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从军事和战争的角度进行探讨

文一教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一书，从军事和战争的角度，探讨了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认同该书提出的“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的观点，不过社会需求不止是军事和战争的需求。该书主要是分析军事和战争的需求。

该书认为：“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爆发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不过是欧洲这场延续发育好几百年的跨国军备竞赛的自然产物与硕果”；“科学革命没有爆发在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基于火药一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和围绕这种新型战争而展开的“国家竞争体系”的缺乏”。

根据文一教授的观点，如果明朝或清朝距离欧洲很近，或者周边有强国，和强国激烈对抗，可能会更早爆发科学革命。如果明朝或南明和后金（清朝）激烈对抗，展开大规模火器对攻，也许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明朝和南明不够强。明朝连农民军都打不过，被李自成所灭亡。南明各派势力争权夺利，内斗不断，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

《中国火器史》（作者：王兆春，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书就讲到，“后金（清朝）在火器制造方面，经历了从兴起到衰落的曲折过程”，火器发展由盛转衰的原因包括“对敌作战的火力优势放松了火器研制的创新”。

“康熙三十五年……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军虽然进行过多次战争，但大抵都是镇（和谐）压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平定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 上述情况表明，清军在入主中原后近200年的对内对外战争中，在火器的使用方面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几乎没有遇到过强手……

清廷便满足于使用明末清初已经定型的兵丁鸟枪、红衣炮、子母炮、威远炮等旧式火炮，以及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而不愿意组织兵工部门去研制新型枪炮，以为改善军队装备和改善国防设施之用……由于上述几种原因，使我国古代火器的发展，失去了创造之国和先进之邦的卫冕能力”。

《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通过一个独特视角切入、剖析西方近代史，以回答“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而没有任何社会需求比得上人类在集体性死亡面前产生的求生欲望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后造成经常性大规模国破家亡的最大原因就是绵延500年的热兵器战争”。

该书认为：“欧洲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都毫无例外是一部遵循丛林法则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由于火药的传入和基于火器的热兵器战争，点燃了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的野火，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秩序的瓦解和近代欧洲国家竞争体系的形成。

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下一个政权的生存能力，由于火药—火炮大规模战争的引入，完全取决于它的运行效率：无论是行政管理效率、战争动员效率、武器研发效率，还是经济效率。这个“国家竞争体系”最初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然后通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航海和全球殖民竞赛，扩展到西欧和北欧。

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之下的激烈军备竞赛，导致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和热兵器研发的大规模投入，使得与热兵器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引爆了一场“科学革命”——包括基于炮弹力学原理的伽利略一牛顿物理学革命，和基于火药爆炸的氧化燃烧原理的拉瓦锡化学革命。

同理，也是通过这个国家竞争体系内高压强下的激烈商业竞争、殖民竞赛，以及相伴随的贸易战、金融战、间谍战、技术剽窃、全球市场开拓和由产业政策带动的产业链急剧升级，引爆了工业革命”。

“本书揭示，大家熟悉的20世纪冷战期间的激烈军备竞赛模式，其雏形早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诞生和萌芽了。而爆发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不过是欧洲这场延续发育好几百年的跨国军备竞赛的自然产物与硕果”。

“伽利略创立的这两门“新科学”，一门是材料力学——它是基于威尼斯兵工厂军舰设计上几十门重炮对船体结构和建筑材料的受力情况所进行的静力学几何原理分析，另一门是铁球的运动力学——它是基于炮弹飞行的抛物线轨迹在惯性作用下的匀速运动和重力作用下的匀加速运动所进行的数学分析。伽利略通过在威尼斯兵工厂大量实验，为这两门新科学奠定了数学基础”。

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爆发在火药的发源地——中国？该书认为：“是中国基于火药一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和围绕这种新型战争而展开的“国家竞争体系”的缺乏——只有处在这样一种高烈度、高强度、高频率的热兵器战争和国家竞争体系中，才能激发出社会精英和国家力量对数学、物理、炼金术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巨大渴望、需求、扶持和投入：因为精确描述炮弹的变速轨迹，需要代数和平面几何；全面理解火药爆炸和物质燃烧的机理，需要非常丰富的炼金术知识和大量耗时、耗钱、耗人工的化学实验，需要国家扶持的专门实验室”。

“问题的实质恰好在于，出产《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的古代中国，没有产生对“变速运动中的炮弹轨迹”进行精确数学描述的社会需求，没有产生对火药及其相关化学成分实行规模化大生产和集中研发的需求。而近代中国经过鸦片战争的屈辱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无情打击，才终于激发出了这种意识和需求，因此才提出用精密科学——“赛先生”——拯救中国的口号。因此中国的国家力量才开始筹建兵工厂、西南联大、军事学院、科学院，并公派大批留学生赴日、赴欧、赴美学习数学和科学，与17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派学生去意大利拜访伽利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