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象牙塔创业，一个女科学家盼用一滴尿液狙击台湾“洗肾王国”

曾锱翎的人生轨迹原本沿着学术金字塔的阶梯稳步上行——台湾工研院高级主管、学术顶尖的研究者，在象牙塔里与蛋白质序列和实验数据对话。然而，当她决定将实验室里那个可能改变百万人命运的科学发现推向现实世界时，她不知道，自己即将踏上的不仅是一条创业之路，更是一场对科学信仰、人性本质与商业规则的全面重构。

这场征程里，没有标准实验流程可循，没有对照组设置，有的只是中秋夜雨中的叩门声、资本市场的残酷博弈，以及一个女科学家如何学会在保留科研初心的同时，掌握一套全新的生存语法。

雨中扣门！她和象牙塔外的残酷语法课

新颖生医董事长曾锱翎

从“天书”到“人话”：沟通体系的解构与重建。

2014年，当曾锱翎正式成立新颖生医时，她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并非技术瓶颈，而是语言的鸿沟。在工研院的学术会议上，她的报告总能获得同行赞许——那些关于蛋白质组学、生物标记筛选的复杂论述，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流通自如。然而，当她第一次站在投资人面前，试图解释“转译后修饰的胎球蛋白A片段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特异性价值”时，她看到的是茫然的眼神。

“我大概讲了十分钟，一位投资人终于忍不住打断我：‘曾博士，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这东西能赚多少钱？’”曾锱翎回忆道，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掌握的这套严谨而复杂的科学语言，在资本世界里近乎“天书”。

这场沟通的挫败迫使她开启了一场痛苦而必要的自我改造。她开始强迫自己为每个科学概念寻找生活化的比喻：“就像在成千上万个蛋白质里找一颗特定的珍珠”、“糖尿病人的肾脏就像泡在糖水里慢慢锈蚀的机器”。她参加创业课程，去台湾政大读EMBA，不是为了学位，而是为了听懂另一种思维模式。逐渐地，她掌握了如何将“灵敏度96.2%、特异性89.7%”转化为“能比现有方法提前两年发现问题，让患者避免走到洗肾那一步”的故事叙述。

这种语言转换背后，实则是思维范式的根本性迁移。在实验室，价值体现在论文的影响因子、实验的可重复性；在商业世界，价值必须转化为市场壁垒、营收模式和投资回报率。曾锱翎苦笑着说：“科学家追求的是真理的‘纯度’，而创业者必须接受价值的‘混杂性’。”

曾锱翎

资本的暗流：中秋夜雨中的一堂人性实验课。

如果说语言转型是创业必修的第一课，那么2021年那个中秋前夕的雨夜，则为曾锚翎上了关于资本与人性的进阶课程。

那年8月30日，新颖生医正式登录兴柜。曾锚翎原本期待这是公司发展的里程碑，却目睹了股价从54元高点骤跌至23.3元的残酷曲线。市场的非理性波动背后，是大股东们的抛售行为——对于仍处研发投入期、尚未盈利的生技公司，资本耐心的缺乏如同悬顶之剑。

“我永远记得那天傍晚下着绵绵细雨，”曾锱翎的叙述平静中带着穿透力，“听说一位持有五六百张股票的大股东可能又要大量抛售，如果成真，股价可能再次崩跌。”摆在面前的选择不多：要么让市场自由落体，要么去做一件她从未想象自己会做的事——亲自登门，恳求对方“手下留情”。

那扇位于新北市的住宅大门，成为她学术生涯与创业现实的分水岭。按响门铃前，她脑海中闪过无数场景：自己是工研院备受尊敬的研究员，是国际期刊论文的通讯作者，此刻却要为一个股价数字恳求他人。门开了，面对惊讶的股东，她说出了那句艰难的话：“能不能请您放缓抛售的脚步，不要让股价再往下掉了？”

事后回想，她说：“那一刻我明白了，创业不只是做研究、管团队，更要为每一个可能影响公司的变量负责，哪怕是别人的投资决策。”所幸，那位股东被她的诚恳打动，同意了放缓出售。而戏剧性的是，随着后续公司研发进展的公布和市场信心的恢复，股价逐步回升，“那位股东后来卖的价格反而更好，算是善意的回报”。

这个雨夜插曲，暴露出创业生态中资本的双重面孔：它既是推动创新的血液，也是考验人性的试剂。曾锱翎坦言，在后续的融资历程中，她见识了各式各样的投资逻辑：有追求短期套利的财务投资者，有希望战略控股的产业资本，也有认同愿景而愿意长线陪伴的价值投资者。她学会了分辨“钱的颜色”：“有的钱带着对赌协议，要求三年上市；有的钱希望你专注研发，不急于商业化；还有的钱，背后是想要整碗捧走的控制欲。”

曾锱翎骑马

管理哲学的重塑：从骑马中学到的信任课。

面对资本市场的惊涛骇浪，曾锱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压力应对系统。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她在读经与祷告中获得内心的宁静；而户外运动，尤其是骑马，则让她领悟到管理学的真谛。

属马的她特别喜爱与马互动，曾专程到新疆进行为期一周的骑马旅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她经历了一次认知颠覆：“一开始我紧张地拉着缰绳，试图控制马的每一步，结果人和马都很累。当地向导告诉我：‘放开些，马比你知道怎么走山路。’”当她真的松开紧绷的神经，信任马匹的直觉时，发现骑行反而变得平稳顺畅。

这个顿悟被她迁移到企业管理中。“过去作为研究团队负责人，我习惯事事亲力亲为，每个数据都要过目。但公司运营涉及法务、财务、营销、国际注册等专业领域，我不可能样样精通。”她开始学习“松开缰绳”，组建专业团队，并信任他们的判断。“就像骑马时你要相信马的四蹄知道如何避开碎石，在公司里我要相信财务总监懂得税务筹划，相信注册专员了解各国的法规差异。”

这种信任并非盲目放权，而是建立在严谨的机制之上。曾锱翎设计了透明的汇报体系和关键节点的检查机制，既给予团队发挥空间，又不失整体把控。她从骑马中总结出“松紧之道”：抓得太紧，团队失去主动性；放得太松，公司可能偏离航道。关键是在核心战略上保持坚定，在执行层面允许弹性。

新颖生医试剂实验室

人性的实验室：创业场上的终极考验。

如果说资本是外部考验，那么团队与人际关系则是内部炼狱。曾锚翎直言不讳：“创业最恐怖的是人性大考验。”她遭遇过精心设计的股权陷阱，经历过核心成员的突然背离，见识过合作方在利益面前的变脸。“这些事书本上不会写，创业课程也不会教，因为每个故事都太具体、太赤裸。”

一次让她尤其痛心的经历，是发现一位她极力引进的高管伪造了部分履历。“我是科学家背景，看研究能力、看实验数据，我很在行。但看人的真伪、辨人心的复杂，我交了不少学费。”这次事件后，她建立了更严谨的背景调查流程，但也反思：“是不是我们太急于求成，才会被光鲜的包装迷惑？”

这些试炼让她对人性有了更立体的认识。“在顺境中，大家都可以是君子；但在利益攸关时，选择才见真章。”她逐渐学会在保持真诚的同时，也建立必要的防护机制，“就像做实验要戴手套穿白袍，不是不信任试剂，而是懂得保护自己。”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经历并未让她变得cynicism（愤世嫉俗）。相反，她发展出一种更成熟包容的视角：“现在我理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认知和处境中做选择。重要的是公司要有清晰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让善意得到回报，让不当行为受到约束。”

这场持续多年的人性实验，最终馈赠给曾锱翎一份珍贵的礼物：情绪稳定性。“创业头几年，每次危机都像过山车，失眠、焦虑是常态。但现在，无论遇到多突然的坏消息，我都能相对平静地处理。”这种平静不是麻木，而是历经风浪后形成的战略定力，是她作为掌舵者最强大的内核装备。

阻击台湾“洗肾王国”，一滴尿液里的健康革命

曾锱翎在实验室

大海捞针：从万千蛋白质中锁定那颗“珍珠”。

驱使曾锱翎走出舒适区的，是一个沉重而迫切的现实命题：台湾的“洗肾王国”困境。全岛约280万糖尿病患者中，高达四成会发展为糖尿病肾病，最终超过9万人需要终身洗肾。更残酷的是，传统检测方法存在致命盲区——当尿蛋白(UACR)和肾小球滤过率(eGFR)指标还显示“正常”时，肾脏损伤可能已在沉默中进展至不可逆阶段。

工研院当年给曾锱翎团队的任务，就是在蛋白质的海洋中，找到那个能提前预警的生物标记。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人体内有数万种蛋白质，每种都可能因疾病发生微妙变化。我们要找的，是那种只在糖尿病肾病早期特异出现、且能在尿液中检测到的‘信使’。”曾锱翎形容这个过程如同刑侦破案，需要从海量线索中筛选出真凶。

团队汇集了跨领域精英：蛋白质组学家负责“捕鱼”（筛选候选蛋白），生物信息学家建立“渔网”（数据分析模型），临床医生提供“海域图”（病人样本与病理关联），统计学家确保“捕捞结果”可靠。这个本该纯粹的科学探索，却也不可避免地裹挟了学术机构内部的张力：资源分配的竞争、学术发表的主导权、不同方法论学派之间的争论。

“每个领域的人都有自己的语言和价值观，”曾锱翎回忆道，“生物学家关心机制，临床医生要实用性，统计学家死守p值。我要做的不仅是科研协调，更是价值翻译。”她主持的组会常常变成“多语种协商会”，一个蛋白命名都能争论半天。但正是这种跨学科碰撞，催生了创新突破。

经过无数次试错，团队最终锁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目标：胎球蛋白A(Fetuin-A)。这种主要在肝脏合成的蛋白，竟在糖尿病患者的尿液中出现了特殊修饰形态。进一步的机制研究揭示了残酷的诗意：长期高血糖环境让糖尿病患者如同“泡在糖水里”，引发全身性氧化应激。肾脏在缺氧压力下，细胞会应激性产生胎球蛋白A，但“压力工厂”来不及完成精细加工，于是产生了“瑕疵品”——特定修饰形式的胎球蛋白A片段。这些“瑕疵品”漏入尿液，成为了肾脏早期受损的“分子眼泪”。

曾锱翎（中）

从实验室到病房：转化医学的漫漫长路

发现生物标记只是长征第一步，要将它变成可用的诊断产品，需要穿越转化医学的“死亡之谷”。曾锚翎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科学上的标准化难题，二是商业上的验证成本。

在科学层面，最大的困难是确保检测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实验室里我们用质谱仪可以精准检测，但医院检验科需要的是操作简便、成本可控的免疫检测方法。”团队花费数年时间，筛选了数十种抗体，优化了反应体系，才开发出稳定的试剂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在临床样本中验证，而收集足够多、病程明确的糖尿病肾病样本本身就是巨大工程。

商业层面的挑战更为严峻。体外诊断(IVD)产品的注册审批是国际性难题，每个市场都有各自的法规壁垒。欧盟的IVDR、美国的FDA 510(k)、台湾的TFDA，每张证照背后都是数以年计的时间和数百万计的投入。更残酷的是，在拿到认证前，公司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完全依赖融资生存。

曾锱翎做出了一个关键战略抉择：不走传统IVD企业先攻本地再图海外的老路，而是从研发初期就布局全球专利，同步推进多国注册。“糖尿病肾病是全球性问题，我们的方案必须有全球视野。”这个决定大大增加了前期复杂度，但也为公司构筑了坚实的知识产权壁垒。

2019年，转机开始出现。“远肾佳”（DNlite）获得欧盟CE认证，成为全球首个基于该生物标记的商用检测试剂。随后，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新加坡、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巴西……一张张上市许可接踵而至。截至目前，产品已在全球40个国家获准销售，覆盖五大洲中的四个。

曾锱翎

指引之战：从创新产品到临床标准。

对医疗产品而言，拿到上市许可只是拿到了“入场券”，要真正改变临床实践，必须进入权威诊疗指南。这又是一场硬仗。

曾锱翎清楚记得第一次向台湾糖尿病学会专家委员会报告的情景。“台下坐着十几位肾脏科和内分泌科大咖，他们的问题是尖锐的：‘你的检测比现有方法好在哪里？’‘临床价值够不够改变现有流程？’‘经济学效益如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团队补做了大量真实世界研究，收集了超过三千例患者的长期随访数据，证明检测能精准分层患者风险，让高危者提前获得强化治疗。

转折点出现在2023年。台湾糖尿病肾病照护指引修订前夕，学会组织了多次专家共识会议。新颖生医的数据被反复讨论、质疑、验证。最终，委员会达成共识：将远肾佳检测写入新版指引，建议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检测一次，高风险者每3-6个月监测。

“看到指引正式发布那一刻，我反而很平静，”曾锱翎说，“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终点，而是责任的开始。”进入指南意味着产品从“可选”变为“应选”，将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开始使用，数十万患者会因此受益——也意味着任何质量问题都可能造成广泛影响。

曾锱翎（左）

全球棋局：在沙漠与雨林中寻找光明。

曾锱翎的棋盘早已超出台湾。她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两个关键战场：中东与韩国。

中东地区糖尿病患病率全球最高，沙特阿拉伯成人患病率超过30%。这里不仅有迫切的医疗需求，也有雄厚的支付能力。新颖生医与沙特卫生部合作，参与了国家糖尿病肾病筛查计划的前期研究。在沙漠之国推广尿液检测面临特殊挑战——高温可能影响样本稳定性。团队为此开发了特殊的稳定剂和冷链方案，让检测即使在偏远地区也能可靠进行。

韩国则是另一番景象。这个IVD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很高，但竞争也异常激烈。曾锚翎选择了差异化合作：与韩国POCT（床旁检测）龙头企业Boditech合作，开发10分钟出结果的快速检测版。“韩国人做事效率惊人，从签约到产品原型出来只用了五个月。”快速检测打开了全新的应用场景——基层诊所、居家监测、体检中心，让风险管理真正“下沉”到患者身边。

这些国际拓展的背后，是曾锱翎对公司定位的深思：“我们不只是卖试剂盒，我们提供的是糖尿病肾病风险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正在开发配套的风险评估软件、患者教育材料、医生决策支持工具，试图构建从筛查、诊断到长期管理的闭环。

曾锱翎（右）

盈亏线前的坚持：商业价值与社会使命的平衡。

2024年，新颖生医成立第十年。公司仍未盈利，但曾锚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国际授权收入开始入账，多个市场的医保准入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公司估值在专业投资人林群的安富资本注资后更加坚实。

“投资人间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赚钱？”曾锱翎的回答很坦诚：“如果我们只做台湾市场，可能已经盈利了。但要想真正改变糖尿病肾病的全球轨迹，我们必须先投入、先布局。”她算了一笔更大的账：一个患者如果发展至终末期肾病，终身透析费用可能超过500万新台币；而早期检测和干预，可能用不到百分之一的成本避免这个结局。“这不只是商业，这是社会价值。”

这种长远视角让她在短期压力面前保持了定力。当同行都在追逐下一个资本热点时，她坚持深耕糖尿病肾病领域；当有人建议先做容易赚钱的代理业务时，她坚持投入原研创新。“我的导师曾告诉我，真正伟大的医疗创新，需要‘科学家的耐心、企业家的胆识、传教士的热忱’。我们三者都要有。”

如今的曾锱翎，依然留着挑染的红发，那是她性格中不安分因子的外在印记。她每周仍会抽时间去实验室，看看最新的检测数据；也会花半天时间骑马，在山路上思考公司的战略方向。她已经很少亲自去敲股东的门，但每次产品进入一个新国家、每次看到研究数据证实检测又帮助了一批患者，她都会想起那个中秋雨夜。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当初知道创业这么难，还会不会走出来？”她的答案很明确，“会的。因为在实验室里，我只能改变论文的影响因子；但在这里，我真的能改变很多人的生命轨迹。”

窗外，台湾的夕阳正缓缓沉入海平面。在曾锚翎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来自沙特患者的感谢信复印件，旁边是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数字依然有赤字，但信中的一句话被划了线：“感谢你们让我在失去肾脏之前，抓住了最后的机会。”

对这位走出象牙塔的女科学家而言，这就是她在这场破界之战中，所寻找的终极价值证明——不是股价数字，不是营收曲线，而是在人类对抗疾病的漫长征程中，刻下的那一行微小而坚实的印记。而这场战役，才刚刚进入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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