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副所长为冲KPI，就骗6个未成年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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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有个派出所副所长叫马某。他领到了一个查毒任务，但完成起来有难度，他很着急。
他想到社会人徐某，但徐某也没什么好办法，俩人就合计，打算制造一起未成年吸毒的案子。
马某这边准备好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它本是医院麻醉药，吸了让人上头致幻还上瘾，已被我国列为新型毒品管控。
徐某那边开了一间房，找了六个未成年孩子。
房间里，徐某拿烟连哄带骗让孩子们吸食。刚吸完，马某和他的队员们，就像警匪片里侦破重案的警察一样破门而入。
这场毫不费吹灰之力的抓捕，让他很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但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事情真相被调查清楚。
两年多后，法院审理认定马某犯了欺骗他人吸毒罪，一审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徐某等几个帮忙的人也分别获刑。
但判刑完不代表疑问也没了。毕竟一些关键词特别显眼：“为完成查处任务”“副所长”“诱使”“未成年”“吸毒”。
比如，很多网友不理解，为啥只判了5年。
一来，他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二来，他故意诱骗未成年人吸毒，刻意制造案件残害孩子，行为恶劣。
而且，这样的结果，对得起常年舍生忘死的缉毒警吗？
所以不少人都觉得五年刑期判得太轻，有法律博主就建议不能只定欺骗他人吸毒罪，还应当认定其构成滥用职权罪，二者择一重罪，按滥用职权罪论处，这个罪名最高量刑可达10年。
比如，他为啥能拿出管控的毒品烟弹？
理论上副所长马某不能随便拿出来“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
就算单位之前办案缴获了类似毒品，必须统一封存登记、专人保管、审批领用。个人私自拿出来绝对不行。 那这次的电子烟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比如，这是为了完成查处任务吗？
还有说想为了升官，所以杀良冒功，那以前他也这么干过吗？
问题很多，但可以肯定被KPI逼出来的知法犯法，并不值得同情。
因为这种恶，是靠捏造罪证毁掉普通人一生的极恶。
类似的案件还有。
2023年，沈阳于洪分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刘某，为了完成禁毒任务指标，就私自发展线人，让对方联系境外毒贩走私大麻。还直接把分局地址当收货点，结果真运进来1.51公斤大麻。
后来法院判他走私毒品罪，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2016年，黑龙江克山农垦公安分局局长李某，因为辖区吸毒查处人数少挨了批评。他就暗示手下去找不吸毒的人冒充吸毒者。结果一个多月编出26起假吸毒案。
后来法院判他滥用职权罪，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人性经不起考验，人性更经不起考核。
这些都是最近十年的，这里也提一下网友反复提起的二十年前的大案。
2001年8月，甘肃临洮警方半路设卡，拦下一辆出租车，当场搜出3.6公斤毒品，司机荆某被捕。
人赃俱获之下，荆某一审被判处死刑。 这就是当年的 811特大运毒案。
但后来涉案线人因另一起案件落网，主动交代了全部造假内情。原来，毒品是人为加工的，圈套是警方布下的，司机从头到尾毫不知情。
省公安厅重新核查，这起人为炮制的冤案，才彻底曝光。
两名始作俑者被追责，临洮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张某获刑十年，原缉毒队队长边某判三缓四。
倘若不是另一起案件意外败露，这名无辜司机早已含冤赴死。
那警察为啥要残害一名素不相识的司机呢？
笔录里说俩人想完成缉毒任务。后来记者调查发现，其实他们更想靠缉毒业绩升职拿奖金。
不管是哪个原因，提前谋划，精心造假，只为冲KPI这种事，就和传统认知里的警察形象沾不上边。
可它偏偏发生了，让人倍感痛心。
只能说这种恶，是严重透支公信力的极恶。
为了凑够指标先搞钓鱼执法，引诱普通人犯错；当钓鱼都填不满数字窟窿时，就会滑向杀良冒功的深渊。
只是对普通人而言，更容易撞上的钓鱼执法。
我举两个近年来的例子。
去年10月，司法部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第二批典型案例。其中一例，河南某县执法监督局查出，县消防救援大队给街镇下硬任务：月罚≥2件、罚款≥2000元，还在微信群里用接龙打卡和月末通报考核。
这么一来消防行政处罚案件诡异地整齐化了。
2021年9月，内蒙古某地，交警在路上拦停过往货车，随便找个不扣分只罚款的理由就开单。后来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去当地暗访，发现原来当地交管部门搞 “减量控大” 考核，给基层交警定了最低罚款次数的硬指标。
这么一来离谱的罚单出现了，“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未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但司机明明都做到位了。
底线和良知在此时被业绩压力一点点磨没。
社会学家鲍曼就指出，官僚体系的数字暴政会消解个体道德责任，让恶行在完成任务的名义下畅通无阻。
然后受伤的是普通人。
看多了，你还会跟我一样气愤不已，然后遇到什么KPI我们都要踩两脚。
但KPI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
事实上，没有任何硬指标约束也不行，会出现各种懒，该办的不办，能办的晚办。
当然，如果只看破了多少案这种简单数字，又会逼出造案、栽赃、钓鱼执法。
可见，KPI的问题不在KPI上，而在人身上。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不能出了杀良冒功或者钓鱼执法的事就泛泛而谈。
把锅全甩给变态的KPI考核有点不客观，不是每次都这样。
首先，无论涉不涉毒，杀良冒功的事是少数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哪怕有畸形KPI考核，很多人也不会铤而走险去犯罪。
细看上面涉毒的一些案例，出事的基本小领导起步。
他们不像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是个人主动去化身恶龙。要怪可能要怪他们太想进步了。
所以我觉得更靠谱的说法是，KPI会放大人性。
杜琪峰最爱拍警察黑化的电影，他最好的作品《神探》结尾。
一阵枪战后，安志杰扮演的年轻警察看到神探快把真相全抖出来了。真相是，他丢了配枪等于职业生涯判死刑，全程信错真凶差点成帮凶，还误杀了被当成好人的坏人。
他心里清楚，只要曝光，这个原本干干净净的全警队明日之星，就会立刻变成罪人。
于是他用女友的枪射杀了神探，然后反复换枪、伪造现场，还打电话叫女友来帮忙。
这里的杀人灭口全是为了保前途。整个过程他清醒得很，主动得很。
你能说是不合理的KPI逼他的吗？
制度的恶固然在于它会给人性的恶提供土壤，但最终扣动扳机的，永远是那个主动丢弃良知的人。
所以准确地说：有时候是KPI考核把人变魔鬼，有时候是人自己主动冲KPI变魔鬼。
最后，我们好像对受害者关注得不多。
按之前的说法，吸毒记录可以封存，再加上这几个未成年人是受害者，那理论上他们以后能考公。
是这样吗，是的话算不算好消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