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百万俄裔移民成了以色列最后的救命稻草？

想象一下，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街头，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块商店招牌上，希伯来文旁边赫然印着醒目的俄语字母；杂货店里，伏特加和鱼子酱与传统的犹太食品摆在一起；耳边传来的对话，可能不是希伯来语，而是流利的俄语。这不是莫斯科的某个街区，而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场景背后，是一场持续了三十多年、深刻改变了国家命运的人口大迁徙。从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开始，超过一百万说俄语的犹太人涌入了这个地中海东岸的小国。

这场移民潮并非偶然，它源于以色列建国之初就埋下的一颗“人口定时炸弹”。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其《独立宣言》同时强调了国家的“犹太性”和“民主性”。但一个根本矛盾始终存在：如何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中，维持一个犹太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根据联合国1947年的分治决议，拟议中的犹太国人口里就有超过40万阿拉伯人。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大量阿拉伯人逃离或被驱逐，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大约15.6万，占当时总人口的19.4%。以色列首任总统哈伊姆·魏兹曼曾如释重负地称，国家的任务被“神奇地简化了”。

然而，简化只是暂时的。到2023年，以色列总人口接近985万，但犹太人占比已降至73.2%，创下历史新低。与此同时，阿拉伯公民人口达到约208万，占比21.1%。这还仅仅是以色列主权范围内的官方数据，如果算上以色列实际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犹太人口的比例将更低。更让以色列决策层夜不能寐的是生育率的巨大差距。阿拉伯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3.0以上，而以色列犹太人的整体生育率约为2.1，刚刚达到人口更替水平。其中，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世俗犹太人，生育率更是低至1.8。

唯一生育率高的是哈雷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平均每个妇女生育7个孩子。目前，他们已占全国人口的13.5%，约112万人。但这个群体给以色列带来的更多是内部困扰而非人口红利。哈雷迪男性普遍豁免兵役，让世俗犹太人的子女在前线服役；他们的就业率不足50%，专注于宗教研习，依赖国家高额补贴生活；他们的宗教学校消耗了全国20%的教育预算，却往往不教授数学、科学等现代课程。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曾尖锐地指出，这群人正在成为国家的“毒瘤”，他们垄断宗教事务，让世俗犹太人连结婚都无法自主，其高生育率若持续，预计到2050年将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对国家财政和社会凝聚力构成巨大压力。

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人口焦虑下，以色列将目光投向了北方。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的历史机遇，被证明是以色列最成功的一次“人口自救”。从1990年到1999年，大约100万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这相当于当时以色列总人口的20%。这批移民的质量之高，远超寻常。其中58%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被认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等高技能人才就有13万之多。他们的到来，直接填补了以色列的劳动力与高端人才缺口，被认为是推动以色列经济腾飞、奠定其“创业国度”和科技强国地位的关键力量。如今，俄裔移民主导着以色列40%的科技初创企业，贡献了约25%的GDP。

除了经济和科技贡献，这批俄裔移民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社会效果。他们中约70%是世俗化或无神论者，在苏联的无神论教育下长大，对犹太教本身的认同有限。他们的涌入，显著稀释了国内宗教势力的影响力，增强了社会的世俗化力量，让以色列没有完全被宗教律法绑定。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俄裔移民迅速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组建了如“以色列我们的家园”这样的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在涉及自身群体利益和巴以问题时，他们往往与国内的扩张主义者结成同盟，支持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兴建犹太人定居点，成为推动以色列政治右倾化、阻碍巴以和平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

然而，这场百万人规模的移民也带来了复杂深远的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激化了与阿拉伯人的矛盾。对于一个土地和水资源有限的地区，百万新移民的到来意味着对生存空间的直接争夺。以色列为安置这些移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大规模兴建“犹太人定居点”，这实质上挤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另一方面，在就业市场上，成本低廉且属于“自己人”的俄裔移民，也比巴勒斯坦劳工更受青睐。许多巴勒斯坦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土地，陷入贫困，成为难民。这种绝望的处境，被普遍认为是助长哈马斯等抵抗组织力量壮大的温床。有分析指出，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移民潮，间接改变了巴以力量对比，激化了地区矛盾，使巴以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即使在犹太人内部，俄裔移民也未能完全融入。他们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飞地，在特拉维夫等地出现了被称为“小敖德萨”的社区，俄语媒体、学校、剧院兴盛。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如饮酒（这在正统犹太教规中受限），也常被本土犹太人侧目，犹太长老会甚至认为这些“不守教规”的移民污染了犹太文化。更深刻的是身份认同的争议。许多俄裔移民凭借《回归法》中宽松的犹太血统认定（三代内有犹太血统即可）来到以色列，但其中约30%的人宗教身份存疑，需要重新皈依犹太教。他们对原籍国俄罗斯的情感，也时常引发关于“双重忠诚”的质疑。

面对新的地缘政治变化，以色列的“俄裔移民牌”仍在继续。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又接收了数万名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犹太移民。但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也开始显现出矛盾与调整。一方面，国家需要持续引进高素质移民来填补人才缺口，特别是科技领域；另一方面，又担忧移民的“非犹太化”倾向（目前约有25%的俄裔移民被认为无犹太血统）。因此，以色列在2021年收紧了《回归法》，要求提供更严格的犹太身份证明。甚至有讨论计划在2024年进一步修订法律，要求移民通过犹太教考试，这引发了世俗移民群体的强烈抗议。

以色列的困境在于，它试图用一场新的人口输入，来解决一个由自身政策造就的结构性危机。这个国家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将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置于控制之下却不给予平等公民权，导致其人口增长不断稀释犹太人口比例。同时，国内又供养着一个规模庞大却不参与现代经济与社会契约的哈雷迪群体，消耗着社会资源。引进俄裔犹太人，在决策者看来，是一举多得的策略：既能增加犹太人口数量，对抗阿拉伯人口的增长；又能输入高素质的世俗力量，平衡内部宗教势力；还能为经济和科技发展注入活力。正如巴拉克在2013年所直言，以色列需要“更有选择性地引进移民”，目标就是再引进一百万俄罗斯犹太人，以“重新定义以色列犹太人，打破正统犹太人的事务垄断”。对他而言，这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是以色列守住“犹太国家”根基的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