感慨，哪个没在旧社会和反动军队里吃过苦，挨过揍？

在陈官庄战场，解放军在坚固宽大的战壕里做饭和休整。

顺便他们也感慨，要在国民党军队里，班长没说完话，你插嘴，没大没小没规矩，分不清个大小王？少不得又是一顿揍，在解放军里，小王不但没挨揍，班长和其他老同志还不断安慰他，就像亲兄弟一样。

就这样，一个早上，一顿饱饭，一场诉苦会，二十多位新同志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入解放军，大家纷纷表示：“我们绝不再为蒋介石卖命了！”

七团在淮海战役前，仅1700余人，战役一、二阶段伤亡1300余人，伤亡76.5%，绝对是伤筋动骨，元气大伤。

淮海战役，我军发起进攻。

按照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崩溃的理论下限是30%伤亡，伤亡超过此数则无法完成任务。即便是最强悍的部队，坚持到70%的累计伤亡，也扛不住了。

但是七团非但没“崩溃”，反而连续作战，越战越勇，越打越强。第二阶段结束，全团扩充到2700余人。许多连队，战前都只有七八十人，后来扩充到120多人，有的连队除了正副班长，其余都是解放战士，甚至正副班长都有解放战士的。

比照华野、中野战后的统计数字，七团这样的部队，此时解放战士能达到80%以上。

按“理”说，这样猛烈“兑水”的部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

我军冲击碾庄黄百韬兵团司令部。

然而，经过20天的敌前休整，雪地练兵，一方面苦练打仗本领，另一方面以连队为单位，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内容，以自我教育为主要方式，广泛开展诉苦活动。新老战士，士气高涨，团结互助，蔚然成风。第三阶段总攻开始，七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向国民党军王牌第五军防守的主阵地罗河堤（位于陈官庄以北，今河南永城境内，属邱、李两兵团结合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发起猛烈的连续进攻，迫使第五军四十五师7000余人投诚。

战后，团保卫股长章洪珊同志在总结材料中，这样写道：“蒋军士兵绝大多数是穷苦出身，被迫当兵，并深受欺压。通过诉苦教育，激发阶级仇恨，提高觉悟，转变立场，使他们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样，就可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国民党军的士兵变为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问题来了，我们反向思考，我军可以消化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国民党军能不能消化我们的被俘战士呢？

解放战士赵庆功向指导员请求任务，要求分发子弹，参加战斗。

我知道会有读者，举金门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军被俘人员在台的例子。但那属于极端现象，国民党军又是威胁恐吓，甚至身上刺字，又是拆散打零，更不许再拿枪，谈何成功消化呢？

正常的情况，恐怕正如蒋介石自己所说的，才是真相。

1947年5月19日，蒋介石在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学员讲话中说：“去年七月间，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的时候，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后来该师师长张灵甫来见我时，我曾当面警告他：‘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他说：‘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作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我说：‘作杂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哪知他并没有作到，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一遇到猛烈炮火，阵地就生混乱，听说有杂役兵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发生。”

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士兵

同样对国民党军改造我军被俘人员不乐观的，还有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的徐永昌。

1948年7月22日，蒋介石视察太原，给困守孤城的阎锡山打气。徐永昌出身晋军，又是阎锡山的老朋友，俩人曾做推心置腹交谈。其间谈到了我军的诉苦会，估计阎锡山提出了“应对之策”，但徐永昌颇不以为然。

在当天日记中，徐永昌写道：“亦有言共党俘虏国军士兵即时编入部队作战，我则不敢，且对被俘官兵之逃回或被释放者亦均加以严格检训。前节谓彼每班皆有可靠五六人为之作督察云云。我何以每班不能有可靠者？即此一节，虽曰言训练，岂非胡扯！后节则证明国军一片散沙，非层层节制之师明矣，国晋（指中央军和晋军）皆然。”

《徐永昌日记》相关内容

说到底，这是阳谋，摆在这里，反动派也学不会，因为他们的阶级属性放在那里，反人民的本性使然，怎么可能学会呢？

随着这个思路，我们走下去，苏联红军作为“老大哥”，在政治工作上，与我军有没有差异呢？

众所周知，我军的政治工作师从苏联红军，但是从井冈山斗争开始，我军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并走出了中国特色。这其中的原因，我就不讲了，讲了很多了，讲讲中苏两军政工差异的对撞吧？

1955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进行的抗登陆战役演习。

解放战争中，我军的诉苦大会。

三十八军一一三师的苏联顾问就非常不理解，怎么中国军队的政工干部，跟我们区别这么大，于是意见很大，跟我军的军事干部、政工干部经常吵架。

问题反映到师政治部主任徐炜同志那里，连夜开了个会，召集政工干部说说具体情况。

三三八团二营教导员说：“苏联顾问说，苏军条令规定，上级军官到部队去，下级军官和士兵要列队欢迎。我每天要到连队去好几趟，怎么好意思老让大家列队鼓掌欢迎。”

淮海战役中，群众踊跃支前的独轮车队。

三三九团政治处主任说：“我们在阵地上用小喇叭喊口号宣传鼓动，苏联顾问说这不保密不正规，让我们用报话机喊，可阵地那么大，报话机声音那么小，谁能听得见，再说班排哪有那玩意。”

炮团政治处副主任说：“我们开展军事民主，让班排讨论作战方案，研究打法，献计献策。苏联顾问说，这不行，对上级作战方案不能乱议论，要绝对服从。”

不久，徐主任遇到苏联顾问跟三三七团政委孙玉山吵架，起因是团长文化水平低，请孙政委代为报告，毕竟孙政委也属于军政双优，从基层摸爬滚打出来的，但苏联顾问不干了，说政委是管文体活动俱乐部的，不能参与军事指挥。

解放战争中，我军所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

徐主任无奈，只好跟苏联顾问，讲起了我军的战史，讲了孙玉山同志在抗战到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怎么打仗的，最后总结说：“我们解放军的传统是军政不分家，军事干部要做思想工作，政工干部也要指挥部队打仗。”

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很多战争题材的影视剧，都成了“神剧”，一个标志就是政工干部，既不会做思想工作，更不会指挥打仗。

当然这背后是啥原因，人家具体啥想法，咱也不敢问，更不敢细想，因为细思极恐啊！

政委管文体活动俱乐部？

谈心会上，战士给干部提意见。

部队出身的同志，看到这句估计要笑掉大牙，但当年苏军顾问和今天不少网上线下的糊涂蛋，真就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顺着这个话题，即政委是否等于俱乐部主任，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变修的，苏军是如何从胜利之师到崩溃之师的。换言之，其实这是个很好的角度。

无独有偶，解放初期，时任西北军区副政委的廖汉生，面临一个新情况：学习苏军经验与坚持我军特点，如何做到不走歪？

经过诉苦教育，战士觉悟普遍提高，各连队纷纷宣誓：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

苏军在西北军区的政治顾问霍洛托夫是位好同志，但这位苏联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传统却不大了解，严格要求我们按照苏军条令，把政治工作当成是俱乐部的工作，是开展吹拉弹唱等娱乐性、辅助性的活动。

有次，廖汉生陪同霍洛托夫到军区政治部讲话。后者讲了一大通，都是讲如何办好俱乐部的事情。霍洛托夫整天忙着搞俱乐部，在全区各个单位普遍建立了俱乐部，经常组织阅读、舞会、文艺表演、体育比赛等活动。

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用切身经历教育战士不忘阶级苦，为劳动人民报仇雪恨。

一开始，我们非常支持霍洛托夫的工作，但是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苏军俱乐部开展的这些活动，对于活跃部队气氛、丰富士兵生活，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这些活动仅仅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军政治工作更重要的内容，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统一思想，激励士气，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说起来，如果我们看廖汉生将军的简历，就会发现他是一位典型的我军军队政工干部。

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

最早参加红军，一直在贺龙同志的大姐贺英烈士的游击队，廖汉生都是军事干部，转入主力后，却转型为政工干部。

没人去教，党需要你做政工干部，而且还要做好，所以廖汉生同志就向我军政治工作制度的老师——苏联红军学习，搞了一本翻译的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党人碑注：1930年刘伯承在上海主持翻译、校译），揣在随身背的皮挎包里，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政治委员，完全是“筷子里面选旗杆”，并不比其他人高多少。

今天我们很难相信，入党刚一个来月，一年就当上师政治委员，才23岁的小伙子是怎么创造这样的奇迹？

我军的经济民主，按时公布伙食账。

一方面是夏曦“左”倾错误路线破坏，军队政治工作亟待恢复的环境使然，另一方面我军作为一直新型人民军队，一切都在探索期，年轻人敢想敢干，就这样走下来了。

如果是我的老读者，就会发现，廖汉生这样军事干部转政工干部，以及军政干部无缝对接，不断转换的例子，并不少见。

由此，廖汉生开始研究中苏两国革命军队政工工作的区别，得出了一个结论：苏联变了，变在以军事首长负责的一长制代替了原先的政委制度。

淮海战役中，奋勇冲锋的我军战士。

与之相反，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的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

这个制度，从根本上说，也是从苏联红军学过来的。

苏联红军最早是从原沙皇俄国的白军起义过来，初期，为了将其改造成无产阶级的军队，在继续使用原白军军官的情况下，各级都派驻了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委员，以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和对军事指挥员的监督，当军事指挥员与政治委员决策分歧时，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以后，红军完全建立起来了，他们就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军官改为副职，协助军事指挥员处理内部有关政治方面的事务。

油画《支部建在连上》，1977年，高泉 绘。

我军初创时期，一部分是由党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部队起义过来，大部分由党所组织的游击队发展起来，因而一开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我军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负责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政治工作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由此我们可以画一个重点，为什么我军相较国民党军队和苏联红军，体现出新型人民军队的特点，所谓新型人民军队，不是你的武器多新，多厉害，关键不在物而在人，即如何做好的人的工作。

油画《三湾改编 人民军队党指挥》，1977年，许宝忠、李泽浩 绘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我军一路走来，不断地制度创新，党委制、“支部建在连上”制、党管干部制、政治委员制（时称党代表）、军政双首长制、军内民主制等政治工作基本制度全面建立起来，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础，使得党可以通过每一个支部，抓基层，抓基础，建阵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正如教员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讲过的，这是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之相对应的基层视角，就是三湾改编后，作为教员发展的第一批工农出身的基层党员的普通一兵赖毅。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一九二八年毛主席在桂东沙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油画，1975年，彭彬、何孔德、高虹 绘

秋收起义后，部队边打边走，人员锐减，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悲观消沉和急躁盲动的思想情绪并存，逃跑成了公开的事。赖毅发现，军事上的总负责人卢德铭同志牺牲后，起义部队中不断发生逃跑现象，体现了党对这支部队缺乏有力的领导。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军事主官手里，各级政治工作者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

如此下去，就是散帘子，就是失败了。

关键时刻，教员同志站了出来，力挽狂澜，向士兵进行思想教育的第一课，就是明确打仗的目的。

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油画《古田会议》，1972年，何孔德 绘

换言之，只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人民军队的人民属性不动摇。

关于这点，教员同志也有句话讲得好，他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读懂这句话，就掌握了一把了解历史和现实的钥匙。

为什么我军在历史上能战胜强敌，今后仍将无坚不摧，为什么这些年来有些势力，一定要抹杀党的领导，贬低和抹杀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要把人民属性从人民军队头上，千方百计地夺走，甚至戴到敌人的头上，混淆视听？

人民军队忠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