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真能实现百姓财富与国家的国际形象双提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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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春教授，算是研究离岸人民币金融的专家。针对人民币汇率这一议题，张春认为：二十年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十分敏感和担忧，唯恐汇率变动冲击企业订单、影响就业；而当下再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利好是人民币值钱了，国际购买力提升了，不仅能让国民享受到更丰富的进口商品与海外资源，更直接带来国家与居民财富的增值。在他看来，“中国人民币如果能够升值，让老百姓财富增加，我们可以进口更多外国的东西，贸易顺差相应就可以降下来。这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会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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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春的这一观点，笔者却难以认同。人民币升值绝非如他想象的“百姓财富增值、贸易顺差收窄、国际地位提升”的单向利好，升值的后果必然是利弊参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多维度的，还有明显的对冲效应。百姓财富的增减、贸易格局的调整、国际形象的变化，最终取决于升值的幅度、推进的节奏，以及国内经济的承接与适配能力。倘若简单将人民币升值等同于多重利好，刻意忽视它背后的风险，那就偏离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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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姓财富的角度看，人民币升值的“财富效应”有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并非所有百姓都能同等受益。对于有海外消费、跨境旅游、买进口商品、子女留学需求的群体，人民币升值确实能降低他们的成本，让他们有财富增加的感觉。但对于大多数依赖国内经济、没有跨境收支的普通人，这种“纸面增值”很难变成实际收入的提升，反而可能因为升值对国内产业的影响，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乃至收入。比如出口型企业如果因为升值导致订单减少、利润下滑，可能会裁员、降薪，影响制造业、外贸相关行业的普通劳动者，而这类群体在国内就业市场中占比极高。同时，人民币升值如果伴随国内物价的波动，尤其是进口商品的终端售价可能不会随汇率下调，受关税、物流、渠道利润等因素影响，普通百姓的实际消费体验也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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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顺差的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由于受马歇尔 - 勒纳条件制约，并非必然带来顺差下降。一方面，中国贸易顺差的核心是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性价比优势和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单纯的汇率价格优势。对于中低端制造、日用消费品等需求弹性低的出口品类，人民币小幅升值难以改变海外市场的需求选择，因此顺差的降幅其实很有限。另一方面，如果升值幅度过大，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被削弱，而国内进口需求的提升可能存在滞后性，短期可能出现 “出口下滑快于进口增长” 的情况，这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更重要的是，中国贸易顺差的本质是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而不是汇率“低估”导致的，单纯依靠汇率升值来调节顺差，治标不治本，还可能打乱国内出口产业的发展节奏，影响外贸这一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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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角度看，一国货币的汇率表现只是国际地位的外在表现，而不是核心支撑。真正决定国际地位的是经济基本面的韧性、产业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如果人民币升值在平稳、渐进的节奏中实现，且依托于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确实能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有益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如果升值是被动、大幅的，导致国内出口产业受挫、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加大，反而会削弱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能力，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质疑，这不仅无法提升国际形象，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此外，国际社会对汇率问题的评价始终带有双重标准，部分西方国家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即便人民币升值，也未必能改变它们对中国的不合理指责，反而可能让其找到新的炒作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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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民币汇率的核心原则是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合理均衡水平应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为了“降顺差、提形象”进行人为干预。人为推动人民币升值，违背汇率形成的市场规律，会导致外汇市场的扭曲，影响跨境资本的正常流动，甚至引发金融市场的波动。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才是兼顾国内经济发展、外贸稳定、金融安全和国际形象的最优选择，这既能为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稳定的汇率环境，也能通过实际的经济发展成果和对全球经济的持续贡献，真正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这远比单纯的汇率升值更具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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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人民币升值的 “利好” 是局部、有条件的，而潜在风险是全局、系统性的。百姓财富的增加、贸易顺差的合理调节、国际地位的提升，最终都依赖于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不是汇率的人为调节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