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重建中国人的公德心, 城市无望, 我们反倒要放眼农村？

卢晖临、陈昕怡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周英梅

【导读】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城镇化像一台收割机。城市越来越发达，农村却越来越空——人情淡了，地荒了，曾经热闹的村集体散了。而在长三角的昆山，情况恰恰相反。这里既有城市的生活品质，又没弄丢熟人社会的温度：柏油路通到家门口，老人有千叟宴，孩子有奖学金；一到周末，住在城市商品房里的年轻人，拖家带口往村里跑……

这篇文章揭示了昆山乡村的“发展密码”：不是靠老天爷赏饭吃，而是一场持续四十年的“集体”突围。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集体的意义远不止分红，更是为成员兜底、重建社会联结的装置。它提供了一种普适的组织逻辑：在因地制宜开展经营的基础上，为村民提供安身立命的温暖家园，并以此抵御现代化带来的风险与冲击。诚然，昆山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难以复制，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案例的物质层面，可能就错过了其最宝贵的启示意义。它促使我们思考，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如何还能有一个回得去的“我们”。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集体的再生：

乡村公共性建构的昆山道路

现代化进程常被描绘为一个传统共同体逐渐瓦解、个体获得解放、社会日趋原子化的线性发展过程。在这一叙事框架下，乡村公共性的流失往往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命运，村庄则常被视作城镇化的对立面，似乎终将在历史进程中走向衰落或消亡。然而，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腹地——昆山，一种与理论预设相悖的生动现实正在生成：乡村并未消散于城镇化的洪流之中，反而在城乡融合的交织地带，生长出物质丰裕、人际关系紧密、富有韧性与生命力的社会空间。其核心秘密，深植于“集体”这一中国乡村特有制度的创造性转化与功能性再造。

公共性并非物理层面的空间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品质与共同体的本质属性。结合中国乡村的语境，可将乡村公共性理解为：在村庄共同体中，成员基于共同利益与规范，通过持续性的互动、协商与集体行动，建构信任、达成共识、管理公共事务并塑造共同未来的能力与过程。

这种公共性对于不同层面的社会存在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对于村庄/社区而言，公共性是共同体得以存续和运转的社会黏合剂。它超越了血缘与地缘的自发联系，通过建立普遍性的信任与合作规范，来克服个体利益的离心力，为公共设施建设、环境整治、文化传承等集体目标的实现提供社会基础。缺乏公共性，村庄便可能退化为由孤立家庭构成、缺乏内在联系的地理聚落。对于更广泛的社会而言，社区公共性是健康社会治理结构与公民精神的微观基础。充满活力的社区公共生活能够培养成员的责任意识、参与精神和协商能力，这些品质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一个由无数具备高度公共性的社区构成的社会，必然更具韧性、凝聚力和创新活力。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昆山乡村集体从乡土工业时代的奠基，到城镇化冲击下的突围与转型，直至成为当代乡村公共生活核心载体的完整历程，揭示一条通过“集体的再生”实现乡村公共性重建的中国路径。这一路径不仅关乎乡村自身的存续，更对思考如何在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维系社会团结、避免原子化困境，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奠基：集体与乡土工业化的积累

要理解昆山乡村集体在改革开放后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与持续转型能力，必须将其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考察。事实上，昆山的工业化基因与集体经济的早期形态，早在苏南模式闻名全国之前，便已在计划经济的体制缝隙中悄然萌发并积累了关键势能。

20世纪70年代末，昆山的经济结构已静悄悄地发生了一场根本性转变。1979年，昆山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2.78亿元，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2.2%。这一结构性转折标志着，在改革开放的宏观序幕拉开之际，昆山已从一个传统农业县转型为工农并重的新型县域经济体。

更具前瞻性的是，昆山的村庄以一种自觉的进取姿态，开辟了一条由内生动力驱动的现代化路径。在7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经济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时，昆山的基层乡村已经开始自觉地、灵活地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包括集体资产、尚未完全卷入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劳动力，以及最为关键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计划体制的边缘，积极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这些企业规模虽小，却机制灵活，能够面向市场组织生产。据统计，在1970年至1980年这关键十年间，昆山新增了350家村办企业和229家社队（乡镇）企业，展现出草根经济强大的生命力。至1980年，乡镇及以下工业产值在全县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从1970年仅占7.26%的微弱份额，迅猛攀升至47.54%，[1]几乎与县属国营工业平分秋色。

改革开放初期，凭借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和“不等不靠、敢闯敢试”的民间自觉，昆山更为主动地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成为最鲜活的时代写照。在缺乏国家大规模投资的情况下，村庄集体成为工业化的关键发动者和组织者。它们利用农业积累的有限资金、社队企业基础以及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出的劳动力，兴办起纺织、服装、小五金、简单机械加工等各类小微企业。土地的性质由此发生微妙变化：部分耕地或村庄建设用地在集体统筹下转为非农用途，建起厂房。农民的身份也随之分化，白天进厂做工，早晚兼顾农事，“离土不离乡”的模式初具雏形。

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村庄集体完成了作为现代经济组织的初步淬炼。如何动员村民集资入股，如何争取早期的供销合同，如何管理并不熟悉的工业生产流程，如何应对市场波动——这些实践虽显朴素，却实实在在地锻造了一批具有市场意识、经营胆略和协调能力的村庄带头人。集体经济的盈余，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也直接反哺村庄道路、桥梁、学校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形成早期“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内循环。在这一阶段，村庄的党政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高度重合，村支书往往兼任总厂厂长，经济成功与政治权威相互强化，集体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全能型角色，积累了深厚的组织威望和社会信任。

▍突围：城镇化浪潮中的“新公地”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昆山的集体经济格局遭遇了严峻挑战。一方面，乡镇企业改制的全面推进，使许多村办企业在“一刀切”的政策压力下被迫“彻底转、转彻底”，[2]村庄集体遭遇去工业化冲击。另一方面，伴随城镇化和外向型经济加速发展，大规模集中征地重塑了城乡空间结构，使刚经历改制阵痛的村庄再度面临土地资源被压缩甚至消亡的压力。[3]在此双重冲击下，村庄的选择不仅关乎经济利益，更决定了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结构性位置：是被动消解于城镇化的浪潮，还是借此契机主动重塑自身的发展路径？ 

昆山的村庄，依托前一阶段积淀的组织遗产和行动智慧，普遍选择了后者，并在这场关乎存续的突围中，完成了从乡土工业的生产者转型为城市空间的资产经营者与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关键一跃。这一转型的成功，倚仗于两个相互支撑的关键条件。

首先，富有弹性的地方制度设计预留了结构性缝隙。昆山地方政府在推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允许村集体在有项目支撑的前提下，申请不超过该村耕地面积8%的村级经济发展预留地，用于再投资和资本化运营。同时，昆山通过富民合作社等政策创新，鼓励集体和村民以资本联合方式参与城市商业开发，为集体经济的存续与转型开辟了宝贵的制度通道，使村庄获得了参与城镇化利益分配的入场券。

其次，乡土工业时期所锤炼的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实现了延续与转化。那些在市场经济早期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村庄带头人，熟悉基层情况，兼具群众工作能力与市场谈判经验。在集体企业改制后，这批人并未散去，他们带领村庄，将征地补偿所得的货币资本、村办企业留存积累以及宝贵的预留地资源，精准地投入快速扩张的城市空间所催生的新需求之中。实践中，村集体普遍形成了三类合作模式：一是集体与村民联合出资的富民合作社，二是集体与开发商等社会资本协同开发的商品房与沿街物业，三是多个村社间联合建设的工业园和标准厂房。借助这些合作机制，村庄集体将征地压力转化为投资动力，逐步成为城镇空间中的资产经营者，形成了以物业租金、商业运营与产业配套为核心的新集体收入来源。

然而，单个村庄的资本体量、土地资源和发展视野终究有限。随着国家土地宏观调控日益严格，可供开发的增量空间急剧收缩。同时，昆山自身的产业体系也在升级，对产业配套空间的标准和要求大幅提高。早期建设的低端打工楼和简易厂房面临淘汰压力。分散的、小规模的集体经济模式，难以应对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参与高质量产业项目或提供区域性公共服务。

于是，一种更具创新性的组织形态——强村公司——应运而生，标志着昆山集体经济进入了横向一体化、抱团发展的新阶段。2010年，淀山湖镇率先由十个行政村联合出资3000万元，组建了全市第一家镇级强村公司。这并非简单的资金联合，而是旨在打造一个能够进行规模化、市场化运营的联合发展平台。此后，这一模式在全市各镇迅速推广。截至2023年底，昆山已成立22家强村公司，总资产规模达47.32亿元，净利润1.8亿元。在政府引导、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经营、收益分红的原则下，强村公司能够整合多个村的分散资源和资金，投资建设单村无力承担的大型标准厂房园区、区域性商业综合体、人才公寓社区，甚至参与镇域范围内的市政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与运营。由此，村庄集体实现了从分散个体户到联合开发商乃至区域性公共服务伙伴的能级跃升，真正在镇域甚至市域的经济社会格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至此，昆山的村庄系统地建构起一种植根于城市肌理之中的“新公地”。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自然形成的耕地、山林或池塘，而是经由集体有意识地投资、建设和运营而产生的经营性物业资产与公共空间。这些新公地所产生的持续性收益，为乡村公共性的重建与再生产，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与财政基础。

▍功能转型：从经济组织到公共性载体的蜕变

拥有稳定且日益壮大的经济基础后，昆山村庄集体的行动逻辑与功能重心发生了深刻而自觉的转移：从全力以赴思考“如何挣钱”——积累经济资本，转向系统谋划“如何花钱”——如何将经济收益有效地转化为社区福利、公共服务与社会资本，从而巩固其存在的合法性并再造共同体认同。在这一过程中，集体作为乡村社会公共性之核心生产载体与维系枢纽的本质属性，正日益凸显。

这一功能转型首先依托于坚实的财政基础。一方面，村庄集体通过经营性活动获得稳定收益，形成持续的自我造血能力。另一方面，城市增长红利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向乡村回流。早期，村庄为昆山产业升级与空间重构让渡了土地和发展空间，使市镇能够集中资源、统一规划，形成高附加值工业体系。2023年，昆山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1433亿元，全口径税收超过1000亿元，其中约350亿元可留存地方。坚实的财政基础使地方政府能够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将发展红利定向反哺乡村，既实现发展成果的再分配，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增值空间分布不均造成的村际不平等。特别是2017年“政经分离”改革后，村庄的行政运行经费与基础建设支出被明确纳入财政保障。截至2023年底，昆山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均值达594万元，村均可支配收入1262万元，为村集体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奠定了物质基础。

更深层次的动力源于村民与集体关系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村民收入来源趋于多元化、市场化，集体经济分红在村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2023年，昆山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44583元，同期集体经济发展得最好的村庄，分红也只有1800元/股。集体对村民生计的直接作用显著减弱，村民对集体的期待也更多转向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故村集体逐步将公共服务建设视为核心职责。以我们调研的泾河村、金华村为例，公共服务的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弥合城乡在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等硬件层面的差距。为营造宜居的村庄环境，金华村实现绿化覆盖率75%，户均两个停车位，每年投入约150万元用于道路保洁与绿化养护。泾河村与金华村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实现天然气全覆盖，完成道路柏油化、桥梁改造与农房翻建，村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基本实现“家家户户小车到门口”。

第二，围绕村民全生命周期需求，建构系统性的福利体系。以泾河村为例，其为新录取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分别发放奖学金、报销学杂费；设立普惠医疗救助金，在市镇两级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对村民自费部分再给予不低于20%的报销，并对困难户额外倾斜；为60周岁以上老人发放尊老金，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餐饮补贴、每月免费上门理发及生日祝寿金。同时，村集体设立专项扶贫济困资金，金额从2017年的21.6万元增长至2021年的58.1万元，为弱势群体提供稳定和持续的兜底保障。

第三，建造支持日常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间。泾河村打造了十大载体，包括便民服务中心、村民文化广场、百姓功能会所、日间照料中心、泾河学堂、24小时图书馆及卫生服务站等多类空间，形成集休闲、学习、照护与交往于一体的公共场域。这些空间既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又为村庄日常公共生活提供了物质载体。

硬件设施的现代化和福利体系的制度化，尚不足以自动生成活跃的公共生活与深厚的共同体认同。在传统集体化时期，共同劳动是联结村民、产生集体意识的天然场域。而在生产活动高度个体化、家庭化的今天，如何将已然退回私域的个体重新吸引到公共空间中来，如何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凝聚人心的社会资本？昆山的村庄集体展现出了令人惊叹、富有艺术性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技艺。

第一，对传统节庆进行创造性转化，重塑周期性集体仪式。以泾河村为例，其以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村民参与全村的节日活动中。重阳节不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敬老，而演变为全村老人欢聚一堂的千叟宴；春节前夕的全村团圆饭或饺子宴，让返乡的游子与留守的亲人共聚；元宵灯会、端午包粽子、中秋晚会等，都被精心组织为全村参与的嘉年华。这些活动通过共享食物、共同观赏表演、互动游戏等形式，营造出一种超越家庭血缘、全村范围的集体欢腾氛围。这些周期性的仪式，在时间维度上为村庄刻画出了鲜明的集体节奏，强化了大家属于一个共同体的归属感。

第二，嫁接国家政策与社区治理，将宏观叙事转化为可参与的日常公共实践。美丽庭院评比便是一个典范。它将美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国家政策，转化为家家户户门前屋后可见、可评、可学的庭院美化竞赛。评比过程本身就成了公共事件：村民相互参观、交流园艺心得，评审团的评议成为公共讨论。私人的居住空间由此被适度地公共化，成为公共审美与集体认可的议题。这既落实了政策，更在微观层面创造了大量非正式的交往机会，悄然拓宽了公共生活的边界。

第三，精准聚焦一老一小，培育公共生活的稳定参与主体和骨干力量。老年人和儿童是当代公共参与的关键群体。[4]村集体通过直接提供或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系统性介入这两个群体的生活。例如，泾河村开展书法班等十多个老年活动，并成立舞蹈队、门球队等兴趣团体，将村民组织起来。这些村民成为村庄中最活跃的群体，也是公共生活的常备力量。另一方面，村庄依托并发挥村民小组的力量，并吸纳党员、积极分子，形成网格-微网格的体系。这两类组织构成村庄稳定、持续的社会内核，并通过网络方式向中青年群体延展。这种基于兴趣和服务的组织化方式，在无意识中重建了村庄的社会联结网络，让公共生活在日常细节中自然生长。

▍空间生产与社会融合：城乡两栖与新市民的社区融入

昆山乡村公共性建设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于成功容纳并塑造了一种与经典城镇化叙事不同的生活模式——城乡两栖生活，并主动将外来人口纳入社区融合的进程，实现了公共性的外向拓展。

城乡两栖是昆山村民在高度工业化、城镇化语境下的一种生活策略与智慧结晶，它主要呈现两种成熟形态。第一种是都市嵌入型，多见于紧邻城区或位于产业园区内的村庄。这些村庄在物理外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已与城市完全接轨，村民在就业、教育、医疗、消费等方面与市民无差异。这种模式的独特价值在于保留了基于地缘和历史的熟人社会网络与原生的村庄治理结构。村民享受城市的便利，却生活在一个彼此知根知底、社会支持网络更为紧密的都市村庄里，有效抵御了纯粹商品房社区常见的匿名化与疏离感。第二种是双重居所型，常见于离中心城区稍远但交通便利的村庄。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家庭在空间与功能上的策略性配置：在城镇购买商品房，主要用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满足子女教育需求，并作为社会身份的象征；同时，在村庄保留经过翻建、环境优越的自建房，作为周末家庭团聚和情感归属的核心场所。由此形成5+2的生活节律：工作日在城市奋斗打拼，周末回归乡村休憩团聚。便捷的交通和乡村优越的环境质量，使这种钟摆式生活成为可能且富有吸引力，让家庭和乡土的社会联系在空间分离中得以顽强延续。

更值得深入探讨的是，昆山的村庄集体超越了封闭的、基于户籍和成员权的福利俱乐部逻辑，有意识地将公共性建设拓展至庞大的外来新昆山人群体。首先，在物质安居层面，集体统一建设和管理的打工楼、人才公寓，为外来务工人员、青年技术人才提供了价格远低于市场、管理规范、安全性高的栖身之所，极大降低了外来人口的城市落脚成本。其次，在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层面，包容性实践更为深刻。在昆山的许多村庄，外来人口被邀请参与几乎所有的公共文化活动，如节庆联欢、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社区志愿者队伍中也活跃着大量新市民的身影。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村庄内部的荣誉评选，如好媳妇、好邻居、道德模范等，也将常住外来人口纳入评选范围。在调研中，就不乏来自安徽、河南等地，因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而被评为村级好人，甚至获得市级道德模范称号的外来务工者。这种治理上的包容，源于一种共居者共治共享的实践智慧。村庄集体通过营造开放、参与、尊重的社区公共文化，促进了本地居民与外来者之间非功利性的日常交往，逐步构建社会信任，培育了能够连接不同地域、职业、文化背景群体的桥接型社会资本。这使得昆山的许多村庄，并未沦为本地人与外地人相互隔离、社会关系紧张的城中村，反而成为外来人口初步实现社会融入、建立城市归属感的缓冲带与社会化平台。这种从空间容纳到社会接纳，再到情感融入的渐进过程，正是昆山乡村公共性成熟与包容性的体现，也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反思：集体的当代使命

昆山经验揭示了在深入推进城镇化与市场化的时代，村庄集体如何在外部冲击下保持连续性并实现功能转型。本文的分析表明，昆山的村庄集体并未在市场扩张中被动退场，反而展现出高度的组织韧性：基于“新公地”的构建与公共性载体角色的重塑，集体将经济积累持续转化为社会资本，并依托普惠型公共服务重建社会联结，从而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建立起可持续的利益关联与情感纽带，形成联通个体与共同体利益的长效机制。

在当前从国家到地方均强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政策语境中，集体的功能定位仍需进一步廓清。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已成为资源配置主导机制的今天，为何仍需发展集体经济？昆山的经验给出了一个清晰而有力的答案：集体经济的当代核心价值，已远远超越了创造经济收益、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功能。它更深层、更本质的使命，在于作为一种关键的社会组织化机制，有效对抗市场逻辑带来的社会原子化与联结瓦解趋势，并持续地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公共性。

昆山的村庄集体，恰恰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扮演了一个社会性反向平衡装置的角色。它利用新公地运营所产生的自主财力，持续制度化地投入那些纯粹市场不愿涉足、行政体系又难以完全精准覆盖的领域，如社区特有的情感维系活动、微观人际关系的调解与培育、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基于熟人/半熟人社会的精细化管理、外来人口的社区融入服务等。

在这个意义上，成功转型后的当代集体，实际上承担了多重关键的社会功能。它是公共性的生产车间，通过组织公共活动、运营公共空间、创设公共议题，持续制造社会交往的机会，将离散的个体重新编织进社会关系之网。它是社会资本的孵化器与蓄水池，培育信任、互惠、合作的规范，既巩固内部的黏合型社会资本，也通过开放融合培育连接异质群体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它是福利与服务提供的在地化补充者，提供差异化、个性化、响应迅速的社区福利与公共服务，与政府的普惠性保障和市场的专业化服务形成有效互补与衔接。它还是社区认同与意义的稳定锚，在快速变迁、流动加剧的时代，为成员提供稳定的社会组织框架、连续的生活世界和情感归属的坐标，缓解现代性带来的无根与疏离感。

因此，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根本目的，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资产增值和分红数字的增长，而必须旗帜鲜明地着眼于公共性产出、社会整合效能与共同体重建能力。它关乎我们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走入一个物质丰裕却社会疏离、个体自由却孤独无依的困境，关乎能否为每一个人提供一个既能自由驰骋又能安心回归、既有个体尊严又有群体温暖的共同体家园。唯有在此意义上重新理解和激活集体，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回应“公地悲剧”这一经典的难题。

这种回应并非富裕地区的特权，也不应被视为孤立的个案。诚然，昆山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难以复制，但我们不应因此误读其经验。昆山模式的精髓，不在于不可复制的财富体量，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普适的组织逻辑：在因地制宜开展经营的基础上，为村民提供安身立命的温暖家园，并以此抵御现代化带来的风险与冲击。这条集体再生之路的意义早已超越昆山一域，为中国乃至所有面临高速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转型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本土方案：现代化不应是一场城市吞噬乡村、个体湮没共同体的单向进程，也不必重走西方社会原子化的历史弯路。它完全可以是，也应当是一条城乡互构、个体与共同体共生、经济效率与社会团结兼顾的融合发展与文明新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在于承认并发挥集体在组织社会、生产公共性、维系认同方面的独特功能，使之成为高速变迁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与黏合剂。

编辑 | 王尧池

注释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集体经济与乡村公共性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2JJD840002。

[1] 昆山市统计局编：《昆山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1949—1990）》，第358~380页。 

[2] 陈家建：《多样的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页。 

[3] Li Tian & Yan Guo, Peri-urban China: Land Use, Growth,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19. 

[4] 闵学勤：《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及其演化》，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