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合约自由的粗暴干预，必然导致交易费用的激增，最终由最弱势群体承担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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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看似反直觉的冷峻观察，实际上是新制度经济学大师张五常在十八年前便已定下的逻辑判词。

当时，面对《劳动合同法》的起草与推行，张五常曾孤身一人以“毁誉在所不计”的姿态猛烈炮轰，其核心立论便是：法律对合约自由的粗暴干预，必然导致交易费用的激增，最终由最弱势的群体承担全部代价。

张五常当年的立论与原帖中的“前人砍树后人暴晒”互为表里。在他看来，劳动力市场本质上是一系列关于风险与收益的分成合约，当法律强行在合约中塞入诸如“延长产假”、“解雇赔偿”或“强制工时”等福利红利时，这些看似给劳动者的“红包”，在企业的账本上瞬间就被折算成了“风险成本”。由于市场具备自动对冲的本能，企业必然会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压低起薪，甚至像楼主所言，通过大规模使用临时工和外包服务来逃避“重装甲”般的正式用工合约。这正是张五常所担忧的“租值消散”——法律赋予你的权利，最终被社会性的隐形歧视与准入壁垒对冲殆尽，导致弱者在法律的“温情”保护下，反而失去了进入市场的门票。

楼主提到的美国租房法导致流浪汉死循环的例子，精准地印证了张五常关于“信息费用”的阐述：当法律剥夺了房东驱逐违约者的权利，房东观察租客的成本就变得无穷大，于是只能采取最粗暴的背景审查作为替代。这种逻辑推演到职场，便成了对育龄女性或大龄劳动者的定向“截杀”。令人感叹的是，这份诞生于十八年前的学界认知，在跨越了近二十年的经济周期后，非但没有过时，反而随着全产业链内卷和要素回报率的绝对下降，展现出愈发冰冷的穿透力。它无情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在实物产出追求极致规模经济的逻辑下，任何脱离生产效率而强行通过行政信用背书的“道德溢价”，最终都会在市场深处被转化为对后来者更加赤裸的剥夺。

这份穿透力告诉我们，当“行政逻辑”试图强行修正“市场引力”时，规律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更残酷的方式在缝隙中继续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