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宋代近世说”割裂中国历史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唐宋变革论”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于20世纪初提出，该理论将宋代视为中国社会历史近世的开端，简称“宋代近世说”。内藤湖南运用欧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并以欧洲话语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甚至比照欧洲以及日本明治时期的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出现的历史背景——君主与逐渐崛起的平民联手打倒贵族势力，确立中央集权体制，从而提出“唐代为中世纪之终结，宋代为近世开端”的论断。

为证明“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很多学者把讨论10—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从北宋260万平方公里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再转向元明的江南这一隅，历史空间一步步缩小。在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内又侧重于对君主、士大夫和科举制的研究，即被“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相关议题所主宰。一言以蔽之，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局限到狭小的江南一隅，是极其典型的削足适履式地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谓的研究）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上的表现。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视野，宋朝只是唐朝政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宋以后中国的历史，汉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上占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政权则在疆土和疆界形成（包括向边疆地区传播中国文化）上占主导地位。但是“宋代近世说”的视角恰恰使得中华民族及其疆界所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容被遮盖。

内藤的“宋代近世说”不仅仅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更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及日本对华政策密不可分。内藤湖南是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拥护者，其身份首先是政论家，其次才是以史学研究为主的汉学家。其“宋代近世说”不仅以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更与日本学界自明治维新后倡导的东亚“文化中心移动”说密不可分。在内藤湖南看来，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已具备代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实力，因此不仅要取代中国成为东方文化新中心，更要用日本文化特性消融中国文化特征，进而确立东方文明“新极致”——他将此视为日本未来的文化“天职”。内藤湖南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轻忽中国文化的心态，原因就在于其“宋代近世说”。

（原题《“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与宋型国家概念的提出》，摘自《云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