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标榜进步的精英，为何都与爱泼斯坦有关？

文 | 丁毅超

　　随着美国司法部公布超过350万页的爱泼斯坦文件，全球社交媒体已然进入到狂欢时刻。越来越多的著名人物被挖掘出与爱泼斯坦的联系。

　　单纯以塌房程度论，乔姆斯基已经因为此次解密文件在西方进步主义左派中名誉扫地。毕竟对于长期标榜自己为权力批判者和道德罗盘的工团主义者乔姆斯基而言，这是一种难以原谅的虚伪。

　　尤其是当他在其那本著名的《制造共识》中大肆批判媒体、政府和精英阶层如何勾结时，自己却热衷于与爱泼斯坦这样的顶级政治掮客建立联系，他的整套理论体系在追随者眼中瞬间崩塌。

　　乔姆斯基的讽刺性遭遇只是爱泼斯坦事件小小的影响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爱泼斯坦事件标志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导全球秩序的新自由主义进入了逻辑上的崩坏期。它所揭示的并非仅仅是个体的道德堕落，而是权力如何在流动性中逃避责任，法律如何在私有化中失去神圣性，以及民粹主义如何作为一种寻找失落主权的尝试。而其中的一切都最终必然指向这个由政客、学术领袖到金融寡头所构成的庞大精英网络。

　　中左翼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爱泼斯坦文件的公布自然对各方政治势力都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但从没有一个政治势力像英美的中左翼建制派那样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之前泄露的文件就已经导致了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宣告退出一切公众生活。而在本次文件公布之后，克林顿夫妇本人都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要求下强制出席作证。上一次前总统在众议院出席作证可能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英国的中左翼建制派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前英国驻美大使，布莱尔时期的商务大臣曼德尔森也被直接卷入到舆论漩涡中。不仅改革党和保守党都要求对其进行清算，连工党内部的许多成员也要求将其绳之以法。

　　曼德尔森在火速辞去工党身份之后，又迅速辞去了自己上议员的身份，并且伦敦警察部门也正在对其展开刑事调查。至于被认为是新工党路线当代守门人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更是深陷缺乏政治判断力的质疑，他极大概率会在今年五月地方选举之后下台。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分布并非巧合，而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左翼政党经历“第三条道路”意识形态转型后的逻辑终点。凯恩斯主义共识崩溃后，以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为代表的中左翼领导人推动了一场剧烈的意识形态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在于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社会平等和福利国家目标，转而全面拥护市场机制、金融化与全球化。

　　在当时，这一转向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中左翼长期执政的关键，而当时的经济繁荣也为这条道路提供了充分的绩效合法性。甚至在拜登时代，依旧有不少民主党的支持者会以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奇迹作为民主党治理能力卓越的正面典型。

　　问题同样随之而来。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建制派政党政治逐渐演变为一种高度依赖社交网络，与金融资本的网络化精英政治。这种范式迁移使得中左翼精英与其传统选民——特别是蓝领工人阶级和中低收入群体——发生了深层的结构性断裂。他们不再依赖群众动员来获取合法性，而是转而依赖与金融家、科技巨头和媒体大亨的私密社交。

　　用大白话来说，中左翼建制派总是要和这些资本搞好关系才能拉来足够的投资。这也是为何在那个时代非常流行带着庞大的经贸团出访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以国家信用背书，为国内资本在国外市场的投资提供更多的保证。

　　在这一政治语境下，爱泼斯坦正是这种精英社交经纪人的极致体现。他利用其金融背景与慈善外衣，为这些政治精英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私人性公共领域。这种关系不仅满足了精英阶层的奢靡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规避公众监督、交换非正式政治信息的平台。

　　国内媒体相对热度较低的曼德尔森是一个更为显眼的例子。作为布莱尔新工党改革的首席设计师，曼德尔森与爱泼斯坦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普通的社交范畴。即使在爱泼斯坦因诱奸未成年人被定罪并登记为性犯罪者后，曼德尔森仍与其保持密切联系。他甚至被曝在担任商务大臣期间，曾向爱泼斯坦提前透露政府关于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救助计划信息。换言之，本来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们，成功利用了中左翼政治网络使得自己继续发大财。

　　这一事态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左翼建制派的道德破产。相比于公开主张市场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右翼精英，中左翼建制派长期以来依赖社会公正、妇女儿童权利保护以及人道主义价值观作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然而，当这种“密室政治”因爱泼斯坦文件的曝光而呈现在公众面前时，民众发现，那些口口声声代表“进步”、“公平”和“人权”的建制派领袖，实际上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受法治和道德约束的平行时空里。

　　当克林顿、曼德尔森甚至一些标榜进步的学术权威被曝出与爱泼斯坦存在深度交集时，其标榜的道德优越感彻底崩塌。这也证实了民粹主义长期以来的一个关键指控，即这些精英作为全球资产掠夺者，利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便利，构建了一个跨越国界的、涉及性剥削和权力寻租的非法网络。

　　法律面前不平等

　　中左翼建制派的式微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任何明眼人都会承认，过去数十年来那种致力于跨国资本进行全球扩张的游戏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政治上的驱动力。不论对于哪国资本来说，这种根本性的逻辑改变都是它们必须接受的事实。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英美政府会深陷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之中。

　　从表面看，美国民众对爱泼斯坦案件的关注来自于其本人的离奇死亡。爱泼斯坦自杀当天至少存在以下三个致命漏洞。其一是本该存在的室友被提前调离，使得爱泼斯坦处于事实上的单人监禁；其二是本来应该运作的录像却恰好在自杀当天失效；其三则是本来应该定时巡查的两名狱警都选择了伪造记录。

　　更不用说，诸如监狱方面没有拍照留证就转移尸体之类的细节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监狱超负荷运作的情况下确实存在，问题是如此多的问题都凑到同一个完善发生在数学上是一件极小概率的事件。

　　拜登政府的公开解释是没有任何谋杀，并且斥责民众的阴谋论想法。但拜登政府的这一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即便不从阴谋论的角度看，在同样的极小概率情况下，拜登政府并没有同样强度的证据能够排除爱泼斯坦不是“被自杀”的证据。也正是这一极小概率问题，为接下来美国政府的信任危机造成了致命的负面影响。

　　但事件本身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政府长期以来具有足够的公信力，那么即便是极小概率的事件也能够获得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认同。而美国政府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它没有那么多的公信力。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精英模式所导致的制度性隔离。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爱泼斯坦事件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并非仅仅是对个别腐败政客的愤怒，而是普通民众对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制度性隔离的直觉。爱泼斯坦案件最核心的社会学特征是权力精英阶层的闭环化。他的圈子跨越了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乃至情报界。这种跨界联系并非松散的社交，而是一个相互勾连、共同进退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

　　最显著的证据是2008年达成的佛罗里达互不追诉协议。当时的联邦检察官阿科斯塔在压力之下，批准了一份极度优渥的协议，允许爱泼斯坦在承认较轻罪名的情况下获得工作假释，并豁免了其所有的潜在共犯。它向公众清晰地展示了：法律在面对高阶精英时会发生自动失效。

　　这种制度性隔离使得精英阶层生活在法律的真空带中，而普通民众则面临着日益严苛的法律约束。极端的法治双标是政府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或者说，拜登政府如何让民众相信一个长期以来对精英阶层缺乏威慑力的法律系统内部，真的不会出现让爱泼斯坦“被自杀”的可能性？

　　进一步说，爱泼斯坦事件暴露了全球化时代下，一种名为精英密室网络的非正式治理模式的崛起。在这种模式下，主权国家的正式机构虽然在名义上运作，但真正的权力执行和利益分配却发生在像爱泼斯坦的萝莉岛这样的非正式空间里。他利用其私人岛屿提供了一个不受任何主权国家法律管辖的域外空间，让各路权贵在此进行秘密会谈、情报交换和政治妥协。

　　这种非正式治理通过对精英个体的性勒索或社交绑定，建立了一种比正式法律更强力的约束机制。当民众意识到政府的正式决策可能是这种非正式网络的副产品时，对民主的信任便荡然无存。他们投票选出的官员，在私下里却效忠于一个由金钱和欲望驱动的跨国匿名网络。

　　这种背叛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特朗普这样的当代民粹主义大师也无法扭转这种趋向。毕竟在很大程度上，身为亿万富豪的特朗普本人也长期处于这一社交网络之中。

　　当然，这种网络的全球性也意味着即便在我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也微妙了起来。这与个人平行无关，毕竟人是不可能社会在真空之中，他必然是出于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网络之中。某些与爱泼斯坦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精英网络也有密切接触的人士，自然很可能存在和乔姆斯基一样的反应。

　　至于中国资本及其相关人士与新自由主义全球精英网络的联系到底有多深，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已公布的文件中，爱泼斯坦显然对一位姓罗德·拉森在中国银行实习的挪威年轻人极为关注。他私下与中国银行联系，帮助这位实习生接触和了解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各个团队的运作。

　　而这位实习生的父亲就是来自于挪威中左翼（是的，又是中左翼）政党工党的外交官，并长期在联合国系统内工作。其代表手笔就是著名的《奥斯陆协议》。所以民主党国际到底指的是什么，想必大家会有自己的理解。

　　当然，公正地说，我们在爱泼斯坦文件里能够看到几乎所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子，比如黑暗启蒙的彼得蒂尔和MAGA本流的斯蒂夫班农，以及大家都知道的特朗普（不得不说，小布什虽然被人讥讽为智商不足，但确实在道德上算是一股清流）；但中左翼建制派的密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你很有可能看到任何你知道的西方各国工党政客。（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中左翼处于权利巅峰有关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不同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联系紧密程度并不相同。爱泼斯坦所接触的左右翼几乎要么是中左翼建制派，要么就是新崛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最大限度的市场自由和最小限度的国家干预，旨在通过释放私人企业的活力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进程中，金融化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关键动力，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新型的跨国财务权力结构，赋予了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食利者阶层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

　　为了适应这一新阶层的需要，或者说，为了帮助资本的进一步充分流动，去政治化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原本属于价值辩论和利益冲突的问题，被转化为由专家和技术官僚处理的行政问题。在这种技术治理下，政治被简化为经济效率的优化，公民的参与感被专家的权威所取代。

　　全球化精英的法律特权就是这种去政治化运行的典型案例。法律逐渐从一种普适性的社会契约，转变为一种可以被购买和定制的专业服务。有钱人往往可以聘请庞大的律师团对法律程序的程序性操弄，从而使得法律体系在处理精英犯罪时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有反过来进一步帮助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以寻求利润最大化。

　　换言之，在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假面下，司法系统已不再是中立的裁判者，而是嵌入了精英阶层的保护网络中。而普通民众则往往受限于自由主义话语的霸权，无法准确描述自觉到的问题，只能以深层政府这样容易被传统媒体批评为阴谋论的方式表达出来。

　　但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的本质就是敌友关系。它不可能被还原为纯粹的经济关系。在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精英阶层通过控制传统媒体来塑造公众的共识，掩盖不利于自身的信息。但即便是在那个黄金时代，民粹主义依旧在左右翼两边坚强的存活下来。

　　原因也很简单，新自由主义自身的核心模式就是民粹主义生生不息的最大动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承诺了一个无边界、多元化的世界。爱泼斯坦的交际圈看起来确实符合这种“多元化”的表象：来自不同国家的政客、不同族裔的科学家、不同背景的模特 。但在公众眼中，这种多元化是一种虚伪的掩护。

　　这些精英们不再对任何特定的土地或人民负责，他们只效忠于资本的流动和自我的欲望。而民粹主义要做的就是重新夺回控制权，要求对领土化权力和归属感的回归。换言之，只要新自由主义不愿意放弃这种全球化的精英私人网络，那么民粹主义者就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种符号投射到这个网络之中。

　　更为具有讽刺性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之所以会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噬，恰恰是其自身过分成功的结果，以至于它再也无法掩藏自己所进行构建起的精英网络。这种模式过于成功地消除了国界、整合了资源并统一了精英的话语，以至于当其中一个节点（比如爱泼斯坦）被拉出时，整张网络都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公众的视野。

　　这点在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如此。爱泼斯坦的飞行日志、哈佛的捐赠名单以及各界名流的往来邮件，不再是零散的信息点，而是一张清晰的权力地图。当民众能够如此直观地看到权力如何在法律之外进行“社交式运作”时，关于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宏大叙事便瞬间瓦解。

　　说得更为直接点，爱泼斯坦的萝莉岛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它是主权被彻底私有化的领地。在这种领地内，法律被财富和勒索取代，人的身体被彻底商品化。这种极度成功的新自由主义直接挑战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根基。

　　正是在这一意义之上，今日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并非由于民众突然变得非理性或反智，而是一种针对新自由主义精英治理危机的必然反应。去政治化的唯一结果就是更为激烈的政治化，民粹主义的兴起正是政治性的必然回归。民众不再接受精英们提供的技术解释，而是将其重新界定为“腐败精英”与“纯洁人民”之间的敌对冲突。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糟糕的并不只是爱泼斯坦事件迫使人们从技术中立的表象中看清了权力背后的政治性本质；更麻烦的是，全球化精英网络的同质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再也无法通过内部分裂来转移责任，成为了一个单一的打击目标。

　　总而言之，爱泼斯坦事件引发的危机具有严密的逻辑连续性，它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如何从最初的经济繁荣梦想一步步演变为今日的制度性腐烂。这一过程虽然促进了财富增长，但也创造了一个不受约束的跨国资本阶层。而新自由主义的过分成功，则成功让普通民众对全球化的认知从新自由主义许诺的共同繁荣，变成了民粹主义者所宣城的全球掠夺者的天堂。

　　爱泼斯坦案件只是以具有戏剧性的方式被呈现到了当代公共政治生活中。它宣告了新自由主义道德合法性的崩溃；它宣告了那种依赖于精英网络促成跨国资本流动模式的脑死亡；它宣告了那种试图在新自由主义建立全球秩序已然彻底破产。而施米特正在坟墓中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嘲笑，当新自由主义以为自己的去政治化全面胜利时，政治性却以一种最为粗野、最为真实的方式重返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