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战后秩序”到“特朗普秩序”：一个时代的终结》

列宁在论述社会发展时说： “有时候几十年没有多大变化，但有时候几个星期内的变化超过了过去几十年” 。

最近几个星期，列宁的这个论断再次得到了验证。特朗普违反国际法抓捕马杜罗，强要格陵兰岛，推出唐罗主义。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不复存在。

卡尼是夸大其词，还是对国际形势做出准确描述？要搞懂这些首先要了解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建立的过程。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民主党杜鲁门总统采纳了马歇尔计划，提供巨额资金，帮助西欧战后重建。美国也通过相似的道奇计划对日本和韩国进行重建。

马歇尔计划，道奇计划的本意是帮助战后西方阵营恢复经济增长，实现政治稳定，获得冷战中对苏联集团的战略优势，但其长远的作用是推动了美国，西欧，日本的经济融合。美国和西欧把这种融合称为跨大西洋联盟，（同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把他们之间的融合称为跨太平洋联盟）。

在这个联盟中，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综合实力获得了全球大宗商品（石油、粮食等）的美元计价结算权，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全球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庞大需求，使得美国可以近乎不受限制地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转嫁通胀与金融风险。美元的核心地位吸引全球资本流向美国，为美国金融业带来巨额利润，极大降低了美国融资成本。

美国和盟友形成高度捆绑的利益共同体。美国是日本和西欧汽车、机械、家用电器、奢侈品的最大市场；欧洲美元市场是美国最大的海外美元市场；美欧，美日之间的投资和贸易量远超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和贸易量。

美国凭借超强的金融实力和军事实力，建立了全球最高水平的资本回报和薪酬高地，运营全球最好的大学，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发展全球最有活力的高科技公司。美国蓬勃发展的高科技反过来巩固了美国的军事和金融实力。

二，

美国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表面上无比强大，但美国，这个自诩为当代罗马的强权，和罗马帝国一样存在衰败的基因。

就内部而言，实行资本主义的美国，包括其他西方国家，都面临劳资矛盾这个根深蒂固的顽疾。在多党议会政治制度下，提高工资福利往往成为政党竞选上台的敲门砖，“买选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矛盾，但不可避免的推高了生产成本和财政负担。

就外部而言，二战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潮流。美国，包括其他西方国家不可能像殖民时期那样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予取予夺；发达国家通过获取外部资源来反哺国内发展和稳定的能力一直在下降。

上述两大因素，特别是1970年代持续性的石油危机，引发了整个西方阵营同期长达十年的滞涨。

西方国家的十年滞涨导致撒切尔和里根在英国和美国的先后上台。撒切尔和里根运用新自由主义对十年滞涨进行解释，认为滞涨的根本原因是过度的国有经济，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提高了生产成本，扼杀了经济活力。里根和撒切尔共同推动了西方国家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的主旨是推动私有化，市场化，减税，缩小社会福利范围，削弱工会势力。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结合开创了人类社会终极的社会制度。

归纳起来，二战后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包括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国和西欧，日本，韩国的联盟体系，美元国际货币体系，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制度和人权自由的意识形态。

三，

里根和撒切尔改革，苏联的垮台，配合当时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全球化奠定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技术基础。全球化风靡全世界。

世界知名学者，哈佛教授罗德里克把资本，人民利益和国家能力归纳为全球化时期的三大主要玩家。他提出全球化不可能三角，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三者利益不可能兼顾，一方利益的获得必然以其他方的损失为代价。

新自由主义推动起来的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偏袒资本。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为资本通过全球布局获得超级利润创造了条件。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最集中的国家，美国资本从全球化中的得益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全世界财富向美国集中，美国财富向富人集中，1989 年时美国约 22.8% 的财富由最富的 1%家庭拥有，到 2024 年这个数字接近 31%。

新自由主义鼓吹起来的全球化并没有缓解资本主义的痼疾——劳资矛盾。资本收益率的提高与美国工薪阶层收入停滞相对应。美国从1970年代起，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工资水平基本没有增长。

美国工薪阶层生活水准的停滞倒逼联邦政府加大各种民生预算，推动美国政府债务上升，目前美国国债已经达到令人咋舌的38万亿美元，并以每年约2万亿的规模增长。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投资专家，包括知名的保守派学者尼尔·弗格森和桥水基金会创始人瑞·达里奥都认为巨额债务终将吞噬美国。

美国过度相信新自由主义一套说教，导致美国制造业萎缩，经济结构空心化。另一方面美国接纳中国加入WTO，认为市场化能够改变中国。但现实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非常有效的利用了全球化提供的机会，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强工业国，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达到能够匹敌美国的地步。相反美国在一系列关键产业上，例如稀土，对中国产生严重依赖。

美国社会和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需要，美国政治对选票的需要导致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美国社会人种结构正在变化。

美国的两极分化，相比上一代每况愈下的经济环境，使得美国年轻人不再相信传统的说教，对政府机构信任度急剧下降。激进的年轻人用人权视角追究美国的殖民史和种族压迫，美国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种族，贫富矛盾不断撕裂美国社会。美国不少顶级社会学家认为，美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迷茫是比经济下滑更严重的问题。

四，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进行了重大修正。2024年特朗普第二任期，这种修正更加激进。概括来说，特朗普的修正集中在下面两个方面：

1，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特朗普对传统的大西洋联盟和太平洋联盟持否定态度，特朗普对美国长期向北约单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耿耿于怀，认为美国吃了亏。特朗普长期质疑联合国、WTO等国际机构的效能，反复断言联合国的人权机构、环保机构，世卫组织高度政治化，反对美国的利益。特朗普一手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另一手却要组建自任主席的国际和平委员会。如果说拜登追求的是一种发达国家共进退的同盟关系和国际阵线，并且准备牺牲部分的美国利益，那么特朗普不想当这个同盟体系的供养者，原来的国际秩序就进入衰落的倒计时。

2，特朗普提出唐罗主义，要重点保护美国本土和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特朗普退出全球竞争。事实上特朗普仍然运用美国的经济规模和全球体系力量来实现美国的目的。美国的目的是要维护美元体系，遏制中国的发展，建立芯片和半导体，稀土等战略产业。

3，特朗普用国家安全和战略自主的角度重塑美国的经济发展。特朗普对自由市场竞争的教条缺乏兴趣，反而深度运用国家力量来推动战略产业。特朗普频频以关税和军事保护为工具，逼迫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向美国产业进行战略投资；逼迫欧洲国家提高对北约的军费投入，逼迫相关国家建立美国控制的稀土产业链，以及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产业链。

很大程度上特朗普在为将来的冲突布局。特朗普抓捕马杜罗，扬言拿下格陵兰，目的之一就是要控制世界棋局上的战略要点（委内瑞拉的石油，格陵兰岛的反弹道导弹基地，稀土资源和北冰洋航道）。为了这些战略要点，特朗普不惜短兵相接，刺刀见红。

特朗普是一个敏锐的商人政治家但并非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他的行为方式多变混乱，特朗普能否成功是另外一个话题。但要看到，特朗普现象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瓦解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即使没有特朗普，世界也将走向以大国竞争、国家资本主义和安全优先为特征的新秩序。特朗普只是在这方面走得最早，最极端的西方领导人。全球化时期那种韬光养晦闷声大发财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