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之外：日本人的本性

    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部日剧《东京爱情故事》里，由铃木保奈美饰演的女主角赤名莉香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的“海归”身份——也许正是这一特殊之处，一位新生代日本女性一反传统形象，在公共场合的办公室积极而大胆地追求爱情，似乎有了可以解释的根据。倘若人们记住的是那个特立独行的赤名莉香，她恐怕很难称作是日本的赤名莉香。因此，让赤名莉香烦恼不已的，便是被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上下打量。

    从某国经典文艺作品中了解某国，这对我来说是一条坦途。前几年疫情期间，一部名为《母亲》的日本影片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该片改编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讲述了一位厌恶社会、沉迷酒精与赌博、私生活混乱的单身母亲秋子，用控制孩子及同居男性的方法谋生。一直供给秋子金钱的父母与她断绝关系后，遂酿成了在唆使下17岁的外甥杀害外祖父母的惨案。

    相较于“日本人”留给我们“菊与刀”的刻板印象，赤名莉香和秋子显得更为接近是血有肉真实的日本人。由此我不禁感慨，对邻居究竟是一群什麽样的人，我们了解的并不多。我直觉赤名莉香和秋子她们其实是同一“人”，而且是典型的日本人，尽管她们之间隔了一两代人，但是撇开教育背景、经济兴衰等浮华表象，她们有一个鲜明而强烈的共性：有自己的活法，或者说为自己而活。这就是我认识到的“日本人”。

（一）

    上个世纪末，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1934—2021）曾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民意调查，由此对各个国家人们的不同价值观进行对比研究。调查中，日本人的特征被描述为：不愿意为国家而战；不以身为日本人而骄傲；不迎合甚至是厌恶权力或权威。有分析家指出，这或许受到了战争以及“自虐史观”的影响。通过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地图，我们却发现，这个结果反映出日本人的极端世俗性和整合性。

    举一个典型的调查问题为例，就是关于“人生的目标”的提问。这个提问包含四个选项，分别是：（1）父母（曾）将以我为骄傲当作是人生的目标之一；（2）想活得更像自己，而不是去迎合他人；（3）为不辜负朋友的期待而努力；（4）自己的人生目标由自己决定。

    日本、韩国、中国和美国4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和中国人不仅仅将“自我实现”作为人生的重要目标，而且认为“父母的骄傲”和“不辜负朋友的期待”也是人生的重要目标。他们对家庭和社会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或说责任感）。美国人并不关注朋友（社会）的期待，却想让家庭成员以自己为骄傲。

    与三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认为，即便有悖于家庭和朋友们的期待，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由自己决定的，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要活得更像自己。至少在这四个国家中，最具“个人色彩”生活着的是日本人。

    看到这样的“日本人的本性”，日本的保守派们可能会勃然大怒地说：“这是因为战后日本的民主教育之错。”然而，日本人在战后真的就失去了“日本人的骄傲”，而变成个人主义了吗？

    我们只要看一看自明治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战争历史，就会发现，很显然不能说“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的国民”。到了战后，日本人突然变得“厌战”了，因此，战前和战后之间肯定有着决定性的“鸿沟”——持这种观点的要以精神分析学家岸田秀及其著作《“躺平”精神分析》（也译为《懒汉精神分析》）的阐述为代表。

    根据岸田的阐述，所谓“国家”是一种人格，日本的“自我”由于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员佩里（1794—1858）来航——开始与西方的接触——的冲击而遭到破坏，再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分裂。战前和战后，日本的“人格”完全改变了。

    然而，即使不提及可疑的弗洛伊德理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下的“战前”和爱好和平的“战后”是有其一贯性的，这通过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世俗的民族这一点可以加以说明。所谓世俗就是计较得失，简言之，就是“如果有益的话就去做，但绝不做无益的事”这种社会风气。

    战前，日本采取的是长子继承家产的风俗，那是人们还十分贫穷，在农场，次子、三子或是参军，或是移民美国、巴西，他们没有其他的生活下去的方法。女儿如果能够在工厂里获得一个工作岗位，算是幸运的，绝大多数的女子或前往大都会当佣人，或出卖肉体。对这种生活状态下的战前的日本人来说，将南下和东进殖民都是为了增加生存的选择项，这被当作“有益的事”。正由于他们极其世俗，因此狂热地支持国家“进出”亚洲。

    然而，其结果是非常悲惨的。在上个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十年战争中，日本人的死亡数字达到300万，广岛、长崎受到原子弹的袭击，整个日本的城市都被夷为废墟。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战争是极其“无益的事”。我们再看一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很多的美国士兵陨命阵前，美国似乎从中没有得到半点儿收益。

    如此看来，战前变身为“一亿火球”走向战场的日本人成了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即便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他们也不会拿起武器。日本人的“人格”并非像安田秀说的那样，战前和战后是分裂的，他们的世俗性的人格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二）

    日本人的“人格”当然不是几十年之内就可以形成的。那么，它缘起何时呢？一切得要从万叶时代（约629 — 759）去寻根。

    已故的日本佛学家中村元（1912—1999）能够流利地说一口梵语、巴利语和汉语，是类似中国季羡林那样的一代学问大师。他在印度、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本土查阅大量的文献，从文化接受的角度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的认识（思维）结构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调查。根据中村元的看法，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中国汉译佛经时发生了中国化，传入日本时又一次发生了日本化的改变。这是因为在各自的国家，人们只接受符合于那个国家的人们所具有的认识结构的思想。

    那么，佛教刚刚传入日本时是如何被“加工”的呢？

    中村指出，最澄（767—822）、空海（774—835）等平安时代初期的留学僧们一开始是完全不会讲汉语的。从日本到中国的留学僧们在留学前没有机会学习语言，加之留学时间又短，因此只能通过笔谈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

    这种语言上的束缚迫使他们只能通过对汉语的翻译来理解佛教的思想。而翻译者们并非将汉语按照原文进行直译，而是自己先“嚼碎”了，再“喂给”民众。加上，汉语“不注重”文法，只要改变断句就有可能使原意“支离破碎”。总之，日本的佛教学者将汉语当作一种密码，对它进行随心随意的“解读”，借此生发出自己的思想。

    中村说，日本的佛教是将印度佛教（原始的）彻底世俗化的一种宗教。

    印度的思想以其严酷的自然为背景，认为此世乃秽土，将来世看作极乐净土，通过在极乐净土的修行而达到佛的境地。但是，对喜爱风光明媚的自然风景的日本人来说，他们是完全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是秽土的思想的。于是，日本的佛教学者省略掉一步通往佛的步骤，将现世升格为极乐净土，人死后不仅马上可以成佛，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即身成佛”的思想，即活着的肉身也可以获得最终的觉悟。当时，日本人只对灵验的神感兴趣，因为他们想不费辛苦就寻求到灵验的速成之道。

    这种极端的世俗性就是“日本人的本性”，为了说明这一点，中村元从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引用大伴家持（718—785）的和歌：“此世若快活，来世变虫鸟，我也不在乎”。

    只要现在快乐，来世再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从万叶时代起，日本人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了。江户时代的封建制在进入明治时代后发生变化，战前的天皇制到了战后转变成为民主制，但日本人的价值观一直没有移变。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可以更好理解“社会”在日本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约束性看似很强，不是因为日本人有着很强的社会向心力，而是恰好相反，因为日本人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的”色彩。他们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就不会被融入进已经存在的共同体中。事实上，可能从更为远古的结绳记事起，日本人就讨厌“社会”。因此，他们对“上”口是心非，对压抑个人欲望的“权威”极其厌恶。

    从刚刚战败起，日本人就开始写“敬启者，麦克阿瑟将军”，恳求美国将日本纳入其所属，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人的“自我”开始分裂，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可以带来“益处”。日本人只认可灵验的神和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权威，人们的价值观不会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发生移变，更遑论教育或野心政治家的无益鼓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