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市值垫底，但浙商银行依旧有一个“一流银行梦”

2004 年，浙商银行正式成立，其前身可追溯至 1993 年成立的浙江商业银行。

彼时，浙商银行便确立了清晰的发展愿景，建成一流商业银行。

2026 年 3 月，在浙商银行召开的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董事长陈海强再次强调，新班子将锚定 “一流商业银行” 的愿景推进工作。

不过，历经二十余年发展，从股份制银行核心数据来看，浙商银行距离这一愿景仍有显著差距。

市值维度，截至2026年5月，在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浙商银行市值排名倒数第一，估值长期处于行业低位。

综合排名方面，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银行业前100名单》，浙商银行排名低于宁波银行，同样也处于靠后梯队。

所以，浙商银行，离一流商业银行还有多远？

近年来，浙商银行的规模，的确在持续扩张。

据浙商银行财报，2025年其总资产达到3.4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68%；2026年一季报，总资产已突破3.7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64%。

不过，规模增长是一方面，但规模扩张的同时却未转化为效益提升。

企业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均出现十余年首次双降。

财报显示，2025年，浙商银行营业收入同比下降7.59%，这是上市以来第二次出现营收负增长；归母净利润同比减少14.85%，则是继2020年后，再次出现利润下滑。

更关键的是，这并非单一业务波动，而是收入结构整体承压。

2025年，浙商银行利息净收入同比减少近7亿元，非利息净收入缩水约44亿元。

其中，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变化，在于交易性金融工具公允及价值浮亏。

2025 年，浙商银行交易性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出现约 26.4 亿元的浮亏，直接导致公司整体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由 2024 年的盈利转为亏损，对利润表产生直接冲击。

来源：浙商银行年报

与此同时，资产质量虽然表面改善，但内里并不轻松。

截至2025年末，浙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从1.38%下降至1.36%。但另一边，不良贷款余额却从2024年末的254.94亿元增加至260.37亿元。

换句话说，不良率下降，更大程度上是资产规模扩张后的“稀释”，而不是风险真正减轻。

进一步拆分来看，公司贷款不良率由1.36%降至1.10%；但个人贷款不良率却从1.78%升至2.45%，零售风险正在加速暴露。

与此同时，逾期贷款金额也由335.11亿元增长至347.13亿元，逾期率维持在1.81%的高位。

这意味着，浙商银行当前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增长放缓”，而是资产扩张、盈利能力与风险控制之间，开始出现稍显失衡。

相比于经营层面的失衡，更值得关注的，其实还有银行的合规问题。

因为对于银行来说，规模和利润的波动，或许还能归因于周期；但合规问题频繁出现，往往意味着内部风控与管理体系存在更深层隐患。

而这，恰恰也是浙商银行过去几年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至2021年三年间，浙商银行累计被罚金额已超过1.8亿元。

近年来，这种情况似乎也并未明显改善。

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浙商银行因信贷违规、业务管理不审慎等问题收到21张罚单，全年罚没金额超过4600万元，较2024年明显攀升。

其中，上海分行因15项违法违规事实被罚1680万元；总行则因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不审慎，被罚1130.8万元。

进入2026年后，罚单依旧不断。

2月，台州分行因员工与客户发生非正常资金往来、流动资金贷款被大量变相挪用，被罚90万元。

4月30日，青岛分行又因违规开展总行禁止办理的业务、背景审查不严、房地产贷款管控不审慎等问题，被罚19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其实并非单纯的操作失误，而是高度集中于信贷管理、贷款流向、房地产业务以及内部审查机制等核心环节。

而这些领域，恰恰又与浙商银行此前暴露出的资产质量压力，存在直接关联。

换句话说，第一部分提到的盈利承压与风险暴露，并不仅仅是市场环境变化导致，其背后同样折射出内部风控能力的不足。

除了监管层面的处罚，消费者端的投诉同样在增加。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目前关于浙商银行的投诉已超过1100条，问题主要集中在暴力催收、收费不透明等方面。

来源：黑猫投诉

与此同时，其投诉回复率仅约11%，处理效率也相对较低。

对于一家希望迈向“一流商业银行”的股份行而言，规模扩张或许并不算最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建立起与规模相匹配的风控、合规与服务能力。

面对经营与合规压力，浙商银行也开始尝试调整。

2025年下半年，浙商银行迎来管理层重组，正式进入“陈吕时代”。

11月，自基层成长起来、获聘行长仅半年的“70后”干部陈海强，正式出任党委书记，并被提名为董事长；12月，吕临华空降接任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及行长。

新老管理层完成交接后，浙商银行开始强调“专业治行、专家治行”，试图从过去偏激进的扩张逻辑，转向更加审慎的经营路线。

这种转向，很快反映在内部经营层面。

2025年，浙商银行员工成本同比下降5.02%，员工总数减少210人，人均薪酬同比下降约9%。

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在盈利承压背景下，银行开始主动压缩成本。

但问题在于，银行经营本质上仍然高度依赖人的积极性。

当传统扩张思维与新管理层强调的审慎合规理念发生碰撞后，业务端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倾向。

部分基层员工容易“不敢放贷”，风险偏好快速收缩，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正常业务拓展。

与此同时，内部治理体系也在同步调整。

新管理层推动精简高管架构、推行扁平化管理，但空降高管与内部成长干部之间的磨合、新旧经营理念之间的冲突，短期内很难完全消化。

而过去多年分支行频发的高管违纪与窝案问题，也意味着，浙商银行真正需要重建的，并不仅仅是业绩，而是内部风控文化与组织信任。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浙商银行当前的发展空间，其实已经越来越受限。

一方面，资本约束下，总规模扩张空间有限；另一方面，拨备释放也已接近极限，传统依靠规模扩张和利润调节获取增长的路径，正在逐渐失效。

在这种背景下，浙商银行能够押注的方向，开始转向科技与精细化运营。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董事长陈海强提出，要从“科技是科技部门的事”，转向“科技是全行的事”。

背后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于如今的浙商银行来说，真正缺少的，或许已经不是规模，而是如何在风险、效率与盈利之间，重新找到平衡。

而这，也决定了其距离“一流商业银行”的愿景，或许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从规模扩张到盈利承压，从风险暴露到合规整改，浙商银行如今面对的，早已不只是增长问题，而是经营逻辑的重塑。

对于浙商银行而言，科技，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与“一流商业银行”的差距，不在资产规模上，而在于能否真正建立起与规模相匹配的盈利能力、风控体系与长期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