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反套路的物理大师Leggett走了，晚年给青年学子留下最后的忠告

3月10日，我们得知安东尼·莱格特（Anthony J. Leggett）教授逝世的消息后，发布了一篇短文表达纪念。许多读者在留言中表达了对这位物理巨擘的敬意，也有不少人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故事。

为此，我们重新梳理了莱格特教授的生平资料，整理出这篇增补版文章。在这个更完整的版本中，你将读到这位低温物理领域大师的非比寻常的“无套路”人生：一个被英国中学过早的“分流”制度送进古典学的少年，偶然被退休神父拉进数学教室从此叩响探问自然的大门；带着过于寒酸的简历和博士导师给的“不懂物理”的评价，拿到博后offer；给日本同行写出了流传甚广的英文写作指南，还被日本同事怀疑是“CIA特工”……

在这些故事之外，更打动人的是，晚年的Leggett对青年学者处境深深忧虑，他叮嘱——哪怕留出20%的时间，去做真正值得做的问题。

谨以此文缅怀莱格特教授。

《返朴》将陆续刊发物理学者缅怀Leggett教授的文章，敬请期待。

综合报道 | 返朴

据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官网消息，理论物理学家安东尼·莱格特（Anthony J.Leggett）于美国当地时间3月8日逝世，享年87岁。

莱格特被公公认是低温物理与凝聚态理论领域的世界级领军人物，因对超导体和超流体理论的先驱性贡献于2003年与阿列克谢·阿布里科索夫、维塔利·金兹堡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在宏观量子现象、耗散系统量子理论及量子力学基础研究方面留下深远影响。

“莱格特教授思维卓越，总是在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思想，而且他为人谦逊低调、平易近人，”伊利诺伊大学生物工程教授拉希德·巴希尔（Rashid Bashir）说，“世界失去了一位传奇人物，也失去了一位极好的人。我们将深切怀念他。”

莱格特最为人所知、也为他赢得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就，是解释了在极低温度下，氦-3原子是如何配对并形成无摩擦、无粘滞的“超流体”的。在此之前，科学家已经知道氦-4在极低温度下会表现出可近乎无粘滞流动的超流性，但氦-3原子属于费米子，按照泡利不相容原理，单个氦-3原子不能像氦-4那样直接以玻色子的方式凝聚。1970年代，莱格特在朗道费米液体理论和BCS超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完备的理论框架，系统解释了氦-3原子在毫开尔文级别的极低温度下如何通过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两两配对，形成自旋和轨道角动量都不为零的库珀对。他的理论不仅成功阐明了氦-3超流体中复杂的多相结构，还揭示了这种微观量子态如何决定了液体的宏观流体动力学和磁性特征。这一理论框架后来在低温物理中占据核心地位，也被物理学家广泛应用于宇宙学、亚原子粒子研究以及液晶等多个领域。

2003年12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莱格特从卡尔·古斯塔夫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 Darrell Hoemann/The News-Gazette

除了超流体，莱格特在量子力学的基本宏观应用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始终对量子力学能否直接应用于宏观物体抱有严谨的审视态度。为了探究这一问题，他与合作者提出了著名的Caldeira-Leggett模型，详细描述了量子系统在与宏观环境相互作用时，是如何发生量子退相干并逐渐丧失量子特性的，这为开放量子系统、量子退相干和超导量子电路噪声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外，他提出的Leggett-Garg不等式，犹如宏观世界里的贝尔不等式，为实验物理学家提供了一种检验“经典宏观实在论”与量子预测是否兼容的数学工具。莱格特的理论直接影响了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约翰·马丁尼斯（John Martinis）和米歇尔·德沃雷特（Michel Devoret）在电路中发现宏观量子力学隧穿和能量量子化的实验，他们凭借这项工作分享了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约1985年，莱格特就“薛定谔的猫”发表演讲。| Emilio Segrè visual archives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1986年高温超导体被发现后，物理学界急需测试新型超导体的对称性。1993年，莱格特与戴尔·范·哈林根（Dale Van Harlingen）等人合作，完成了一项精巧的SQUID干涉实验。这项实验给出了铜基高温超导体具有d波对称性的关键证据，而常规低温超导体通常可由近似各向同性的s波配对描述。这是一个非常经典且在凝聚态物理学史上极具分量的“判决性实验”，其确立的“相位敏感”测量范式，至今仍是验证新型非常规超导体对称性的核心手段。凭借这一开创性贡献，范·哈林根等人荣获了1998年的凝聚态物理学最高奖——奥利弗·巴克利奖（Oliver E. Buckley Prize）。

莱格特早年的学术轨迹颇具传奇色彩。事实上，虽然在物理方面做出了非凡成就，但他一开始是个“文科生”。

1938年3月26日，安东尼·莱格特出生于英国伦敦南部坎伯韦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后来不无幽默感地写道：“据说我是卡着出生那天的最后7分钟降生的，这似乎预示着我早年就有的拖延症倾向，而这种倾向恐怕贯穿了我大部分的职业生涯。”

莱格特的父母都是各自家族中第一代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两人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求学时相识并订婚，但由于父亲当时需要照料自己的母亲和弟妹，婚事推迟了几年。父亲后来在中学教授物理、化学和数学；母亲也曾短暂担任中学数学教师，但在莱格特出生后不得不停止任教。二战结束后，全家回到伦敦上诺伍德居住，父亲在伦敦东北部的一所学校教书，母亲则主要承担起照顾家里五个孩子的责任。

据莱格特在自传中回忆，“那时的英国，即便在所谓‘进步’学校里，学生受到的‘分流’也极其严重。你必须在很早的时候（通常是十五岁，而我则是十三岁）就在古典学、现代语言、数学与科学之间作出选择。这个选择基本上就决定了你在大学里可以攻读哪些学位，而这又会对你将来能申请哪种工作形成非常严厉的限制。”

在莱格特就读的中学，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如果一名学生表现优异，学校就会默认将他分配到当时的“显学”——古典学（主要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及其文学）；而科学一般被认为是最不“体面”的方向。“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并不清楚，这大概反映了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态度。”

于是，莱格特在中学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古典学中，只有极少时间能用来学习英语、历史和数学。这也顺理成章地决定了他后来的大学去向——于1955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人文学科专业（Literae Humaniores）。

命运的转折来自一次走廊上的偶遇。1954年末，莱格特已获得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奖学金，但入学前有几个月的空档。中学里一位退休的神父查尔斯·奥哈拉在走廊上拦住他说：“你好像很闲，我也很闲，不如每周来我房间两小时，我给你讲一些现代数学中有趣的东西。”彼时莱格特的数学水平仅限于基础考试所需，连微积分都没学过。但奥哈拉神父看起来也很热情，于是，“也许更多是为了不扫他的兴，我同意了。”

此后两个学期，奥哈拉神父每周给他上两个小时左右的“现代数学导览课”，带他走马观花地了解群、环、域等概念，并鼓励他动手做习题。令莱格特惊讶的是，自己竟然做得来。虽然细节知识很快就忘掉大半，但这段插曲在他心底埋下了一颗至关重要的种子：挑战高等数学的信心。

进入牛津，莱格特沉浸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传统中，与导师一对一讨论最前沿的哲学论文。对于这段“文科生”的经历，他打趣说：“经常有人问我，古典学训练对我后来从事物理工作究竟有没有帮助？对此我有个开玩笑的回答：至少和一些物理同事不同，我知道希腊字母φ和ψ的区别！”

“但认真来说，我确实觉得至少其中的哲学训练塑造了我观察世界、特别是看待物理问题的方式。这种影响不容易量化，也很难说得特别具体。我从未接受过精神分析，但我想任何接受过的人都无法再以旧日眼光看待世界，我认为我在牛津接受的那种严格的分析哲学训练也是如此。另一个类比是我后来学会流利说日语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学会使用一块此前不知道自己拥有的肌肉。无论如何，我从未后悔在这个学位上花掉那些时间。”

到了牛津的第三年末尾，莱格特开始认真思考职业前途。虽然哲学是擅长的科目，但他并没有打算以哲学家为职业，这出于一种对“标准”的执着：莱格特认为，哲学这门学科更多依赖于“措辞”的微妙差异，缺乏客观的对错标准。纯数学呢？标准倒是客观的，但又太过坚硬。他写道：“数学这个学科决定了，如果做错那只能是因为你蠢。我希望有做错了但还不蠢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能出于一些有趣但并非平庸的原因而犯错。物理似乎正好符合这种要求。”

他想起奥哈拉神父教他数学课的那段经历，这段经历给了他关键的信心——“至少在数学这方面，不会碰到太大困难。”于是在1958年初夏，莱格特鼓起全部勇气，申请攻读牛津的第二个本科学位——物理学。

这在当时的英国障碍重重：要说服学院接收，要筹集学费，还要让征兵委员会相信他不是在逃避兵役（1959年是英国征兵制的最后一年，申请第二学位有逃避兵役的“嫌疑”）。

但时代大潮帮了他一把——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给当时的英国带来巨大震动，舆论纷纷指责国家把最好的头脑浪费在了古典学之类“无用”的科目上。各类鼓励文科转理科的奖学金应运而生，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这种文化态度的整体转变，在心理上极大鼓舞了莱格特。

莱格特在两年内学完了三年的物理本科课程，这段时光并不轻松：“我记得自己一边艰难地应付《中级力学》中那些老派的杆和滑轮题，一边又得啃曼德尔量子力学教材里关于希尔伯特空间性质的内容。”他写道：“那时候（不知现在是否仍是这样）牛津的毕业考试是一场未曾亲历者难以想象的煎熬：每个学期、学年都没有考试，一个人的学业命运完全取决于毕业前一连串的三小时闭卷笔试（以古典学专业为例，多达14场）。一场接一场地考，每天两场，只有周末才能获得短暂的喘息。毫不奇怪，每到这时候当地医院精神科病房的患者人数总会显著上升。”

1961年夏天，在完成让他多少有点“消化不良”的本科阶段学习之后，莱格特继续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导师是德克·特尔哈尔（Dirk ter Haar）。德克的指导风格颇为不同寻常：一方面，他非常关心学生生活，给予他们充分支持；另一方面，德克的指导就是把学生直接扔进深水区，拒绝提供任何学术建议。门下学生自己摸索、自力更生的后果，是他们的平均毕业率只有约50%。

莱格特后来半开玩笑地写道：“我怀疑那些没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最后从事其他工作，反而比留在学术界更快乐。看看当今北美的就业形势，特别是职位空缺与申请人数之间的巨大失衡，我有时甚至会忍不住想效仿德克的做法（只是担心会因此吃官司，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总之，莱格特幸运地熬过了这种“溺水式”训练，成功“浮”了上来，最终于1964年顺利毕业。

下一步是申请博士后职位。在德克的鼓励下，他向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的戴维·派恩斯（David Pines）递交申请。那时，莱格特的发表记录几乎拿不出手。他回忆说，自己的申请材料简直“寒酸得可笑”——除了还没写完的博士论文，能列出来的只有一篇尚未发表、只有一页的Physics Letter。

据莱格特的学生周迪回忆，莱格特曾分享过这样一件往事：递交博士后申请材料时，行政老师提醒他简历里不要只放第一篇论文，而要附上完整的论文清单。莱格特回答：“不好意思，我只有这一篇论文。”行政老师又建议：“那能否把整篇文章都打印出来，不要只打印一页？”他答道：“不好意思，这篇论文只有一页。”最后行政老师只好问：“那能否写上论文的引用数？”他说：“不好意思，这篇文章的引用数是零。”

但戴维还是接受了莱格特。毫无疑问，德克的推荐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戴维后来告诉莱格特，德克的推荐信说他在文科方面受过良好训练，但不懂物理——戴维对此的反应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教！”

在UIUC做完一年博士后，莱格特去了日本京都大学松原武生（Takeo Matsubara）的研究组。为了补贴收入，他在期刊Progress of Theoretical Physics的编辑部做兼职。在处理投稿的过程中，莱格特有感于日本作者写英文论文存在一些普遍性的困难，于是把这些观察整理成一篇短文《给日本物理学家的科学英语写作建议》（Notes on the Writing of Scientific English for Japanese Physicists）。这篇关于论文写作方法的指南非常详细具体，而且极富操作性，在日本大受欢迎，其流传之广连莱格特自己都觉得意外。他自嘲说，这篇小文章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超过了我职业生涯两百多篇论文中的任何一篇”。

在京都这一年，莱格特努力融入日本文化，试图认真过一种“日本式”的日常生活。他住普通学生宿舍，努力学习日语，尽量不说英语，也不太和其他外国人混在一起。日本同事们背地推理后一致得出结论：他一定是个正在受训的中情局特工。

再之后，莱格特又经历了一年“流动式”博士后，辗转于牛津、哈佛、伊利诺伊大学，并在这期间成功申请到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讲师职位。从1967年到1982年，莱格特在萨塞克斯大学度过了极其丰产的十几年。1983年初去康奈尔大学停留8个月后，他回到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直至2019年退休。

莱格特与其研究团队成员在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讨论问题。| 摄影：L. Brian Stauffer

也许正是莱格特“非典型”的求学经历，造就了他独特的教育哲学。很多教授喜欢教自己研究专长方向的课程，但莱格特恰恰相反，他常常主动去教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例如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流体力学、李群）。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切身了解学生在吸收这些知识时遇到的困难。他甚至曾主动提出指导实验课，震惊的同事们抗议道：“但你是理论家啊！”

即便到了80岁高龄，莱格特仍然坚持站着上课、站着推公式，还亲自编写讲义。

周迪曾师从莱格特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莱格特的博士生平均毕业时间大约是八到十年。莱格特老师给学生的课题，有个特点——‘任何两个人都不相同’，他不会让师弟跟着师兄的路子走，别说借鉴，互相看懂都难。”

“莱格特教授对博士生的毕业要求格外严格。他认为，只有当学生的‘独立科研能力’达到他认可的程度，才算具备博士毕业的资格。……他曾对我说过：‘即便你发表了论文，但如果我觉得你还不具备完整的科研逻辑链能力，我也不能让你毕业；反之，即便你没有发表论文，但我认为你已经具备了上述能力，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论文和学位并不能画等号。’”

莱格特在科普领域的风格也独树一帜。他的经典通俗著作《物理学中的问题》（The Problems of Physics）不使用任何复杂公式，将重点放在物理学目前还不能回答的核心基础问题上，带领读者重新审视那些被科学界理所当然接受的“常识”。全书提供了一种极其清醒的视角，帮助读者理解科学是一项不断质疑和修正的进程。莱格特谦虚地表示：这本书的销量达到了几个“毫霍金”。

顶尖物理学家的智慧之外，莱格特同样拥有坦诚和充满人文关怀的一面。在2020年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他写下这样的感慨：

“整个学术生涯中……如果非要挑出对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点（尤其是在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萨塞克斯大学所体验到的那种包容、宽松的环境。每当回想起那段经历，再看看如今研究生、博士后和青年教师的现状，我就感到十分忧虑：通过与这些群体交谈——不仅是在中国（也许那里问题表现得最为明显），甚至在北美——我都感觉到，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除非自己手握三四篇论文，而且还发表在Nature、Science或PNAS这类高影响力期刊上，否则几乎不可能获得博士后、正式或终身教职——而这本应是他们职业生涯中自然而然的下一步。

“尽管年轻的同侪们在这种重压之下依然能够生存下来甚至取得不错的成绩，每每令我惊叹，但我担心，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们会面临一种强烈的诱惑：将所有精力集中在那些有较大把握在考核周期（通常是两到三年）内产出成果的问题上。然而几乎可以说，从定义上讲这些都不是真正值得做的好问题！

“这种局面当然并非偶然，而是学术竞争环境趋于公平的不幸后果之一。信息革命等因素使得学术竞争环境更加公平，这本是一个积极的趋势，但同时也导致了我前面提到的教职与求职者之间的严重失衡。我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向我征求意见的年轻同行，我能给出的最好建议就是，有意识地留出一定比例（30%、25%，哪怕20%）的研究时间，去研究那些不确定能否在两三年内解决的问题，甚至是不确定到底能不能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我只能祝他们好运……”

这是一位长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为世界留下的最后忠告。

致谢

感谢郝炘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文章得以进一步完善。

本文参考了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周迪教授的回忆文章《怀念Leggett教授：一位谦逊的导师与绅士》。

参考来源

[1] https://news.illinois.edu/tony-leggett-nobel-laureate-and-theoretical-physicist-dies/

[2] https://physicsworld.com/a/condensed-matter-physics-pioneer-and-nobel-laureate-anthony-leggett-dies-aged-87/

[3]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2003/leggett/biographical/

[4]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2003/press-release/

[5]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content/journals/10.1146/annurev-conmatphys-031119-0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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