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战略和实务｜中国电池扎堆匈牙利：下半场怎么赢？【走出去智库】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

3月26日，走出去智库（CGGT）与思百库SIPAC联合举办“出海战略和实务”系列研讨会——“规则替代红利：2026匈牙利国会大选，中资在匈投资的法治化转型与合规挑战”，由走出去智库高级合伙人陆俊秀和思百库SIPAC主席吕立山（Robert Lewis）主持， 邀请匈牙利 Lakatos, Köves and Partners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Richard Lock和创始合伙人Attila Ungár作主旨发言。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过去十余年，匈牙利已成为中国电池企业进入欧洲的重要落脚点，相关投资快速集聚，形成产业链集群。当前，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逻辑已从 “追求落地速度” 转向 “注重运营质量与合规能力”，需遵守欧盟与匈牙利多层级监管规则，应对外资审查随投资模式（从绿地项目转向并购）提升的重要性，同时应对环保、用工等合规要求，强化本地化融合与合规体系建设。

中企进入欧洲市场如何长期稳定发展？今天，我们刊发走出去智库（CGGT）高级合伙人陆俊秀与专家访谈的主要内容，供关注欧盟投资的读者参阅。

要点

1、在具体制度层面，企业所面对的并不是单一来源的规则体系，而是由欧盟法规、欧盟指令以及本国法律共同构成的多层级结构。

2、随着大量项目由建设期进入运营期，监管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建设阶段更多关注审批与流程，而运营阶段则直接面对环境排放、生产安全、用工结构以及社会影响等更为复杂的议题。

3、从区域视角看，匈牙利仍然具备显著优势，但其“唯一性”正在下降。随着投资者经验的积累以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重新进入比较视野，区域竞争趋于均衡。

正文

过去十余年，匈牙利逐渐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重要落脚点，尤其是在新能源、电池制造等领域，投资规模与密度显著提升。伴随产业链的快速集聚，一批标志性项目从无到有落地生根，也在客观上重塑了中东欧地区的制造版图。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监管体系以及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一轮“进入欧洲”的叙事正在发生转向——企业所面对的，已不再是一个以“落地速度”为核心变量的阶段，而是逐步进入以“运营质量”和“合规能力”为主导的深水区。

理解这一转变，需要回到匈牙利经济本身的结构性特征进行探究。作为一个长期依赖外资驱动增长的经济体，其对外开放的基本取向并未改变，这也是为何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资本能够在过去十多年持续进入匈牙利市场的重要原因。同时，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已超过二十年，其制度基础早已深度嵌入欧盟体系之中。这一身份既是优势，也是约束：它提供了进入欧洲统一市场的通道，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必须在欧盟规则框架下开展经营。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结论是，短期内国内政治周期（如选举）对投资环境的影响相对有限，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变量，更多来自欧盟层面的政策与监管演进。

在具体制度层面，企业所面对的并不是单一来源的规则体系，而是由欧盟法规、欧盟指令以及本国法律共同构成的多层级结构。不同层级之间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在实践中却呈现出高度趋同的执行标准。这种“多源一体”的监管逻辑，使得匈牙利很难被简单归类为“宽松监管市场”，相反，它更接近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欧盟合规环境。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合规不仅是进入门槛，更是持续运营的基础条件。

在这一背景下，外资审查（FDI）常被视为关键风险点，但从实践来看，其影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对匈牙利的投资以绿地项目为主，这类投资，除非涉及国防、公用事业或特定金融领域，通常并不触发FDI审查。因此，包括大型电池工厂在内的多数项目，在进入阶段并未受到实质性限制。然而，随着企业逐渐从“新建产能”转向“整合资源”，并购开始增多，而FDI审查正是对并购交易设定了较低门槛与广泛覆盖。这意味着，FDI并非普遍性障碍，但其重要性正在随着投资模式变化而上升。

回顾匈牙利对中国投资的吸引机制，可以清晰看到三项长期支撑因素：一是持续十余年的政策导向与双边关系积累，为投资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基础；二是规模可观的国家补贴，在欧盟规则允许范围内对项目形成直接激励；三是所谓“VIP通道”，通过压缩行政流程时间提升落地效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机制本质上解决的是“效率问题”，而非“标准问题”。换言之，它们可以让项目更快推进，但不会降低在环境、劳工或安全等方面的合规要求。

随着大量项目由建设期进入运营期，监管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建设阶段更多关注审批与流程，而运营阶段则直接面对环境排放、生产安全、用工结构以及社会影响等更为复杂的议题。尤其是在电池制造及回收领域，由于其潜在环境风险较高，媒体、公众以及监管机构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化并非针对某一国家的投资者，而是针对整个行业的风险属性。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身份”，而在于“合规表现”。

这种变化之所以在近几年显得尤为突出，还与产业本身的“新兴性”有关。电动汽车与电池产业在匈牙利此前并不存在，相关法律与监管实践缺乏成熟经验，导致早期在执法与解释层面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企业在这一阶段往往需要在“规则尚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推进项目，由此产生摩擦与调整。但随着案例的积累与监管能力的提升，这种不确定性正在逐步收敛。对于后来者而言，反而能够在一个更清晰、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中开展投资。不过，在电池回收等新领域，规则仍处于形成过程中，短期内的不确定性仍难以完全避免。

在企业层面，一个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是对政府信息的过度依赖。部分企业在进入初期倾向于直接与政府沟通，并将相关表述视为“确定性承诺”，而忽视独立的法律、环境与财务尽调。问题在于，政府在吸引投资过程中具有自身政策目标，这些目标并不总是与企业的长期利益完全一致。缺乏独立判断的情况下，企业容易在后期运营中暴露出合规短板，进而承受更高的调整成本。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已有欧洲经验的企业，开始更早引入专业顾问体系，以降低信息偏差带来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一个更为稳健的运营模型逐渐清晰，即从“关系驱动”转向“合规驱动”。企业需要在进入前即完成系统性的尽职调查，并在环境、劳工、安全、税务与公司治理等方面建立完整的合规体系。同时，这种合规不应停留在文件层面，而应能够被持续验证与审计。相比之下，依赖非正式沟通或阶段性承诺的做法，在当前环境中已难以支撑长期运营。

与合规能力并行的，是本地化程度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过去，本地资源更多被视为辅助工具，而如今则逐渐成为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变量。无论是通过引入本地管理层、建立与本地企业的合作关系，还是与高校联合培养技术与操作人才，这些举措都在帮助企业降低文化与沟通成本，并提升在地方社会中的嵌入程度。尤其是在非核心城市，语言与行政沟通仍构成现实障碍，本地团队往往能够在关键节点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更长远看，与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不仅有助于日常运营，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应对政策波动的“缓冲机制”。

另一方面，过去在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补贴因素，正在逐步弱化。一方面，欧盟层面的资金约束趋紧，另一方面，电池产业在当地已形成一定规模，边际激励的必要性下降。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吸引力的削弱，而是表明其竞争优势正在回归更为基础的要素：产业链集聚、客户分布、物流条件以及欧盟市场准入。对于多数企业而言，贴近客户与供应体系，往往比一次性的财政激励更具决定性意义。

从区域视角看，匈牙利仍然具备显著优势，但其“唯一性”正在下降。随着投资者经验的积累以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重新进入比较视野，区域竞争趋于均衡。企业在选址时更可能采取多国对比的方式，而非集中于单一目的地。

综合上述变化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匈牙利乃至整个中东欧的投资逻辑，正在经历一次实质性的重构。早期阶段强调的是进入速度与政策窗口，而当前阶段更强调合规能力、运营韧性以及本地融合程度。换言之，竞争的核心已不再是“能否进入”，而是“能否长期稳定地存在并发展”。

在这一转变之下，企业需要重新校准自身能力结构：不仅要具备产业与资本优势，更要能够在复杂的监管环境与多元的社会语境中，实现合规、沟通与整合的平衡。这种能力，才是支撑其在欧洲市场真正“扎根”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