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像给研究生看的”，而不是给人看的？

现在的文学越来越讲象征，越是让人看不懂越高级。你看不懂，是你被作者智商碾压了！文学作品要被捧高，靠专家权威“翻译”获得认同。比如一个现在红得发紫的著名作家写的小说的开头：

1979年，李明奇第一次来高家时，高立宽十分光火，并不是因为李明奇当时穿了一条喇叭裤，系着一条花皮带。当然这样的仪表也许是个起因，最主要的是，高立宽从李明奇出生就认识他，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李明耀和李明敏，还有他的六个妹妹，名字无法列举，但是确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高家后面那一趟房。再后面就是1967年修的红旗广场。广场原是日本人修的，铺的大理石砖，据说是从阜新开山运来的大石，建好后日本人在广场放了一群鸽子，中国人第一天都给逮走，回家吃了。第二天广场上又放了一群鸽子，还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鸽子，中国人才知道鸽子是喂的，不是吃的。广场的四周是日本人的银行和办公楼，后来日本人走了，这些东西就都留给中国人，67年在大理石广场上立了一座毛主席像，施工时鸽子就都飞走了，再没回来，就此称为“红旗广场”，因为主席像的底下有一排士兵，为首的一个戴着袖箍儿打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李明奇一家就比邻广场，与高家的后窗户隔了一条马路。房子大概三十几平米，也是日本人留下的，举架很高，墙窗足金足两，跟高家一样，是印刷厂分配的住房。不同的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自己做了一个隔板，搭在半空，也就是说，凭空盖了一层吊铺，墙上嵌进五个台阶，一家十一口人，女的住在底下，男的住在上面，安排得蛮好。

这其中“中国人第一天都给逮走”，你不研究上下文就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写的是“中国人第一天就把它们逮走”。但他不写清楚，让你被作者智商碾压。

这是著名作者，在顶级文学刊物上，经过三审三校正式发表的，是小说的开头，不是中间什么敌方偶然文笔掉线。

与之对比，下面这段文字：

//我的遭遇是我的父母造成的。

首先是我的母亲，因为她偷了别人的一块脏肉。

那块脏肉并没有多大，听说也就三两多四两的样子。那是一个早上。那个早上下过一点小雨，地面有些脏。那块脏肉是怎么掉地的，那卖肉的大婶自己也不清楚，听说她还来来去去地踩过了好几脚，捡起的时候，她曾吹了几吹，可怎么也吹不干净，便丢在了桌子的一角，那是一个不太干净的地方。在她想来，那样的一块脏肉，谁还会掏钱呢？

我母亲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她看到那块脏肉的时候，心里嘭地跳了一下，就站住了。

母亲想，只要把水龙头的水开大一点，或许是可以洗干净的，就是洗不干净也没关系，下锅的时候少放点盐，多淋一点酱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母亲的手里当时拿着一把菜花。她看了一眼那位卖肉的大婶，发现她没有注意她，就把那把菜花悄悄地放在了那块脏肉的上边，然后挤在别人的身后，装着也要买肉的样子。她当然装不了多久，她的心当时相当地紧张，等到那位卖肉的大婶忙着给别人割肉的时候，她马上把那块脏肉抓进了她的菜花里。可她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早就把她看在了眼里。那个人就在她的身后，也是一个卖肉的，但他没有把她喊住。如果他当场喊了一声，也许就没有了后边的事了，因为母亲可以说，她是无意的，她只需要把那块脏肉放回桌面上，就了事了。可是那人没有吭声，他让我母亲把肉偷走，他说他最恨的就是偷肉的人，所以他让她把肉偷走，他要等着她的好看。我母亲走出五六步的时候，他才抓起了自己桌面上的一根腿骨，朝那位大婶的桌面丢了过去。那是一根很大的腿骨，落下的地方就是那块脏肉被抓走的地方。骨头落下的声音惊动了那位大婶，她跟着就尖叫了起来，她说谁要你的骨头啦，拿你的走！她以为他在跟她戏耍。听说没人买肉的时候，他们也时常无聊地闹些那样的事情。那位大婶抓起那根骨头就要朝他扔回来，就这样，她发现她的那块脏肉不见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谁都可以想象。

那位大婶举着那把割肉的尖刀，从桌子后愤怒地跳了出来，朝我的母亲扑了过去。

母亲出事的当天，我很丢脸，也很气愤。

我曾气冲冲地走到她的床前，我说妈，你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了？

母亲居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她两眼傻乎乎地望着我，她说，她没有吃错什么药，她什么药也没有吃过。

没吃错药你为什么要偷别人的肉呢？我说。

母亲这才把脸塞到了枕头的下边，背着我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当时也哭了。//

此文的作者，完全不走红，因为不“文学”。没有研究分析，炒作的价值，谁都看的懂。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像给研究生看的”，而不是给人看的。顶级文学刊物的编辑，不像网文编辑，经常循环流动，刊物编辑一干就是一辈子的。其个人的嗜好，就决定了相当部分文学的路径。几个编辑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坛，他们不喜欢的，他们觉得不高级的，那你就没戏。是他们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像给研究生看的”，而不是给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