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彭永东“纸面富贵”叙事:过亿年薪绝非账面数字,股权薪酬本质是真实财富

出品:山西晚报·刻度财经
针对公众对于彭永东“天价薪酬”的质疑,近期有一系列倾向性解读稿件密集发声,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洗白叙事。
编者按:贝壳董事长彭永东的过亿年薪争议,已持续数年。面对舆论对高管天价薪酬的质疑,一系列解读将其定性为“纸面富贵”,以股份支付摊销、合规授股、公益捐赠等为由,试图消解公众关切。
然而,当我们剥离公关话术的包装,回归资本市场规则与财产权本质便会发现,所谓“纸面富贵”,不过是用专业概念混淆视听、用片面叙事回避核心的话术。
股权薪酬并非虚无的账面数字,而是具备完整法律属性、价值确定性与变现能力的真实财富。本文旨在拆解这套洗白叙事,厘清股权薪酬的本质,探讨平台企业高管薪酬的公允性与透明度,也希望引发市场对企业治理与财富分配的深层思考。
近年来,随着贝壳年度财报持续披露,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彭永东年度总薪酬数次突破数亿量级,持续引发舆论热议。
4月24日,贝壳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去年贝壳总交易额为3.18万亿元,同比下降5%。其中,存量房交易额为2.15万亿元,新房交易额8909亿元,同比分别下降4.2%和8.2%。去年贝壳净收入为946亿元,同比增长1.2%;调整后的净利润为50.17亿元,同比下降约三成。

图源:公司财报
令人关注的贝壳董事长兼CEO彭永东年薪,也在此次年报中披露。
据贝壳年报显示,彭永东2025年薪酬总额为2.35亿元,其中股票2.26亿元为2022年贝壳港股上市时为满足合规要求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摊销,相关摊销金额同比下降42%。根据会计认定的归属安排,限制性股票五年摊销已进入中末期。
针对公众对于彭永东“天价薪酬”的质疑,近期有一系列倾向性解读稿件密集发声,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洗白叙事。
将超九成薪酬归因为股份支付会计摊销、将巨额股权授予包装为港股上市合规刚需、以现金薪酬走低、股权未减持、大额公益捐赠为论据,最终将数亿年薪定性为无需较真的“纸面富贵”。
这套话术借助专业财务概念、资本市场规则壁垒与公益价值叙事,模糊财富本质、割裂薪酬逻辑、弱化财产属性,试图消解舆论争议。
但剥离公关修饰、回归资本市场规则、企业治理逻辑与财产权本质不难发现,所谓“纸面富贵”不过是精心编织的舆论话术。
《刻度财经》拆解财报发现,彭永东的过亿年薪具备完整财产价值、确定性收益与多元变现路径,绝非虚无的账面数字,股份支付薪酬本质是企业让渡股东权益的真实报酬,理应被正视。
01
非现金即“纸面”?
偷换概念曲解股权薪酬本质
据多家媒体报道称,彭永东2025年总薪酬2.35亿元中,股份支付费用占比超96%,金额约2.26亿元,真正发放的现金薪酬仅937.8万元,且现金薪酬连续多年持续下降。巨额薪酬只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并非实际发放的劳动报酬,唯有数百万元现金收入才是高管真实所得,数亿年薪的观感纯属外界误读。

图源:公司财报
首先不可否认从财报数据来看,贝壳高管薪酬呈现“低现金、高股权”的结构特征,这也是中概互联网、平台型企业高管薪酬的普遍设计模式。但将“非现金薪酬”直接等同于“无价值的纸面数字”,属于偷换概念与逻辑误导。
全球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核心构成要素已趋于一致,通常涵盖现金薪资、短期奖金、福利补贴及股权激励等。
股份支付并非企业凭空记账的虚拟成本,而是上市公司为绑定管理层、兑现劳动对价,主动让渡股东权益、稀释公司股本的真实支出。每一笔计入财报的股份支付,都对应着实实在在的股权资产,是股东利益的让渡,而非财务规则下的数字游戏。
对于彭永东而言,历年确认的巨额股份支付,源头是2022年贝壳港股上市时集中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假设这批股权为一次性授予,按照会计准则分五年分期摊销计入各年度成本,2027年摊销结束后,高额薪酬现象便会自然消失,因此年度数亿薪酬只是历史权益的分期计算,并非当年新增报酬。
事实上,会计摊销的确是客观财务操作,但记账方式的拆分,从来不会改变财产归属的核心事实。这批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当日,便通过合法合规的协议约定,完成了财产权的界定与归属,虽然存在锁定期,但其核心收益权与最终的财产归属权已归属于彭永东个人。企业选择分多年摊销成本,是为了平滑各期利润、符合财务核算规范,属于企业内部会计处理手段,与个人财富的定性毫无关联。
通俗而言,企业一次性授予价值数亿的资产,分五年记录成本,不能因为记账周期拉长,就否认资产本身的真实价值,更不能否定受益人永久持有该资产的事实。
若以分期摊销作为标尺,将股权激励对应的薪酬价值定义为 “纸面富贵”,逻辑或许无法自洽。同理,房企固定资产折旧、科技企业长期无形资产摊销,均是会计准则下常态化的分期核算方式,若单一否定摊销的实质意义,便等同于将所有分期计量的长期资产价值视作虚无数字,最终会动摇资本市场通用的资产核算与估值底层逻辑。
02
授股是“合规刚需”?
规则掩盖激励本质
将巨额限制性股票授予,捆绑为港股同股不同权(WVR)制度的合规刚需。有关人士称,港交所强制要求超级投票权持有人经济利益占比不得低于 10%,彭永东上市初期经济利益仅 3.1%,若不集中授予大额股权补足,贝壳将无法维持 WVR 控制权架构。

图源:港交所
查阅港交所《上市规则》第 8A 章可见,WVR 设有受益人合计经济利益≥10% 的强制底线(市值超 800 亿港元可酌情放宽)。但贝壳可选择放弃 WVR、以同股同权架构上市,并非 “别无选择”。
同股不同权制度要求聚焦于特殊投票权发行限制、持有人任职条件、日落条款、转让限制等,目的是防范控制权滥用。企业稳定控制权可通过股权架构、投票权协议、章程约定等多重安排,但贝壳当时为快速承接左晖去世后的 WVR 架构,选择一次性授予大额限制性股票,是合规补足,更是长期激励。
“从未减持套现、股权长期锁定”,是用来佐证“纸面富贵”的另一重要论据。
相关资料显示,彭永东上市以来未在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部分解禁股权还主动申请延长锁定期,未通过股权交易获取个人现金收益。结合连续两年将限制性股票全额捐赠、设立一线服务者保障基金的行为,进一步塑造出“手握巨额股权却不为个人谋利”的形象,以此论证股权只是治理工具,而非个人财富来源。
彭永东暂时未减持,不等于永久放弃变现;主动锁定股权,不代表丧失资产处置权利。
限制性股票设置解锁周期、上市公司高管存在减持窗口期与锁定期约束,是资本市场的常规监管要求,并非个人主动放弃财富。在锁定期内,限售股权依旧具备完整的金融属性与变现潜力,多元的市场化工具可以实现价值转化。
在资本市场实操中,优质上市公司限售股权可通过股权质押、结构化信托、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预沟通等多种方式,快速兑换大额现金流,满足个人资产配置、投资消费等需求。
对于贝壳这类港股上市的头部平台企业,股权具备稳定的估值基础与金融认可度,质押融资的门槛低、额度高、流程成熟。单纯以“未二级市场减持”为由,忽略股权质押等间接变现路径,刻意弱化股权的流动性与价值属性,是刻意的片面叙事。
同时需要理性看待公益捐赠行为。不可否认,将受限股权捐赠用于一线经纪人、装修从业者的医疗帮扶与就业保障,具备正向的社会价值。但必须厘清,捐赠的标的多为短期流动性较差、解锁周期漫长的限制性股票,这类资产短期变现难度大、二级市场交易受限。
以低流动性的账面资产完成公益捐赠,既能化解天价薪酬引发的舆论危机,又能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与社会责任口碑,公关价值与品牌收益远超个人利益牺牲。
为进一步弱化股权薪酬的合理性,洗白叙事还刻意制造认知割裂,将薪酬争议归因于A/H股信披规则差异。观点指出,A股企业薪酬披露侧重现金收入,股权激励单独列示,而港股要求将股份支付全额计入总薪酬,普通民众因不熟悉跨境信披规则,才产生了薪酬过高的误解。
事实上,A+H股薪酬披露规则差异早已是资本市场的常识,专业机构、财经媒体、行业研究者均长期采用统一的总薪酬口径评判上市公司高管收入。
据了解,股份支付纳入总薪酬核算,是全球主流资本市场的通用准则,并非贝壳独有特例。近年来,多家港股上市的互联网、地产、服务企业高管均存在高股权薪酬安排。将公众合理的财富分配质疑,简单甩锅为“大众不懂财务规则”,用专业壁垒回避核心争议,本质上是回避问题、转移矛盾。
薪酬评价不能割裂体系、单一维度衡量,这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基本共识。对于创始人、核心管理层而言,现金薪酬仅为基础劳动报酬,股权、期权等长期权益激励,才是其价值回报的核心组成部分。
房产中介行业属于轻资产、高现金流的服务赛道,行业整体盈利韧性较强,企业具备充足能力支撑薪酬体系。只截取现金薪酬进行横向对比,刻意剔除占比超九成的股权核心收益,属于典型的选择性对比。
03
结语:
褪去公关话术,
正视股权薪酬的真实财富本质
回归问题本质,判断一项收入是否为真实财富,从法律层面来看,彭永东所持限制性股票通过合法协议授予,具备完整的财产权属证明,受资本市场监管规则与商事法律保护;从价值层面,股权依托贝壳上市主体持续估值,无论股价短期波动,其巨额资产价值具备确定性;从处置层面,解锁期满后可自由减持、转让、质押、传承,处置权利完整且合法。
资本市场需要透明化的薪酬披露,公众对于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分配质疑,具备合理的社会基础。平台型企业依托海量一线服务者创造营收与利润,更需要兼顾发展效率与分配公平。正视股权薪酬的真实财富属性,不必用“纸面富贵”刻意美化超高薪酬,不用财务话术回避分配争议,才是企业与舆论理性沟通的前提。
彭永东“天价薪酬”不会因为“摊销”变得虚无,巨额个人财富也不会因为“未减持”失去价值。褪去公关话术的包装,彭永东的过亿年薪,是完整、真实、可落地的高额财富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