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丛林世界，中国迫切需要“不干预主义2.0版”

对话郑永年：

丛林世界，中国迫切需要

“不干预主义2.0版”

 Dialoge 2026.03.09

世界｜对话｜观点

编者按

2026.03.09

中东战火还在持续燃烧。一边是伊朗方面宣布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选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另一边是美国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伊朗任命的新领导人“必须得到我们的批准”，否则“他就不会维持太久”。当战火外溢、油价飙升、国际贸易受阻、全球能源与航运市场剧烈震荡，这已不是“中东局部”的战争，而是一场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与地缘格局的风暴眼。

当旧秩序崩塌、丛林法则横行，中国还能置身事外吗？如何构建一道既能抵御外部冲击，又不至于因过度防御而错失全球化机遇的“防火墙”？承接上篇对话（详见《对话郑永年：当战争启动，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大湾区评论》再次与郑永年教授展开对话。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王希圣

对话时间：2026.03.09

 大湾区评论：

近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布伦特原油单日涨幅超过8%，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暴涨40%，全球航运战争险保费激增。从目前战争发展态势来看，是否可能会重现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

 郑永年：

从世界能源结构的整体上看，全世界并不缺石油，中东、拉美、俄罗斯都在产油。美国尽管是能源消费大国，但其本身也已经成为一个能源大国，并且特朗普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发展能源。现在的经济结构跟70年代不同，不见得会重演1970年代的那样的危机场景；从长期看，不一定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不过，短期影响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巨大的。这几天不仅是亚洲、欧洲的能源价格上涨，黄金价格也在剧烈波动。有几个因素是大家需要考虑的。

首先，这种变化会持续多久，还要取决于战争的进程。如果像特朗普所说，在一两周或者四周内就结束，那么不至于出现大危机，至少一些大经济体所储备的能源足够支撑几周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战争一结束，石油供应就可恢复。不过，也要关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会破坏伊朗的能源设施，如果能源设施遭破坏，那么情况会变得很坏。尽管特朗普的目标是军用设施，但伊朗方面说美国也轰炸了一些民用设施，包括海水淡化工厂。如果演变成长期战争和冲突，伊朗封锁霍尔木兹，能源供应链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特朗普也有可能改变策略，要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了，这将又是另外一种局面。

第二，伊朗本身也是以能源经济为主。为了生存和发展，霍尔木兹海峡迟早还是要通行的，封锁海峡同样会导致石油无法出口，这对伊朗自己的经济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实际上，伊朗方面只是选择性地封锁海峡，封锁被视为是敌国的运输，而没有封锁其它国家的。目前的情形是，伊朗的领袖被斩首了，伊朗正在气头上，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理性。换位思考，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任何国家身上，能马上恢复理性吗？

第三，战争一旦发生，市场正常运作被打乱，投机的人就会多起来，这也会对各国经济产生影响。

所以，总体来看，危机不像一些媒体渲染得那么严重；但是短期冲击肯定是有的，尤其是石油储备比较少的经济体会受到很大影响。

2026年3月7日，伊朗德黑兰，沙赫兰炼油厂遇袭（图源：路透社）

 大湾区评论：

霍尔木兹海峡被外界认为是伊朗手中的终极王牌。您如何看待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的行为？

 郑永年：

我们当然不希望能源通道被“武器化”。但是要客观地评价这件事。美国（西方）这些大国，是不是也把供应链“武器化”了？把经贸“武器化”了？美国的芯片对中国来说是不是“武器化”？我们的稀土新规是不是也被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为“武器化”？同样的道理，伊朗为什么不可以把海峡“武器化”呢？

我们不要带着不同标准去批评人家。的确，理想地说，人们希望不要因为地缘政治发生变化，规则就变了。但是，在战争状态下，伊朗面临如此险恶的外部环境，你要求它保障通道畅通，这说不过去。如果敌人冲着你家而来，要进攻你，难道你要敞开大门让敌人进来吗？

所以首要是把战争停下来。战争不结束，什么和平逻辑都说不上。在战争逻辑下就看实力了，伊朗有充分的理由把海峡“武器化”。但是问题是伊朗下一步有没有能力持续这样做？美国会怎么反应？欧洲诸国、日本会怎么反应？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

下一步，伊朗会怎么做？不可能把所有的通道都封锁起来，但可能会一步一步地、有选择性地封锁。在很大程度上，伊朗已经在这样做了。这非常考验伊朗的智慧。伊朗目前所需要的外交，使人想起近代中国的李鸿章。李鸿章不是走出去搞外交，而是利用中国土地上列强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牵制，避免了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伊朗应对西方也可能会是这样，利用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周旋。既然走出去搞外交很难，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打“持久战”了。

 大湾区评论：

伊朗战争爆发以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考虑停止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如何看待美以伊战争与俄乌战争的关联？以及俄罗斯背后的战略考量？

 郑永年：

俄罗斯当然是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俄罗斯自己深陷俄乌战争的泥潭，原本顾及不了太多。现在伊朗出事了，他希望通过这个方法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俄乌战争前，欧洲完全靠廉价的俄罗斯能源来追求自身的经济繁荣，俄乌战争发生后，欧洲经济已经受到重创。如果现在伊朗的能源供应再出问题，对欧洲又将是新的重创。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考虑断供，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助和支持伊朗，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湾区评论：

如果俄罗斯真的对欧洲断供，欧洲国家下一步，会更加依赖美国的天然气，还是会在政治和军事上向俄罗斯妥协？

 郑永年：

从现在来看有几个可能性的场景会出现：一种情况是欧洲转向依赖美国能源（这或许是特朗普所希望的）；一种可能是欧洲国家“狗急跳墙”，干脆加入美国一起去打伊朗，比如法国航母已经去了。所以，普京这步棋如果走不好，本意是想帮伊朗，结果反而可能促成欧洲和美国联合打伊朗。不要低估这种可能性。

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地中海（图源：AP美联社）

 大湾区评论：

之前您曾说，旧秩序已崩塌了，而新秩序还尚未建立。仅在今年开年，我们就见证了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所采取的斩首行动，您认为当下这种“无政府状态”是否会成为“新常态”？

 郑永年：

旧秩序仍在持续解体、趋于碎片化。各国都在以自我为中心，谋求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区域秩序。当前全球新秩序的确立遥遥无期，此刻的世界就如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一种毫无规则的无政府状态，呈现出弱肉强食的“大鱼吃小鱼”格局。

从历史经验来看，新秩序的确立往往需要数十年时间。欧洲秩序的确立经历了多少年？二战之后的秩序是从一战到二战数十年灾难之后才确立的。人类没有记忆，或者记忆根本不重要，所有秩序都是人类遭受的难以承受的灾难和损失之后才确立的。因此，我们对新秩序的确立的长期性在思想上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今天，在“事实上G2”格局的形势下，中美两国的互动极其重要。尽管美国在推动其自身的秩序构建，中国的作用至关关键。如果真如美国或者一些西方国家所担忧的那样，当初中国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与美国及欧洲形成对抗，那么世界大战恐怕就会轻易爆发。正是由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迄今才避免了这一局面的出现。对目前伊朗的局势也是一样的。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肩负起大国责任，这既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也是为了守护世界和平。我们绝不能轻易陷入战争的逻辑。

2026年3月7日，人们在美国纽约参加集会游行，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在这场军事打击的背后，是国际能源价格的暴涨、供应链的中断、航运保险费用的激增，这些外部风险正在通过贸易、金融、预期等渠道快速向全世界传导。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海外利益和避免海外风险传递到国内？如何构建一道既能抵御外部冲击，又不至于因过度防御而错失全球化机遇的“防火墙”？

 郑永年：

我们在海外拥有广泛的利益，例如在委内瑞拉、伊朗等地。随着企业的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我们在海外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利益。过去，我们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干预”的原则。我认为“不结盟”的立场是正确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避免了世界重蹈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覆辙。倘若中国与美国各自拉拢盟友形成军事结盟，很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

不过，对于传统“不干预”主义，我认为迫切需要反思并做出调整，我们现在需要新的“干预主义2.0版”。我们必须坚持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我们绝不能像美国那样推行政权更替、煽动颜色革命。但是，至少有三种主要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积极干预”或“正面干预”的策略。一是当海外利益遭受到当地国家侵犯时；二是当海外利益遭受到第三国侵犯时；三是当海外因素深刻影响到中国内部利益的时候。第一种情形很常见，一些国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例如政权或者领导层变更）不能履行和我们国家签订的合约，或者内部不稳定甚至产生暴力。第二种情形现在也变得经常出现，例如美国要强硬收回巴拿马运河、毒款条约等。第三种情形更常见，比如，若某个国家在海外支持针对中国的分离主义势力或恐怖主义活动，我们当然要进行干预；再比如，针对中国公民的境外电信诈骗行为，我们也必须介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多。我们绝对不能效仿美国抓捕他国总统等霸权行径，但要通过积极的方式保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这一点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大湾区评论：

在外交层面，中国一直主张维持经济上积极接触而在军事上降低存在，您怎么看？

 郑永年：

在国际层面，军事是被用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手段的应用经常产生更大更多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寻找问题的根源，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更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为何全球南北之间会产生尖锐的对立？本质上，这源于发展模式与现代化路径的失衡问题。美国（西方）国家在自身发展起来后，便抽走了自己爬上来的梯子，后来者（比如全球南方国家）就失去了可以借助的“梯子”，致使很多国家难以摆脱贫困。有剥削自然就会有反抗。

中国倡导的是“开源式现代化”。我们在自身发展起来之后，将“梯子”延伸出去，容许和帮助其它国家也爬上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其他国家创造发展机遇。这便是“共同现代化”的理念。当各国都能实现发展的时候，国际社会自然会趋向和谐。这就如同一个社会若能实现共同富裕，便会充满和谐；而一旦出现部分人极度富有、部分人极度贫困的两极分化，社会和谐便无从谈起。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国际层面追求一种更具可持续性、更为和平的发展方式。

“中国—FAO（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农村生计改善和粮食体系转型能力建设活动”学员赴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开展交流（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在丛林法则横行时，中国应该如何“有所作为”？

 郑永年：

当然，像美国那种“霸权式”“强盗式”的干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是我们必须避免的。但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能总是刻板地强调“绝对不干预”。国家之间存在往来，本就会相互产生影响。

刚才所说的“积极干预”或者是“干预主义2.0版本”，中国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已在付诸实践。例如打击电信犯罪，通过双边合作加快干预进程，这便是积极的干预举措。我们在中亚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展光明正大的多边合作，针对各国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问题协同应对，这些做法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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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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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整理 | 冯箫凝 王希圣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王炳云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