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出去”到“嵌入全球”：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风险架构重塑与法律服务转型

▪陆俊秀博士在2026思百库SIPAC国际法律交流合作论坛上做主题演讲。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

4月16日，走出去智库高级合伙人陆俊秀博士在2026思百库SIPAC国际法律交流合作论坛上演讲指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正在从“产品输出者”转变为“全球运营系统的重构者”。这一转型过程也伴随着一系列复杂挑战：地缘政治与监管风险的显著上升；ESG（环境、社会与治理）已从信息披露要求演变为市场准入条件；本地化与治理问题日益突出……上述变化对法律服务提出了全新要求：传统分散式服务模式已难以应对，需要转向高度协同、系统化的全球法律网络。

该论坛由思百库SIPAC主办、深圳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联合主办，主题为“中外法律服务合作的新阶段、新模式与新机遇”，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背景下中外法律服务合作的优化、升级与创新。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海外律师参会，中国企业高管、法务负责人、法律顾问、风控合规官，以及中国律所合伙人律师等300余人同场交流互动，参会企业覆盖科技制造、新能源、医疗健康、金融投资等多个领域，包括TCL集团、宁德时代、美的集团、联想集团、荣耀、华润集团、OPPO、创维集团、迈瑞医疗等行业领军企业。

今日，本公号刊发陆俊秀博士演讲的核心内容，供关注中国企业海外展业的读者参考。

要点

1、当前阶段可以被定义为“全球化2.0”。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从“全球扩张”转向“全球整合”。

2、地缘政治风险已不再是宏观层面的抽象概念，而是直接影响企业海外资产安全与业务连续性的现实威胁。

3、法律服务体系需要完成三大转变：从点状响应走向整体保护，从合规执行走向战略架构设计，从独立作业走向网络协同。

正文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从最初以出口为导向的“走出去”，到如今全面融入全球体系，中国企业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们不再只是将产品输往海外市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供应链、嵌入当地经济，并同时应对多重监管体系的复杂要求。换言之，中国企业正在从“产品输出者”转变为“全球运营系统的重构者”。

当前阶段可以被定义为“全球化2.0”。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从“全球扩张”转向“全球整合”。传统集中化的供应链正在被分布式、模块化且具备地缘政治适应能力的体系所取代。企业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运行结构：全球化的研发中枢、分布式的制造网络，以及本地化的数据与合规体系。在这一结构转型背后，有三大关键驱动力：首先是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企业不再单纯追求成本最低，而是强调生存能力；其次是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要求供应链具备应对制裁、分裂与监管差异的能力；第三是客户驱动的本地化需求，尤其是在欧洲市场，下游客户对供应安全的要求正在倒逼上游布局调整。由此，供应链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最优”，而是“可持续生存”。

然而，这一转型过程也伴随着一系列复杂挑战。首先是地缘政治与监管风险的显著上升。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不断扩大，监管干预具有追溯性，欧盟等地区的法规日益严格且解释不断变化，使企业在投资审批与运营过程中面临高度不确定性。这直接催生了对复杂投资架构设计、多法域监管协调以及前期风险识别的需求。

其次，ESG（环境、社会与治理）已从信息披露要求演变为市场准入条件。环境抗议、社区阻力以及劳工与透明度问题，正成为企业必须正面应对的现实挑战。企业需要的不再是形式化报告，而是可执行的ESG运营体系、利益相关方沟通机制以及供应链尽职调查能力。

第三，本地化与治理问题日益突出。许多企业发现，“建厂容易、运营困难”。文化融合、人才短缺以及总部与本地团队之间的决策错位，都会影响企业的长期稳定运行。因此，治理结构重塑、合资安排优化以及人力与合规体系建设成为关键需求。

第四，贸易与产业政策冲突日趋激烈。反补贴调查、关税争端以及原产地审查，使企业必须面对一个核心问题：其本地化生产究竟被视为真实投资，还是规避规则的手段。这要求企业具备系统性的贸易防御策略、供应链重构能力以及精细化的原产地规划。

第五，争议解决机制正在发生演变。领先企业逐渐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通过构建多层次争议解决机制与基于条约的保护体系，将法律策略从“解决纠纷”升级为“风险架构设计”。

在这一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已不再是宏观层面的抽象概念，而是直接影响企业海外资产安全与业务连续性的现实威胁。从市场准入限制到投资审查，从供应链中断到强制剥离，全球化规则正被重新书写，而且往往具有突发性与单边性。这一变化对法律服务提出了全新要求：传统分散式服务模式已难以应对，需要转向高度协同、系统化的全球法律网络。

这种转型首先体现在对风险本质的重新认知上。监管工具正在演变为多维度“规则武器”。例如，市场准入与生产地绑定，使既有供应链可能在短时间内失效；投资审批中“控制权”与“影响力”的定义带有明显政治属性，使相同投资架构可能获得截然不同的监管结果；更为极端的情况是，企业即使完全合规，仍可能在地缘政治变化中失去控制权。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法律服务的角色必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设计，从单点问题解决转向系统性风险应对架构建设。

因此，法律服务体系需要完成三大转变：从点状响应走向整体保护，从合规执行走向战略架构设计，从独立作业走向网络协同。单一机构难以覆盖多法域、多维度的复杂风险，但通过跨区域协作，可以形成基于本地经验与全球联动的综合能力。

在实践层面，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构建一体化风险防控体系来实现。首先是在市场进入与资产配置阶段，通过“地缘政治选址”帮助企业评估投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并在治理结构中嵌入控制权保护机制，例如董事会安排、投票权设计、知识产权布局及合同保障等。其次是在运营阶段建立动态保护机制，包括跨区域情报共享、预警系统以及危机响应预案，同时通过压力测试提前识别潜在风险。再次是在解决方案层面实现法律、商业与政策的融合，例如数据治理架构、技术隔离机制以及利益相关方沟通策略，从而在制度与舆论两个层面同时塑造有利环境。

为了将这些能力转化为可执行方案，还需要推动服务产品化与协作机制升级。例如，可以开发覆盖诊断、规划与执行全过程的“全球资产安全与韧性蓝图”，以及在危机时刻快速启动的跨法域应急响应机制。同时，通过建立行业专项工作组、搭建安全协作平台以及开展定期演练，确保网络协同能力在关键时刻能够高效运转。

归根结底，当今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而对企业而言，不确定性意味着生存风险。在这种环境中，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绝对确定性，而是经过系统设计、基于充分信息与战略判断的“可控确定性”。法律服务的价值，正是在于提供这种结构化的确定性。

当法律网络能够从个体专家的集合，转变为协同运作的系统时，其意义将不再局限于支持企业，而是重新定义全球法律服务的标准。在一个规则被不断重塑甚至被“工具化”的时代，这种能力将成为企业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支撑，使法律顾问不仅是问题的解决者，更是路径的导航者与风险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