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出动地面部队的选项
美伊战争打到现在,最严峻的问题不在于双方导弹库存消耗。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伊朗可以依靠里海从中俄获得补给。美国则能抽调其它防区的导弹库存,理论上足以支撑三个月的消耗。
美伊战争最大的风险,在于双方缺乏沟通渠道,这很容易滋生战略误判。过去几年的美伊冲突,双方提前围绕空袭与报复行为进行协商,点到为止,带有政治表演性质。比如伊朗虽然会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但由于提前通知,美军人员伤亡可控。但这一轮的美伊冲突,以色列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干掉了伊朗的核心决策团队。除哈梅内伊之外,伊朗最有实权的几个人物接连阵亡。这不仅导致伊朗权力中枢瘫痪,也让美国无法从伊朗内部寻找合适的谈判对象。
为报复暗杀行为,伊朗予以坚决反击,它向周边的逊尼派国家发动猛烈空袭,其中就包括阿曼,这个国家是美伊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渠道,帮助两国准确传递信息。无差别反击大概率出自伊斯兰革命卫队之手,目的是堵死美伊谈判空间。
如果说美国和伊朗文官集团试图让冲突降级,那以色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唯恐天下不乱。以色列恨不得把美国拖下水,让美国出动地面部队跟伊朗开战。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试图把水搅浑,以保卫国家为由趁机夺权。双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不愿冲突在短期内得到缓和。
在沟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美伊之间发生战略误判的概率急剧上升。一战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英国的战略模糊让德国产生误判,使其低估了英国保卫比利时的决心。朝鲜战争之所以爆发,也是因为美国没能及时摸清中国的底线。由于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缺乏直接沟通渠道,双方不得不通过印度等中立国传递信息,很容易产生延迟和误判。尽管北京多次声明三八线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但美国认为这只不过是传统的外交辞令,进而忽视了中方的核心关切。
为避免悲剧重演,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后,中美初步建立了政府级沟通渠道。不仅如此,香港成为重要的情报交换中心,掮客们倾囊相授只为购买一份高价值情报。越南战争爆发后,由于提前获悉中方立场,美国始终没有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队,避免了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碰撞。如今,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中美搭建了20多个沟通渠道,涉及军事、经贸、科技、金融等领域,极大降低了两国之间产生战略误判的风险。
美伊则不然,战争爆发后两国原有的直接沟通渠道全部中断,至今没有重启迹象。伊朗内部则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此刻没有任何人具备一言九鼎的威望。作为妥协,伊朗成立临时委员会,但这更像是过渡,实际权力掌握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穆杰塔巴的上台更加说明这一点。尽管他是哈梅内伊的儿子,但他的履历完全不足以掌控局势,只能任由军方摆布。
到了这个节骨眼,事态已经落入内塔尼亚胡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预设的轨道中,双方都把混乱视为攀登的阶梯。内塔尼亚胡应该会感谢美国选出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假如拜登还在,内塔尼亚胡毫无机会。巴以冲突刚爆发时,尽管拜登在舆论上力挺以色列,但为防止被拖下水,美国只给以色列提供用于自卫的弹药。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这次斩首行动导致鸽派势力一落千丈,为其组建军政府扫清障碍。
事实上,民主党对盟友的驾驭能力远超特朗普。为约束以色列,民主党大力扶持反对党领袖甘茨和国防部长加兰特,依靠组建战时内阁架空了内塔尼亚胡权力。为敲打赖清德,民主党把其家属接到美国当人质,并提拔拥有美国血统的萧美琴担任监军。一旦赖清德作出过激行为,民主党可能会暗中把他换掉。在欧洲,民主党扶持冯德莱恩担任欧委会主席,极大削弱了德法领袖的权力,使欧盟沦为美国傀儡。特朗普完全不具备这种运筹帷幄的能力,他喜欢通过展现强硬迫使对方就范。但这其实是种很低效的办法,只有无能的人才会仅靠施压来解决问题。
在地缘事务上,能用外交手段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经济手段;能用经济手段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军事手段。如果一个国家频繁打仗,要么外部环境确实恶劣,要么外交政策存在很大缺陷。
迪拜的帆船酒店遭到袭击:

也就是说,以色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虽然看似宿敌,但在火上浇油的问题上有共同默契。前者希望美国把更多战略资源投入中东,后者试图打着戡乱的名义接管权力。中东君主国则成为彻头彻尾的输家,近几年来,沙特、阿联酋致力于推动经济转型,大力发展金融和旅游等第三产业。尽管它们只需一年的时间就能修建摩天大厦,但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让投资者相信这片土地足够安全。恐怖的空袭,让迪拜和利雅得丧失了发展金融中心所必需的和平环境,这种信用损失不是能源收入可以弥补的。
马六甲海峡为新加坡创造巨额财富:

正如我之前去新加坡的感受,这座港口城市依靠马六甲海峡实现繁荣,可这种繁荣极度依赖和平、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一旦未来西太平洋爆发战事,新加坡积累的财富将化为乌有。历史上威尼斯曾是欧洲最富庶的城市,可当战争来临的时候,这种富庶只会烟消云散。
鉴于特朗普之前在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很多人认为这次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也会TACO,但这两件事有本质的区别。关税是经贸问题,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中东是政治问题,特朗普没有太多退让机会。中东君主国虽然武力弱小,但依靠能源出口积攒了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持有大量美国风险资产。假如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仍被封锁的情况下选择撤退,势必会激怒中东君主国,导致其做出抛售行为,届时美股和美债将暴跌。
就算特朗普不考虑美国利益,单纯是为了保住中期选举,他也不敢轻易得罪中东君主国,它们可是共和党的金主。美国撤退的前提是搞定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至少要允许一部分油轮通行),要么依靠外交手段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依靠武力手段迫使伊朗解除封锁。在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特朗普有三种选项,风险和收益依次匹配。
低风险方案:武装库尔德人,让伊朗陷入分裂。伊朗和伊拉克边境分布着一千多万库尔德人,他们有很强的独立建国诉求。美国可以为库尔德人提供武器,让他们顶在前线跟伊斯兰革命卫队作战。然而从获得武器到形成战斗力需要很长时间,特朗普需要先解决当下的问题。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会损害美国跟土耳其关系,促使其站在伊朗这边。假如美国武装库尔德人,可能是在赌伊朗内部因不愿承担国土分裂风险主动求和,而非寄希望库尔德民兵能击败波斯正规军。
中风险方案:出动海军陆战队,夺取伊朗沿海岛屿。当前美国部署在中东的军队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武力方案,仅能承担特种作战任务。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美国或出动精锐部队攻占伊朗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岛屿,甚至占领伊朗海军基地阿巴斯港,削弱其威胁商船的能力,确保海峡物流通畅。但这一方案存在善后问题,夺取岛屿后,谁来负责在波斯湾沿海岛屿驻军呢?阿联酋的军队不堪一击,由美国驻军则成本高昂,而且随时会面临伊朗人反扑。
高风险方案: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武力推翻宗教政权。与伊拉克不同,伊朗境内大部分都是高原,易守难攻。假如美国想对伊朗发动全面入侵,需动用50万陆军,光是后勤费用就是天文数字。如果是高风险方案,美国需要从全球各地抽调精锐部队,并向中东运输足以支撑半年消耗的物资。美军需动用全部运输机,大量征用民间商船,政府订单向军购倾斜,美联储则帮忙钉住利率。这不仅是打仗,更是在烧钱。不到万不得已,全面入侵伊朗都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如果特朗普想依靠外交手段结束海峡危机,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权的情况下,伊朗的谈判条件可能会比之前苛刻。伊朗的核心诉求,势必会包含美国不得再发动二次斩首的条款,无论这种条款有没有写入正式协议。不仅如此,伊朗可能会要求美国从中东部分撤军,并约束以色列的战争行为。
无论特朗普再怎么懊恼,开战以来的损失都已沦为沉默成本。他必须在出动地面部队和屈辱求和之间做选择。鉴于亲犹势力掌控了美国媒体,特朗普想跟伊朗搞密室会谈的难度很大。在基准场景下,美伊之间可能会继续博弈一段时间,直到其中一方占据明显优势,否则在此之前双方是很难达成和平协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