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 | 我国畅通内循环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支柱

高帆｜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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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

锚定现代化建设目标并动态优化经济发展格局，是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和宝贵经验。在启动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深度依托国际贸易和全球市场的特征较为显著。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呈现出从外向型增长向内向主导—内外协同增长的重大转型。“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说明畅通内循环在我国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既有文献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内外循环关系进行了较多探究，如江小涓、孟丽君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内外循环的地位变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向内循环为主既是现实表现，也是必然选择。赵燕菁等探究了推动经济内循环的努力方向，认为实现经济内循环需解决资本内生问题并培育本地市场。这些文献对于深刻理解我国畅通内循环的背景、方式及效应具有启发意义。畅通内循环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其视角、方法以及现实针对性等亦需拓展。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阐释畅通内循环的提出逻辑与实践路径，重点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如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畅通内循环的学理依据和理论逻辑？二是在实践层面，如何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明确畅通内循环的实践支柱与重点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循环理论支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多个维度阐述了经济循环问题，并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经济循环理论，具有实践指引和启示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作为制度化的生产关系，发展格局作为上层建筑的具体表现，归根结底是由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发挥促进或阻滞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关键阶段下，生产力显著跃升与生产关系主动调整的必然结果。这种转变的指向是通过完善生产关系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二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联理论。经济活动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具有关联的统一体，这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其一为总体性，即四个环节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运动取决于这些环节形成的整体状况；其二为互动性，即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经济实践中必须从互动的视角把握这些环节。现阶段我国经济存在需求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不能直接归因于某一环节，必须在四个环节整体和连续性运动中进行探究。

三是资本循环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资本运动从出发点开始、再回到出发点的循环过程，强调资本循环需经过三个阶段、经历三种形态。资本循环的购买阶段与要素市场紧密关联，售卖阶段与商品市场直接相关。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存在内在关联，商品市场运行高度依赖各类要素的配置状况以及要素市场的运行状况。如果要素市场存在扭曲，则必将阻滞资本不同形态的顺畅转换，并通过影响初次分配而制约商品市场扩展。这种要素市场存在扭曲，也将在城乡区域层面对经济循环产生制约，不利于城乡间、区域间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据此，经济循环必须关注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统筹考虑不同类型或区域市场的对接状况。

四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可分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两大部类能够同时实现价值补偿（每一部类的产品能够销售出去，且有能力购买另一部类的产品）与实物补偿（每一部类能够为另一部类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且自身所需产品能够在市场中获得）。国民经济的顺畅运行要求不同部门的发展必须保持协调和动态平衡，否则会引发产业结构失衡、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我国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扩大国内需求，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发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丰富的经济循环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为理解经济循环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联理论强调不同环节的内在联系，资本循环理论强调不同市场的关联特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强调部门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为理解我国经济循环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我国发展格局必须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调整的指向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比如，依据“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联理论，我国必须把握经济各环节的协同特征，推进供求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依据资本循环理论，推动经济发展必须考虑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运行状况，提高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以及配置效率；依据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关系，推动不同部门与产业之间的结构平衡。

新征程上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实践支柱

新征程上我国强调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这一战略部署还有明确的实践逻辑。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意味着我国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历史性跃迁，而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致生产关系变化，生产力跃迁内在要求对发展格局进行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在经济维度对国内与国际关系、供给与需求关系、规模与结构关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畅通国内大循环正是重塑的内在要求和驱动力量。

从时序视角看，我国畅通内循环已具备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一个在全球经济领域影响有限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人口规模最大的中上等收入国家，从一个农村常住人口占主体的国家转变为城市常住人口占主体的国家，从一个市场规模有限的国家转变为具有市场规模优势的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78—2024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48%增至19.12%。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支撑和驱动能力显著提升，为将强大国内市场打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提供了强劲动能。从空间维度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仍处在低速增长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态势仍在延续。2006—2024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64%降至37%，按照CIF（到岸价）计算，2017—2024年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进口产品总额中的占比从21.6%降至13.4%。这些变化表明外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然减弱，我国需要更加倚重国内市场来驱动经济发展，同时靠制度型开放等来实现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畅通内循环是一个涉及供给、需求、供需对接的系统化过程。我国畅通内循环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发展导向。现阶段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畅通内循环需要重点筑牢四个实践支柱。

一是需求扩展。其核心在于通过持续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解决“内循环如何发力”这一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进行产品生产，总是希望完成从商品到货币“惊险的跳跃”，进而为再生产活动提供支撑力量。需求可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其中，消费需求是与居民生活直接关联的需求，是对投资需求具有牵引作用的需求。就影响因素而言，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社会保障程度。从时序意义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横向比较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在跨国比较中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13%，低于世界56.49%、高收入国家58.71%、中高收入国家47.94%、美国67.90%、欧盟51.59%、印度60.34%、巴西63.33%等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9.92%，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1.79%，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8.14%，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扩展的重要因素。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2007—2024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3.14倍降至2.34倍，但同期差距绝对数从9275.6元增至31069.0元，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成为制约内需扩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需要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就业创造能力、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推动城乡收入差距从相对数缩减转向绝对数缩减，以此释放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效应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展效应。“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立足需求维度对畅通内循环进行系统化战略部署。这些部署的关键是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式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特别是推动更多农村居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从而为建立强大国内市场奠定更为牢固的需求基础。

二是产业转型。其核心在于形成与需求结构变动匹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此解决“循环什么产品”这一问题。畅通内循环既要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能力，也要有强大的产品生产能力，前者涉及居民购买力，后者涉及企业创新力。产业是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集合，企业创新力通常体现为产业形态变迁和产业结构优化。我国畅通内循环需要从系统视角理解产业发展问题，着力构建不同类型产业之间具有相互支撑功能、各产业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23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7713.5美元/人、28154.8美元/人与28696.1美元/人，产业间的发展不平衡状况比较突出，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农村需要提供更多新业态新产品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满足居民消费需要。产业结构转型以回应市场需求为基本导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2024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3.9%降至29.8%，城乡居民对生态、文化、康养、信息、数据等新型产品的需求显著增长。这为企业创新和产业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我国必须依靠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等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真正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等，正是从供给维度发力为畅通内循环提供驱动力量。

三是科技创新。其核心在于依托科技创新来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此解决“循环何以连续”这一问题。从微观角度看，科技创新是企业产品创新的根基，产业转型升级也取决于科技创新程度。从宏观角度看，科技创新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涵式发展的程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科技创新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持续增强，科技成果转化率需要大幅提高，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需要不断推进。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2022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支出/GDP）从0.56%增至2.56%，但2022年该数据低于世界（2.67%）、高收入国家（2.92%）、日本（3.41%）、美国（3.59%）。根据佩恩表10.0的数据，2019年中国TFP约为美国的39.9%，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分别约为美国的93.7%、88.9%、63.6%与60.8%，我国科技创新在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率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教育水平、人才培养、金融体系、科技向产业的转化机制等均会影响科技创新水平，进而对供需动态平衡和国内市场扩展产生影响。因此，我国需要持续加大对教育培训、基础研究、应用研发等的投入力度，依靠深化改革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健全对科研人员的保障和激励制度，充分激发各类企业和人才的创新活力，注重发挥金融在科技创新中的资金融通、风险分散等功能。“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体现出依靠强化科技创新来持续畅通内循环的实践逻辑。

四是对接畅通。其核心在于通过建设统一大市场提高市场的交易效率，以此解决“循环效率怎样提升”这一问题。畅通内循环涉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对接效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流通费用来刻画这种对接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来标度这种对接效率，均强调对接效率越高、市场主体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越低，对需求和供给的激励作用越强。1978年我国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断发育壮大，微观主体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趋于下降。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处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要素市场化改革依然滞后于商品市场化改革，地区间还存在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状况，等等，这意味着商品和要素市场仍存在较高交易成本。例如，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城市资本流向农村仍面临较多制约。不同地区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往往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于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因地制宜地确定产业发展方向且在区域间形成分工协同的程度有待加强。上述问题在整体上抑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不利于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发挥国内大市场主体地位。因此，我国必须将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特别要深化各类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发挥数据在信息对接中的促进作用，在制度和技术等层面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此外，我国需加快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打破地区内部、行业内部的“小循环”，依靠市场规则的统一化、规范化来形成分工经济和网络经济。“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凸显了市场对接效率提高在畅通内循环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国内市场和经济运行制度保障的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