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春天里幽默地骗科研经费｜一个物理学家的漫游笔记

中欧小城萨格勒布人口不多，但近代以来至少诞生过两位跨学科的博学者和科学奇人。这里没有喧嚣和内卷，人们用幽默对抗世俗，用人性丈量价值，尽管在当今世界存在感不强，但却是科学家来了不想走的地方。

撰文 | 卡洛

克罗地亚是一个小国，不到400万人，其首都萨格勒布（Zagreb）更是一个小城，只有不到80万人，但不论是绿油油的萨瓦河水和两岸满眼绿树，还是巴尔干春天里梅德韦德尼察（Medvednica）山坡上缓缓铺开的城市，不论是圣马可教堂（St. Mark's Church）屋顶上乐高风的彩色瓷砖拼成的克罗地亚和萨格勒布的徽章，还是城中大小咖啡馆里闲坐聊天和晒太阳的人们，都自发和毫无保留地散发着两个字——舒服。萨格勒布是让人生活和体会的城市，这里的尺度是用人的尺度和人性的尺度来丈量的。

（左图）春天里的萨格勒布，主教座堂的尖顶因为2020年地震受损仍在维修，但是在巴尔干春天明亮的阳光和云朵的衬托下，古城仍然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图源：wikipedia；（右图）上城区（upper town）圣马可广场上的圣马可教堂，教堂的屋顶用瓷砖清晰地拼贴出两个巨大的纹章，左侧代表克罗地亚国家，右侧代表萨格勒布城市 | 图源：笔者拍摄

两个有趣的人文主义科学家

我正是在巴尔干的春天里来到萨格勒布，此行是来访问鲁杰尔·博斯科维奇研究所 (克罗地亚语：Institut Ruđer Bošković，简称 IRB 研究所），这是克罗地亚最大的自然科学、生物医学以及海洋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说起被用来命名研究所的鲁杰尔·约瑟普·博斯科维奇（Ruđer Josip Bošković，1711–1787），真是一位奇人。

此公乃是克罗地亚历史上最杰出的跨学科思想家，博学者（polymath）, 是具有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精神的人文主义者 (humanist) 和诗人，是克罗地亚的莱布尼兹。他在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哲学和外交领域都有极高成就，比如发现月球上没有大气，发明了计算行星轨道的几何方法，并率先确认了天王星的行星地位。但他也是一位虔诚的耶稣会神父（Jesuit priest），身为教廷的“科学顾问” 曾应用力学原理成功加固和挽救了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曾做为外交使节出使伦敦，晚年受法王路易十五邀请出任法国海军的光学总监，完善消色差望远镜。

但是IRB研究所之所以用鲁杰尔·博斯科维奇的名字来命名，还要说到另一位克罗地亚奇人、博学者（polymath），也就是研究所的创始人伊万·苏佩克（Ivan Supek，1915–2007）。此公是克罗地亚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哲学家、作家和人文主义者，也是克罗地亚现代科学体系的奠基人，并因其坚定的反战立场而为世人所知。苏佩克的本行是量子物理学，他是海森堡的学生，1940年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运用量子力学方法研究凝聚态物理，研究工作涉及金属在低温下的电导率和电子-声子相互作用对金属电导率的影响。

同时苏佩克也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在1934年至1936年期间，作为学生的他曾受命从维也纳秘密运送一个公文包给一名地下工作人员。多年后他才意识到，那个人正是后来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Josip Broz Tito 1892-1980) 同志。1941 年 3 月苏佩克因参与反法西斯活动在莱比锡被盖世太保（Gestapo）逮捕，是海森堡以及魏茨泽克等人积极奔走介入才把他救出。

获释后，苏佩克拒绝留在莱比锡继续为海森堡担任助手，返回当时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并于 1943 年秘密加入南斯拉夫游击队（Partisans）利用自己的科学家身份作为掩护，为抵抗组织工作保护克罗地亚的文化与科学火种。据说在1943年纳粹占领之下的萨格勒布，当时已经是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领袖的铁托曾在苏佩克的帮助下躲过盖世太保的搜捕（据在IRB研究所的朋友们说，铁托就藏身在苏佩克的家里），苏佩克对于铁托可以说是反法西的革命战友和救命恩人了。

战后苏佩克为了改变克罗地亚落后的科学研究水平，于1950年筹建并创立了克罗地亚最顶尖的科学研究机构——鲁杰尔·博斯科维奇研究所（IRB），而彼时已经作为南斯拉夫国家领袖的铁托为了报答苏佩克的救命之恩，不但从经费和资源上给予全力支持，并且让苏佩克在研究所的方向上具有获得很高的自主权。而苏佩克提议以博斯科维奇的名字命名 IRB研究所，正是因为他将博斯科维奇视为物理学、哲学与人文主义结合的典范，视为他要效仿的先辈。他要推广博斯科维奇的科学遗产，让科学家具有人文的精神，通过科学研究推动人道、人性与社会的进步。

但是苏佩克和铁托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铁托和军方的将军们想让研究所发展南斯拉夫的核武器，把 IRB研究所打造成曼哈顿计划里洛斯阿拉莫斯一样的机构，此事和作为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苏佩克的信仰相违背，他深知原子武器的危险，更认为与其把有限的国力浪费在毁灭性的武器上，不如利用这笔钱建立起克罗地亚的现代物理学和生命科学基础。

为了化解矛盾，苏佩克想出一个极有智慧的解决办法，他提出不能只发展核物理，而是应该同时推进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等平行的研究部门，遂雇佣了大量的生物学家，化学家甚至电子学和生态学家，名义上是为了建立“辐射防护系统”，实质上是用生物学还有其他学科稀释核物理，将原本划给“原子能研究”的经费分摊到生物学、化学和电子学等部门，客观上让潜在的曼哈顿计划转型成了一个综合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心。这种“稀释科学”的幽默感，也真是克罗地亚人有趣性格的体现，但是幽默的背后，是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和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悯。

IRB研究所的朋友们甚至还向我讲述了一些近似于滑稽的桥段，苏佩克当时建立IRB的真正目的是要推动基础科学、生物学和和平利用核能，而不是为军方造炸弹。他想到生物学研究细胞核（cell nucleus）, 核物理研究原子核（atom nucleus），反正都是“核” （nucleus），遂在撰写经费申请和汇报工作时，大量使用“核研究”、“核结构”和“核能应用”等词汇，但并不讲明是哪种“核”，而军方的将军们看到连生物学家都响应国家号召向核进军，遂毫不吝啬地拨发巨款，甚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优先保证研究所的需求。这位有趣的所长就是用这样近似戏谑的方式混过了1950年代的动荡岁月。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科学态度，也让苏佩克日后成为了克罗地亚最受尊敬的具有良知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领袖。

但是到了1958年，这样拖延和稀释的手段也用到了极限，南斯拉夫军方和秘密警察开始怀疑，为什么投入了这么多钱，连原子弹的影子都没看到？当他们意识到苏佩克是在利用军费搞基础生物研究和和平利用核能时，压力终于从铁托和国家机器铺面而来。苏佩克不得不公开表明自己“和平发展科学，而不是为了将军们制造炸弹”的立场，他也因此被迫从自己创建的研究所辞职，回到了萨格勒布大学，通过哲学、科学和文学继续表达自己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后来到了1970年的克罗地亚之春时，他更因为公开批评铁托的独裁统治和对于公民自由的压制，最终和政府决裂。

当然，他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972年到1989年，他从公众眼中消失，无法发表论文或者公开讲课，但即使如此他也拒绝流亡，仍然留在萨格勒布进行文学创作，试图在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寻找平衡。可以说这样具有人文和人道思想的博学者苏佩克，在他的时代是寥若晨星的少数者，也确实称得起是鲁杰尔·博斯科维奇的传人。在经历了南斯拉夫解体和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的动荡岁月之后，他终于在生命的尽头看到了自己的国家，自己创立的研究所，自己提倡的事业走上正轨：IBR 研究所成为了多学科的机构，研究领域涵盖了理论物理、分子生物学、海洋研究、核物理及电子学等。苏佩克一生的坚持也终被认可，他成为了克罗地亚现代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象征。

也正是有了苏佩克的智慧和坚持，今天我来IRB 研究所访问的时候，才能既可以和研究量子多体纠缠、量子场论的同行们交流自己具体研究工作中的结果和问题，也可以听到可再生能源的新型功能材料研究进展，还可以和所里的研究人员坦诚地讨论克罗地亚天主教神父斯泰皮纳茨（Stepinac，1898—196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纳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势力、南斯拉夫游击队各方势力的错综环境中，扮演的具有争议的角色的历史功过，更可以听到他们向我绘声绘色地讲述苏佩克当年充满智慧和幽默地“稀释科学”的故事。几天时间下来，让人眼界大开，这些放松和快乐的克罗地亚人，爱好广泛、思维活跃，有趣到了甚至有些魔幻的程度，就像萨格勒布这个只有不到百万人口的魔幻小国的大城市。

（左上图）在上城区（upper town）的观景台上看到铺开的红色屋顶和远山，春天的阳光让人觉得这样的春天会一直继续下去。（右上图） 下城区（lower town）亮黄色的萨格勒布艺术馆，漂亮的新艺术主义风格建筑，远处主教座堂的尖顶的被维修的脚手架包围，在巴尔干的春天里变成了十分和谐的背景。（左下图）观景台上看到的古老城市和教堂。（右下图）古老城市中藏身的恐龙，萨格勒布人的有趣和魔幻，让人眼界大开。| 图源：笔者拍摄

巴尔干春天的傍晚

在 IRB研究所一天的讨论之后，傍晚时间走到耶拉契奇广场 （Ban Jelačić Square），今天有很好的夕阳，巴尔干的天空不像北方的天空那样高远，也不像南方的天空那样水气氤氲，而是有些清爽和舒服的早春味道。这样的巴尔干的春天，既有中欧维也纳式的浓厚文化气息，也有亚得里亚海海边、地中海边夏日的轻松，总之是我没有体会过的。IRB 研究所的朋友们说这里没有高收入，也没有快节奏，甚至也没有追逐“世界一流”的科研仪器和排名，当然也没有发表、经费和功名的焦灼，但是在我们这个量子科学和人工智能泛滥的时代，这里能够提供的是舒服的，人的尺度的生活，让人可以像人一样自如地思考问题，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他们不愿离去。

巴尔干的春天傍晚，坐在广场边的咖啡店里，看着广场上的鸽子们在你的身边散步，看着远处教堂的高塔被脚手架包围（2020年地震之后仍在维修），竟一点也不违和，成了有趣的城市背景板；看着周围慢节奏的老年人、青年人，男男女女们闲坐着自如地谈天，啜饮着咖啡，鸡尾酒，有些人在吸烟，看报或者就是看着春天的树木和落花出神。广场上的楼都只有几层高，是中欧地区奥匈帝国时期典型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黄色、白色立面有漂亮的窗楣，屋顶檐口下有整齐的齿饰。有些破损的立面灰色斑驳，也是在2020年地震中受损的痕迹。

但这才几年时间，当地人就又在春天里过上了他们舒服的生活，没有紧张和匆忙。人们从下午5点到6点、7点，坐着聊着，在慢悠悠的日常生活之中，天也就慢悠悠地黑下来，夕阳的时间也像这里的人们一样，不着急，一步步自如地随着萨格勒布的子民们从一个春天的下午走进一个春天的夜晚，如此地慢，让人仿佛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春天就像永远也过不完似的。

（左图）傍晚的耶拉契奇广场 (Ban Jelačić Square)。耶拉契奇（Jelačić 1801-1859）是奥匈帝国时期的克罗地亚总督（Ban），他废除了克罗地亚的农奴制，推动克罗地亚民族意识与统一，图中的塑像为纪念他所立。（右图）下城区午后的兹里涅瓦茨广场 (Zrinjevac Square)，树木中音乐亭自 1891 年起就是举办露天音乐会和文化活动的中心舞台。| 图源：笔者拍摄

晚风吹过来，夹着清凉的春意和人们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夹着嫩叶和花粉，真让人觉得舒服。这里不需要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里什么都是淡淡的，没有沉醉，只有让人觉得春天一直都不会过完，青春一直都不会走完的安定。也许这份安定就是 IRB研究所的朋友们提到的，没有高收入，没有快节奏，但是却让人不能离去，也不愿离去的舒服生活的真谛吧。正是这样的生活，培育出了鲁杰尔·博斯科维奇和伊万·苏佩克这样有趣的博学者，这样有悲悯之心的人文主义者，这里的春天给他们抚慰，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在这里实践着自己的追求。

（左图和右图）马克西米公园 (Maksimir Park) 中通向山坡上瞭望台的中央林荫大道 (Main Promenade)，春天里橡树和鹅耳枥树绿意盎然，充满了生机。| 图源：笔者拍摄

马克西米公园里的草坪

IBR 研究所的朋友听说我喜欢跑步，建议去马克西米公园 （Maksimir Park）晨跑，一去果然觉得是个佳处。这个公园 1797年由萨格勒布主教Maksimilijan Vrhovac 发起建立并于1794年向公众开放（彼时是我大清乾隆五十九年）。这个公园占地316公顷，有5个彼此联通的人工湖，借用原本梅德韦德尼察山麓的密林，公园里有茂密的橡树、鹅耳枥（也称铁木或者千金榆）森林，走在森林里可以听到啄木鸟敲打树木的清脆的声音。公园的规划是浪漫主义时期流行的英式园林设计，森林和建筑都只是装饰，讲究的是虽由人作却宛如天开，森林是流动的绿意，建筑是凝固的诗歌。

我在春天的早晨在这样漂亮和满身绿意的公园里面流连，这里离城市中心不远，市民们从家中到此处散步、遛狗和晨跑，各得其乐。我还在想着昨天和 IBR 研究所的朋友们关于科学、文化和个人选择与表达的聊天，在啄木鸟的敲打树木的寂静中，在高大的橡树和幽幽的湖水和小桥看似不着痕迹却又尽得风神的点缀之中，我的注意力被森林边上一块草坪所吸引，准确地说，是被一块草坪的铭牌所吸引。

铭牌上写着这块草坪是 “萨格勒布爱乐乐团草坪”（Lawn of Zagreb Philharmonic Orchestra），铭牌上详细解释了命名的由来。原来在2020年疫情期间，城市封锁剧院关闭，当年3月22日萨格勒布还发生了里氏 5.5 级的强烈地震（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城里的许多建筑还在维修，比如前文中被脚手架环绕的萨格勒布主教座堂），损毁了市中许多文化建筑，也包括萨格勒布爱乐乐团的演出场地。

在疫情和地震的双重打击之下，萨格勒布的市民们陷入了物理和精神上的双重孤立，就连这里干什么都慢幽幽乐呵呵的人们，也无法承受煎熬心情困苦。乐团的乐手们，就像有趣的伊万·苏佩克一样，想出一个有趣的办法打破了环境的束缚，他们发起了一个名为人类小型音乐会的项目（Mini concerts for the Human），乐手们化整为零，分成弦乐、铜管等等不同的小团体，在马克西米公园的各个角落，回声亭、湖边、草坪上、森林里，为正在散步、遛狗或者慢跑的市民们进行了非正式的演奏。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样的活动和鼓励，给市民们带来了急需的心灵抚慰，在人们心中播种了种子：即使在最黑暗最受限的时刻，艺术也能像种子一样在自然中发芽，给人以希望。疫情结束后，马克西米公园的管理方为了感谢萨格勒布爱乐乐团在艰难时期为市民们所作的贡献，做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决定，将这块草坪正式命名为 “萨格勒布爱乐乐团草坪“。到了今天，萨格勒布爱乐乐团的人类小型音乐会已经变成了固定的项目，每年都会在公园里露天的环境下，为市民们表演。

（左上图）马克西米公园公园里的瞭望台，建于1841年，是公园内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建筑，承载着萨格勒布人的文化记忆。（右上图）公园深处茂密的树林，在这里可以听到啄木鸟敲打树木的声音。（下图）从瞭望台的小山坡上俯看湖水、白色小桥和草坪，树木葱郁垂柳依依，尽得英式园林的浪漫主义真意。萨格勒布爱乐乐团在疫情期间为了安抚市民焦灼的心灵所进行的室外人类小型音乐会演奏，就是在这样的草坪上进行的。

铭牌上有一段话十分打动我，应该是乐团的成员解释他们在疫情期间举办人类小型音乐会表演项目的初衷的。话是这么说的：

Art always finds its way to the audience, as it cannot be sustained without it. Art is meant to be shared and to inspire other works of art. It simply cannot be contained. It may change its form but it is always there. That is what makes it so inspiring.

艺术总能找到通往观众的途径，因为失去观众艺术便无法维系。艺术生来就是为了被分享，并去激发其他艺术作品，点燃新的灵感。它是禁锢不住的，它虽千变万化却从未离去，这便是艺术鼓舞人心的力量。

说的多好啊，艺术是如此，站在萨格勒布的春天里的我反复咀嚼着这话，想着，难道科学不也是如此吗？

本文原题为《萨格勒布的春天》，现标题为编者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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