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年》评宋太祖的统一策略

最近取材五代十国时期的电视剧《太平年》热播，再次引发公众对这一乱世的关注。五代十国（907–979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之后又一个大分裂时期，但其后的统一格局却与隋唐迥异。南北朝虽长期割据，但其终结催生了疆域辽阔、制度完备的隋唐帝国；而五代十国虽最终由北宋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却始终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一关键地理屏障，导致宋朝始终处于“守内虚外”的地缘劣势之中。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燕云十六州（今北京至大同一线）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势力的传统分界线，更是华北平原的天然军事屏障。自后晋石敬瑭于938年将此地割让契丹后，中原王朝便失去了长城—燕山防线，使河北、河南腹地直接暴露于游牧骑兵的冲击之下。这一地缘结构的断裂，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后四百余年中国北方的战略态势。

宋太祖赵匡胤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武将拥兵之危，故登基后迅速推行“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等禁军将领兵权，并确立“崇文抑武”国策。此举虽有效防止了内部兵变，却也埋下了军事积弱的隐患。更关键的是，在统一战略上，宋廷采纳赵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之策，优先平定南方诸国如后蜀、南汉、南唐等（电视剧《太平年》讲的就是统一南方吴越国的事情）。然而，这一策略忽视了地缘窗口期的紧迫性。

历史上，在宋太祖忙于“先南后北”时，北方辽朝正处在辽穆宗的统治之下。辽穆宗耶律璟在位期间（951–969年），辽国内政混乱、对外无扩张野心，正是中原政权收复燕云的最佳时机。彼时北汉虽依附辽朝，但国小力弱；辽廷亦无意南侵，甚至对后周柴荣蚕食燕云边地采取默许态度。若赵匡胤能效仿周世宗柴荣，在稳定中原后立即北伐，或可趁辽朝衰微之际夺回战略要地。然而，宋军将主要精力耗于南方，直至979年灭北汉时，辽景宗与萧太后已重整国政，辽国进入“中兴”阶段，燕云收复窗口彻底关闭。

由此观之，宋朝未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其根源不仅在于崇文抑武政治制度设计，更在于对地缘战略节奏的误判。

其一，所谓“先南后北”实为战术便利，却牺牲了战略主动权——南方政权虽富庶，但无威胁；而燕云失守则使中原门户洞开，形成“无险可守”的被动防御格局。

其二，宋廷后期长期奉行“以经济换和平”策略，通过岁币（如澶渊之盟）维系与辽、夏的脆弱平衡，却未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投送能力，尤其在缺乏优质牧场的条件下，骑兵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在华北平原对抗辽金铁骑。

其三，宋代的治国思想催生了理学的发展，至南宋程朱理学达到鼎盛。从长时段历史视角来看看，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三纲五常神圣化，强调服从与内省。其伦理体系在文化心理层面强化了内向保守的国家性格。汉唐时代那种“凿空西域”“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外向型文明气质，自宋代起逐渐转向“重内轻外”“安土重迁”的治理逻辑。这种精神风貌的转变，与宋朝地缘困境互为因果：因失燕云而被迫内守，因内守而推崇文治，因文治而压抑尚武精神，最终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守成型文明”模式。

今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完全实现。回望唐宋两代统一路径，可得两条历史地理启示：

第一，和平统一若无强大武力为后盾，难以持久。 宋朝虽以“纳土归降”方式和平接收吴越、漳泉等地，但对燕云等战略要地却因武力不足而始终无法有效控制，即便北宋末年“联金灭辽”短暂收回燕京，亦因缺乏驻防能力与民心基础而迅速失守。

第二，历史的地缘窗口期转瞬即逝。 辽穆宗时期的昏聩本为中原提供了一次低成本收复失地的战略机遇，但宋廷错失良机，待辽朝复兴，再欲北伐已需付出数倍代价，终致两宋三百余年困于“无燕云之险”的结构性劣势。

因此，真正的统一不仅是政权更迭或地图着色，更是对关键地理节点的掌控、对战略通道的整合、对地缘风险的预判。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在今日推进国家统一与安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宋朝的教训值得深思：和平可贵，但不可恃；窗口难得，务必紧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