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台湾伪政权控制的非洲小国，共产党正在茁壮成长

文 | Sibonelo Khumalo（南非）

　　注：本文作者为南非共产党员，文章由新潮沉思录整理。全文九千余字，相信读者们阅读完会对我国统一事业的意义有更深一层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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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4月22日，一则新闻传开：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原定飞往斯威士兰庆贺国王姆斯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却在起飞前15小时被迫取消行程——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相继拒绝了专机的飞越许可。

　　我的中国同学问我：“你们南部非洲国家，是不是都不太喜欢台湾？” 

　　我笑了。作为一个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长大、现在中国读博的留学生，我知道这个问题远非“喜欢”或“不喜欢”那么简单。

　　另一个同学插话：“斯威士兰？就是那个国王每年选妃、艾滋病遍地的小国吧？”

　　我没有反驳。他说的是事实。

　　斯威士兰距离我家只有四小时车程，我去过那里三次。第一次是中学时的足球友谊赛，我和队友们津津乐道于国王“选妃”的传闻；第二次是大学时看了新闻报道之后前往当地的观察实习，我在笔记中写下“专制”、“性别压迫”、“公共卫生危机”这些词，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第三次是前年回国休假时的顺访，我终于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面对这些事实，我从来没有追问过：为什么？

　　为什么芦苇舞节这个仪式能够延续百年？为什么一个“荒淫”的国王，能够在21世纪稳坐王位？为什么艾滋病在这个国家如此肆虐，却始终没有动摇政权？答案不在这些标签里。

　　芦苇舞节

　　斯威士兰国王的权力密码

　　曾经有位斯威士兰共产党党员和我说过一段话，至今印在我脑子里。

　　他说：“你在中国读书，你告诉我：一个国王，他想改变国家，但他的亲兵腐败不能战，同时太后握着人事、外国人控制着财政命脉和军队的训练装备、地方势力各有算盘。国王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什么都推不动。这是哪个国家的哪个时代？”

　　“中国，清帝国光绪时代。”我说。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用力点头。

　　“我读过几十个国家的转型史。墨西哥的迪亚斯、伊朗的巴列维、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都不像。奥斯曼帝国末期？太后不对位。越南的维新帝？他身边没有太后。只有光绪。太像了。像到我第一次读那段历史时，后背发凉。”

　　他看着我：“我不是在找一个比喻。我是在找一面镜子。”

　　但那次谈话中，真正让我至今反复咀嚼的，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

　　“你知道很多中国朋友对光绪皇帝有好感。他们同情光绪，觉得他是想变法图强的悲剧英雄。但他们往往意识不到，光绪的职业是大清帝国皇帝，他改革不是为了人民，是为了保住满洲军事贵族的江山。他反对的从来不是君主专制，他反对的是君主专制不够强大。他的悲剧不在于理想破灭，而在于他的理想从一开始就和中国全体人民不在同一条路上。”

　　斯威士兰朋友停顿了一下，眼神变得复杂。

　　“你知道光绪在戊戌变法期间，认真考虑过一个什么方案吗？”他接着说，“我的中国朋友曾经拿着一本历史书告诉我，光绪的心腹大臣曾经考虑过把全国一半的领土低价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光绪本人还派人秘密接触过日本公使，探讨由日本派顾问全面接管中国军政，换取爱新觉罗家族继续坐在宝座上。”他每个字都像钉子，“为了保住皇位，他连把清帝国的大半领土卖了、剩下领土并入日本都想得出来，还有啥他不敢做的？”

　　斯威士兰王军的UH-1H直升机，由台湾当局赠送

　　我沉默了。

　　斯共党员随后把话题拉回现实，“姆斯瓦蒂三世，和光绪是一样的人，但是他手段比光绪强得多。他不是被太后和酋长架空的可怜虫，他甚至能这个三角结构里，让自己从棋子变成斯威士兰国内的棋手。这也意味着，他把国家卖给台湾、卖给白人资本、甚至卖给任何一个愿意接盘的势力——他眼皮都不会眨一下。”

　　那次谈话之后，我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审视斯威士兰。

　　今天斯威士兰在国际媒体上的形象是固定的：数万名斯威士兰少女赤裸上身，手持芦苇，在王宫前列队舞蹈，等待国王从中挑选一位新的妻子。标题千篇一律：“非洲国王选妃”。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这么看的。

　　但那位斯共党员后来给我算了一笔账。姆斯瓦蒂三世在位四十年，总共娶了十几位妻子。如果芦苇舞节真的是“选妃”，这个数字对不上。每年数万人参加，四十年来参加者超过百万。生活荒淫的国王借机泄欲是不意外的事情，但是如果真是选妃，后宫规模应该远不止此。

　　“你要看国王娶的是谁。”斯共党员说。

　　我回去查了资料。姆斯瓦蒂三世的正室和主要妻子，几乎全部来自斯威士兰各大酋长家族，她们的父亲、兄弟、叔伯，控制着全国55个廷昆德拉中的关键选区。酋长在地方上拥有土地分配权、司法调解权、以及事实上的候选人提名权——因为斯威士兰宪法规定公职选举基于“个人优点”，政党不能参选，这意味着谁能成为议员，本质上由酋长说了算。

　　芦苇舞节的真正功能，不是让国王挑选妻子，而是让酋长们向国王展示忠诚。每一个派女儿参加芦苇舞节的酋长，都在公开宣示：我承认你的权威，我愿与你结盟。而国王偶尔从中选择一位新妻子，则是对这个酋长家族的最高奖赏——从此这个家族与王室血脉相连，在地方上的权势将无人能撼。

　　“这不是选妃，”那位党员说，“这是年度权力展演。是国王和酋长之间的盟约续签仪式。”

　　但酋长的忠诚只能控制土地和人口，控制不了钱。

　　斯威士兰是一个内陆国家，被南非三面包围，东面与莫桑比克接壤。它的对外贸易通道高度依赖南非德班港——全国90%以上的进口商品经由这个港口转运入境。这种地理宿命带来了一个关键后果：关税收入常年占斯威士兰政府财政收入的50%以上，2006年曾达到74.08%的极高水平；这几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依旧占据了至少20%。

　　换句话说，谁控制了海关，谁就控制了国王的钱袋子。

　　斯威士兰行政首都姆巴巴内，行走在市中心的话你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个非洲国家的市区

　　我第一次去斯威士兰时，对边境海关的效率感到惊讶。在非洲，边境官员索要“小费”几乎是常态——我在南部非洲旅行多年，早已习惯在护照里夹钞票。但在斯威士兰边境，一切流程按部就班：扫描护照、检查货物、打印税单、刷卡缴费。没有暗示的眼神，没有故意拖延，没有“这台机器坏了只能收现金”。

　　我当时以为这是“治理水平高”。

　　那位斯共党员听了大笑。“那不是治理，那是饥饿。任何一个海关官员敢漏税，他就得面对台湾人训练的警察。那不是他自己的钱袋子，是国王的钱袋子。”

　　他告诉我，斯威士兰的警察系统由台湾当局协助训练和装备。台湾每年向斯威士兰提供数千万美元的直接预算援助，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警察和军事开支。在姆巴巴内的街头巡逻车上，你能看到台湾制造的通讯设备；在边境检查站，你能看到受过台湾教官训练的清关流程。

　　这套系统的目标极其明确：确保关税收入最大化，确保台资工厂的货物畅通无阻，确保任何可能威胁这个体系的人——罢工工人、反对派活动家、共产主义者——被迅速识别和压制。

　　左为斯威士兰国王

　　为什么台湾愿意花这么多钱和精力维系这个远在非洲的“邦交国”？

　　答案在曼齐尼工业区。

　　曼齐尼是斯威士兰的工业中心，沿着高速公路两侧，分布着数十家纺织厂和成衣制造厂。其中规模最大的属于南纬纺织（Tex-Ray）——一家台湾企业，在斯威士兰拥有至少9间大型厂房，雇佣数万名当地工人，绝大多数是女性。

　　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利用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的免税配额，贴上“斯威士兰制造”的标签，运往美国市场。AGOA赋予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美出口的免税待遇，而斯威士兰——尽管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符合这些条件。

　　台湾没有AGOA配额。但通过在斯威士兰设厂，台湾资本可以绕道进入美国市场。

　　这是一笔三方共赢的交易：台湾企业获得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斯威士兰国王获得税收、就业和外汇；美国政府则可以在纸面上宣称自己在帮助非洲发展。

　　台资南纬纺织在斯威士兰的车间

　　而真正的代价，由曼齐尼工业区的女工承担。

　　我前年顺访斯威士兰时，在曼齐尼遇到过一个女工。她32岁，在台资纺织厂工作了9年。每天早上6点进厂，晚上7点出厂，月薪折合不到100美元。她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带薪病假，怀孕后如果无法继续工作就会被辞退。

　　“台湾老板从不跟我们说话，”她说，“有事都是找斯威士兰的工头。工头说，你们要感恩，没有台湾人，你们连这份工作都没有。”

　　我问她知不知道台湾和中国的关系。

　　她想了想，说：“厂里有人偷偷发过传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说我们的国王收台湾的钱，是在帮分裂中国的人。传单上的那个党，好像叫斯威士兰共产党。”

　　白人财阀：纸浆、木材与雇佣兵

　　如果关税是国王的钱袋子，台资工厂是国王的就业机器，那么白人财阀就是国王的私人武装。

　　斯威士兰财政部长尼尔·里肯伯格Niel Rijkenberg的名字，我在约翰内斯堡就听说过。他来自一个荷兰裔白人家庭，家族在南非和斯威士兰拥有大片林业种植园和造纸厂。他的正式职务是财政部长，但实际上，他控制着斯威士兰最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纸浆和木材加工。

　　斯威士兰财政部长尼尔·里肯伯格

　　里肯伯格雇佣了大量前南非国防军的白人老兵，那些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失去特权的职业军人。这些雇佣兵平时守卫林业种植园和造纸厂，战时则构成国王政权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曾为白人政权镇压黑人解放运动，如今换了一身制服，继续在斯威士兰的土地上操持旧业。

　　他们从不隐瞒自己是什么人。

　　斯共党员给我看过一则新闻。2023年2月，一队操着阿非利卡语——南非白人的语言，种族隔离时代的语言的雇佣兵，他们对最大反对党人民联合民主运动PUDEMO的活动家开了枪。

　　“他们平时甚至懒得隐藏自己的种族主义立场，”那位党员对我说，声音平静得可怕。

　　一名典型的斯威士兰白人雇佣兵形象

　　斯威士兰自己的国防军战斗力很弱，这是南部非洲公开的秘密。1980年代以来，斯威士兰军队从未参与过任何实质性军事行动，装备老旧，训练松弛。国王真正依赖的，是台湾训练的警察维持日常秩序，以及各种各样的白人雇佣兵应对严重威胁。

　　2021年斯威士兰爆发全国性抗议时，国王最终的依靠不是他自己的军队，他的依靠是警察和里肯伯格的雇佣兵，特别在2021年7月关税分成到账之后，雇佣兵手上拿到的钱更多了。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那位斯共党员最后说，“里肯伯格是荷兰裔，他的祖辈来非洲不过三代人，但他现在已经是斯威士兰最大的地主之一。他从国王手里拿到了大片土地的使用权，他种的不是粮食，是桉树，是造纸用的速生林。那些树吸干了土地的水分，让周围村庄的井都枯了。村民去理论，来的是雇佣兵。村民去找酋长，酋长收了国王的赏赐，闭门不见。”

　　93岁的格拉迪斯·西凯蒂·苏卡蒂站在她倒塌的房屋旁，面对即将到来的驱逐，老人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去年10月，因宅基地被蒙蒂尼造纸公司强行低价收购，苏卡蒂等超过100户人家被迫离开祖居家园，所有家庭的补偿款加起来总共只有15万兰特（6万人民币出头），而蒙蒂尼公司就是由里肯伯格一手创办

　　三角结构与国王的位置

　　国王、酋长、台湾资本、白人财阀——这四个角色构成一个精密的权力结构。

　　酋长控制土地和人口，确保议会充满保王党议员；台湾资本提供关税收入和工业就业，维持财政机器运转；白人财阀提供私人武装，充当政权的最后保险。

　　而国王，坐在这三股力量的中心。

　　最初我以为国王是被架空的——就像光绪被慈禧架空。但那位斯共党员纠正了我。“姆斯瓦蒂三世不是光绪。光绪从头到尾都是棋子，姆斯瓦蒂从棋子变成了棋手。”

　　他解释说，姆斯瓦蒂三世即位时年仅18岁，太后恩通比（Ntfombi）以摄政身份掌握实权。但在此后四十年中，国王通过一系列精明的操作——联姻酋长家族、将亲信安插进关键经济部门、与台湾当局建立直接联系、默许白人资本扩张甚至当财政部长——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左为斯威士兰国王的母亲

　　今天，太后仍然活着，仍然在重大决策上拥有发言权。酋长们仍然控制着地方。台湾仍然掌握着警察训练。里肯伯格仍然掌握着私人武装。但国王已经不再是任何一方的附庸——他成了各方都需要的那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比光绪危险得多，”那位党员说，“光绪只会读书、空想、然后被软禁。姆斯瓦蒂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他知道酋长需要他的联姻来巩固地方权力，知道台湾需要他的‘邦交’来维持国际空间，知道白人资本需要他的保护来继续剥削土地和劳工。他让所有人都需要他，然后坐地起价。”

　　他停顿了一下，加了一句：

　　“同样，国王死抱台湾不是出于忠诚，而是出于恐惧。他深知，一旦和台湾断交，还没等失业青年涌向街头，那些台湾系警察和白人雇佣兵，很可能就会在台湾‘大使馆’的指挥下冲进王宫，把国王本人撕成碎片。”

　　国王的“艾滋病政治学”

　　还有一种死亡，比雇佣兵的子弹更安静、更日常。

　　在斯威士兰，艾滋病不是新闻。新闻需要意外，而在这里，死亡是预期之中的。

　　斯威士兰同学每隔几周就会在学院公告栏前停下来：那里贴着一页新的讣告。白纸黑字，姓名、生卒年、葬礼时间。然后是下一周，再下一周。我们不再惊呼“又有人走了”，我们学会了默读，然后走开。

　　联合国数据说，斯威士兰成年人的HIV感染率全球最高。但这个数字是抽象的，讣告不是。讣告告诉你，死去的人可能刚满30岁，可能留下三个孩子，可能上周还在教室里和你讨论过课后作业。

　　国际援助机构把艾滋病归因于“性行为模式”、“男权文化”、“男男性行为者污名化”等等。这些都有道理，但它们遗漏了最根本的东西。

　　我那位斯共党员朋友问过我一个直白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斯威士兰的艾滋病在矿工和卡车司机中尤其严重吗？因为当年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矿场把斯威士兰劳工安置在拥挤的单身宿舍里，他们的性行为不是在‘文化’中发生的，是在资本安排的流动节奏中发生的。”

　　艾滋病在斯威士兰不是道德问题，不是文化问题，甚至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它是阶级问题。是劳动强度让你无法按时吃药的问题，是劳动力流动把病毒从一个矿工宿舍带到另一个村庄的问题。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我那位斯共党员朋友后来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国王为什么愿意接受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吗？”

　　我说：“因为能救人？”

　　他笑了，笑得很轻，像在笑我的天真。

　　“国际援助是一笔大钱。全球基金、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几千万美元流进斯威士兰的公共卫生系统。这些钱经过谁的手？经过国王的卫生部。卫生部听谁的？听国王的。”

　　我沉默了。

　　他继续说：“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斯威士兰的艾滋感染率相比最高峰有了显著下降。这是好事，对吧？是。但对国王来说，这不完全是好事。因为感染率下降意味着国际援助会逐年减少。你想过没有，一个每年从国际援助中获取巨额管理费和采购回扣的政权，它在潜意识里会怎么看待‘感染率下降’这件事？”

　　他停了一下，让这个问题在空气中悬了一会儿。

　　“我不是说国王在故意让艾滋蔓延，”他说，“但一个政权如果长期靠灾难养活自己，它就会和灾难形成共生关系。国王不需要制造灾难，他只需要不真正解决灾难。他接受联合国的方案，执行到‘数据好看’的程度，然后停下来。感染率从30%降到20%，他可以拿去对国际社会交差。但降到10%？降到5%？他的卫生部长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他的财政部长不会允许，他本人也不会允许。”

　　这就是国王对艾滋病的真实态度：不是对抗，不是漠视，而是管理，把一场瘟疫管理成一个可持续的、可预测的、可从中获利的政治经济系统。

　　我后来去查了斯威士兰的公共卫生预算。国际援助占了多少？在一些年份，超过70%。这意味着斯威士兰的艾滋病防治体系，本质上不是斯威士兰的，而是由联合国、美国、全球基金共同出资、共同管理的。但资金的使用权、采购权、人员任命权，仍然牢牢握在国王任命的官员手中。援助机构可以派驻技术顾问，但技术顾问进不了财政部。

　　没有人开会决定“我们要让艾滋继续流行”。但每一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最终的结果就是：灾难被稳定在“足够严重以吸引援助，又不够严重以引发政权崩溃”的水平上。

　　每周在公告栏上贴出的讣告，对于国王来说，不是悲剧。是一笔生意的成本。

　　革命的火种——从进步党到斯威士兰共产党

　　曼齐尼工业区的台资纺织厂，是斯威士兰经济皇冠上的明珠，也是国王政权最得意的政绩。

　　每天清晨六点，数万名工人涌入厂房。她们在缝纫机前坐下，开始长达十二个小时的重复劳动。车间里弥漫着化纤布料的气味，天花板上的风扇搅动着湿热空气。工头在过道里巡视，发现谁手脚慢了就大声呵斥。月薪不到一百美元，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带薪病假。怀孕的女工如果能坚持到临产前一周，算是运气好的——更多的人在显怀之后就被找理由辞退了。

　　但在厂区之外，另一个斯威士兰正在悄悄生长。

　　斯威士兰的识字率在非洲名列前茅。殖民时期英国人为培养基层办事员建立的教育体系，独立后被保留下来。这意味着，台资工厂里俯身缝纫机的工人，很多能读会写，看得懂传单，听得懂广播，分得清“台湾”和“中国”的关系。

　　当工友们被资本压迫时，一个致命的问题开始在车间里流传：这些台湾老板的敌人是谁？

　　答案从南非吹过来。

　　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南非共产党作为非国大的执政盟友进入了政府。但大量的基层党员和组织者留在了民间。他们中的一些人，越过边境，进入斯威士兰的工业区。他们在厂区外的铁皮棚里租了房间，在工人下班的路上搭话，在周末的教堂聚会后多留半小时。

　　他们带来的不是枪，是一套分析世界的工具：“所有和你一样坐在缝纫机前的人，都在承受同样的痛苦。而让你承受这些痛苦的人，他们也有名字。他们不是神，不是命运，不是祖先的诅咒。他们是台湾来的老板，是给他们开绿灯的国王、官员和雇佣兵。”

　　干柴正在堆积。但在火星到来之前，斯威士兰自己就曾擦出过火花。

　　1960年7月30日，斯威士兰进步党成立。这是斯威士兰历史上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党主席恩库库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选择的道路是左翼民族主义——深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泛非社会主义的影响的他穿梭于联合国、加纳、苏联和中国之间，为斯威士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恢复独立奔走呼号。

　　1965年4月，恩库库率团访问中国。据当时的档案记载，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也曾与他们会面。

　　那是斯威士兰左翼的黄金时代。

　　但紧接着，中苏分裂的冲击波抵达了南部非洲。

　　进步党内部本就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有人倾向于苏联的“和平过渡”路线，有人认同中国的“人民战争”思想，还有人主张泛非主义的“非洲社会主义”。中苏分裂将这些分歧撕裂为不可愈合的伤口。

　　进步党一分为四：总书记兹瓦尼组建“恩格瓦尼民族解放大会”（NNLC），主张非洲社会主义；支持中国路线的副总书记恩科西被外放至埃及；另一派倒向苏联；恩库库保留进步党名义，但元气大伤，1972年停止活动。

　　这是国际共运分裂在非洲土地上最真实的回声。

　　这场分裂的直接后果是，斯威士兰的民族民主运动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国王索布扎二世抓住机会，于1973年4月12日废除了宪法，解散议会，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建立了彻底的君主专制。

　　1983年，索布扎二世去世。斯威士兰陷入政治动荡。

　　就在这一年，一群流亡南非的斯威士兰青年成立了“人民团结民主运动”——PUDEMO。他们模仿的是南非非国大的组织模式：一个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将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活动家、学生运动甚至部分酋长家族中的开明分子团结在一起。

　　斯共和PUDEMO的联合游行现场

　　PUDEMO将马列主义非正式地列为运动的指导思想，要求所有成员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但“大教堂”式的组织结构也带来了致命的弱点：党内派系林立，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右翼反共力量，都挤在同一个帐篷下。理论无法统一，组织上自然也无法令行禁止。

　　PUDEMO多次分裂。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21年，一部分成员分裂出去成立了“斯威士兰解放运动”（SWALIMO），发展速度很快。但PUDEMO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它在斯威士兰国内建立起了反对派的基本网络，培养了整整一代反对派干部。它的青年组织SWAYOCO在学生和城市青年中拥有广泛影响力，它甚至一度组建过效仿南非“民族之矛”的军事组织“乌木本杜人民解放军”。

　　PUDEMO的前主席马里奥·马苏库，被誉为“斯威士兰的曼德拉”。他在2021年去世前，曾多次被当局以《制止恐怖主义法》的罪名监禁。我曾经远远见过他一次，那是在他获释后的短暂自由期。他的眼睛里有一团火。

　　有PUDEMO党员说过：“斗争在继续，不管是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们一定会赢。”

　　“下一代”，指的就是斯威士兰共产党总书记托克扎内·库内内他们。

　　斯共中央总书记托克扎内·库内内

　　2011年4月9日，斯威士兰共产党在南非姆普马兰加省卡姆鲁什瓦正式成立。库内内青年时期曾到南非留学。在大学里，他大量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参与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PUDEMO的组织实践。他一面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残余，一面反对斯威士兰的君主专制制度。大学毕业后他返回斯威士兰，2005年被当局驱逐出境。此后他流亡南非，2007年开始筹备成立斯威士兰共产党。

　　我和库内内有过数次长谈。他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坦白说，超过我在北京见过的很多博士生。但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理论知识，而是一种“后发优势”——他的思想没有包袱。

　　他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已经证明了自己，南非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就在眼前。我们可以同时接纳所有这些正面遗产，不需要站队，不需要骂战，只需要学习。”

　　这种开放的心态，让斯共在短短十余年内成为斯威士兰最有活力的反对力量。

　　斯共党员集会

　　2011年成立时，斯共只有几十个核心成员。到2021年斯威士兰爆发全国性抗议时，镰刀锤子旗在人群中随处可见。斯共的脸书追踪人数达到1.7万，推特粉丝近万，当时均为斯威士兰各大反对党之最。在一个政党非法的国家，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2021年抗议期间，南非共产党在边境口岸接应斯威士兰共产党党员

　　斯共对我所留学的中国，态度极为友好。

　　库内内曾在一次非公开交流中说：“斯威士兰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反台独、反殖民、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的。”

　　这句话的每一个词，都有具体的所指。

　　反台独——因为台湾当局是斯威士兰君主专制政权的重要外部支撑；反殖民——因为斯威士兰的独立本身就是反英殖民斗争的成果；反种族主义——因为白人雇佣兵至今在斯威士兰土地上横行，杀人不偿命；反帝国主义——因为斯威士兰的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控制；反封建主义——因为国王和酋长组成的封建体系，是斯威士兰人民最直接的压迫者。

　　2019年5月23日，斯威士兰共产党前国际部秘书恩加布洛·德拉米尼因被王国当局警方逮捕后，被强制注射过量海洛因牺牲

　　我曾问过上文所说的斯共党员一个尖锐的问题：斯共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角色？

　　他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这种问题本身就是西方左翼的陷阱，它把复杂的地缘政治简化为道德判断。真正的问题是：斯威士兰的工人阶级如何利用中国提供的政治经济空间，推动自己的解放事业？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和市场，这是事实。非洲需要中国的投资和基建，这也是事实。在这个相互需要的关系里，非洲工人阶级的空间在哪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回答的问题。”

　　他停了一下，补充道：“而且，有一件事你要记住。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那些在斯威士兰开纺织厂的台湾老板，他们的‘邦交国’是我们的国王。我们反对国王，他们支持国王。你说，我们和中国，应该站在哪一边？”

　　这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它不回避矛盾，不简化现实，始终把阶级分析放在民族和国家叙事的核心位置。

　　全球化的残酷辩证法

　　台资工厂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这个论断听起来像一句漂亮的口号。但在斯威士兰，它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台湾当局在斯威士兰经营了五十多年的“金元外交”，试图以金钱和投资维系所谓“国际空间”。他们在曼齐尼建起了九间大型厂房，雇佣数万名女工，每年向美国出口数亿美元的成衣产品。他们训练斯威士兰的警察，维护国王的统治秩序。他们以为自己在巩固一个“邦交国”。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工厂是最好的阶级意识孵化器。把成千上万的年轻工人集中在同一个空间里，让他们承受同样的压迫，然后让他们相互交谈——这件事本身就蕴含着颠覆性的力量。

　　当这些工人开始追问“台湾老板的敌人是谁”时，答案就藏在南非的历史里，藏在中国的革命经验里，藏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

　　就这样，台湾的“敌人”，成了斯威士兰革命者的精神导师；台湾的“邦交国”——斯威士兰王国，成了斯威士兰所有革命党派的革命对象。台湾的“金元”——台资工厂，成了阶级意识觉醒的温床。

　　斯共的快闪游行现场

　　有民意调查显示，今天斯威士兰民众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好感度已经高达72%，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在曼齐尼的工厂内、在姆巴巴内的街头、在斯威士兰的农村正悄然生长。

　　这是全球化时代最残酷的辩证法。资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自己的对立面。资本家每建一座工厂，就在为革命添一把柴。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是资本逻辑本身的自我否定。

　　在曼齐尼工业区的台资厂房里，缝纫机日夜轰鸣。那声音，在国王听来是税收和外汇，在台湾老板听来是利润，在工友们听来，是日复一日的疲惫。

　　但在我们听来，那是未来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