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委动武：西方道德与规则的双重沦丧

作者：绮蝶

长期以来，美西方以国际法和人权为基础，反复在南海、台海和俄乌等议题上宣扬所谓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甚至以此为借口对别国滥施经济制裁。在这种话术框架中，美西方将印太和东欧的国际争端框定为法律与规则的问题，基本无视当事国的主权利益和安全关切。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突袭，控制并带离该国总统马杜罗至美国，对美西方这套叙述逻辑则带来了直接的、几近毁灭性的冲击。

美军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如《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和不使用武力的规定，更暴露了美西方在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内在矛盾与伪善。英国、欧盟、日本、德法等盟友在回应美军行动时的克制、模糊，甚至刻意回避，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规则秩序”的根本缺陷，以及其在道德层面的双重标准。

▲1月4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马杜罗被逮捕的照片。

假如采取类似行动的是俄罗斯，或其他非西方大国，美国盟友必然会在第一时间定性为“严重违反国际法”“侵犯主权”“威胁地区与全球稳定”，并迅速启动联合声明、紧急磋商和制裁机制。例如，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欧盟迅速实施全面制裁，并斥之为对欧洲安全的“生存威胁”。相比之下，针对特朗普2.0精心策划的这场逮捕马杜罗、控制石油资源的军事行动，英法德日以及欧盟领导人反而变得迟钝，而是先保持沉默，然后再模糊表态，或者以所谓的“政治理由”进行辩护，甚至主动转移焦点，很少触及美军行动的合法性或道德争议。

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第一反应是澄清英军并未参与此次行动，需要查明事实并和盟友沟通。后来，在特朗普举行记者会说明情况后，斯塔默只强调希望委内瑞拉实现权力和平过渡。德国总理默茨先批评马杜罗，之后用“复杂”来形容美军的军事突袭事件。这让人不由想起俄乌冲突发生后，中国就曾提到俄乌冲突存在“复杂历史经纬”，而当时西方对此态度则是不屑。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先批评马杜罗的“独裁”，然后将重点落在了希望委内瑞拉尽快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对美军行为避而不谈，反而强调中俄带给日本的安全挑战。

这些美国盟国领导人在对外表态或声明中，只是笼统提到支持“国际法”，但都没有谴责或批评美国，未提美军入侵，也不愿公开指责美军违反国际法。这种沉默暴露了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对马杜罗政权严厉谴责，却对美国军事干预视而不见。与对俄乌冲突的回应不同，马克龙此番表态也忽略了主权原则。

冯德莱恩、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以及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盟友，总是以马杜罗独裁或缺乏执政合法性等理由搪塞美军军事行动的“非法”。但事实上，特朗普及其国内政治盟友精心策划和发动这场军事行动，并不是因为马杜罗实际是否独裁，也不是前任总统们或盟友们奉为圭臬的民主价值观或保护人权等名义，而是纯粹为了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等资源，强化对该地区的绝对控制权，这就是“唐罗主义”下美国的资源帝国主义特质。

如果特朗普是因为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差异发动此次突袭，那他就不会向现在马杜罗的支持者或其副总统抱有新的期待，而是转向扶持反对派掌握权力。根据《华尔街日报》21月5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中情局（CIA）根据情报评估认为，马杜罗政府的忠实者，包括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最适合在马杜罗之后领导委内瑞拉，反对派将难以领导临时政府。这进一步证明，美国的行动更多是基于资源利益考量，而非道德高地。

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及其在拉美地区的战略位置，才是特朗普2.0关注的焦点。正因如此，特朗普及鲁比奥等幕僚才会坚持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执法行动”，而非对委宣战，并拒绝承认马杜罗的国家元首地位。这种做法不仅挑战国际法基本原则，也为盟友的回避提供了借口。但问题在于，一旦强国可以单方面否认他国政府的合法性，并据此在其领土内动用武力，《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就将沦为空谈。欧盟外交事务代表卡娅·卡拉斯仅敦促遵守《联合国宪章》和推动和平过渡，却避免直接将美国行动定性为“侵略”。这与欧盟在2022年对俄罗斯的迅速制裁形成鲜明反差。

▲1月7日，美国欧洲司令部表示，已扣押与委内瑞拉有关联的“贝拉1号”(M/V Bella 1) 油轮。

这种双重标准并非新现象，而是冷战后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主要特征。36年前，美国以缉毒为名入侵并逮捕当时的巴拿马首脑诺列加；2003年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以莫须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的行动。通过这些事件，美国多次向世界展示，规则是可以为强权改写的。此次逮捕马杜罗，只是再次强化了这一先例，并进一步削弱了美西方要求他国“遵守规则”的道义基础。

当然，这些盟友的沉默与克制，同样并非出于价值认同，而是因为它们在经济和安全上受限且依赖于美国。它们外交上也缺乏对抗的成本，使得它们在关键问题上难以公开反对美国，即便在私下里承认行动存在法律和伦理争议。这种沉默本身就说明，规则已经沦为强权工具，强权即公理。

特朗普特色的务实主义也进一步放大这一矛盾。他不分敌我，盟友也可以是敌人，对手、敌人也可以是朋友或合作伙伴。在特朗普2.0时代，对于俄乌冲突和南海、台海等热点议题，他不再过度强调国际准则和行为规范，而是从“势力范围”角度看待地缘政治格局。这对美国盟友反而不利，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近日所担忧的那样，特朗普对权力等级或“势力范围”的划分反而会削弱美国的霸权利益。

总之，美军逮捕马杜罗事件，是一次对国际规则与西方道德体系的双重冲击。通过对美军行为的默认，西方盟友正在削弱其所宣称捍卫的规范基础和道德权威。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话术逻辑在现实面前也站不住脚。当然，规则一旦被选择性适用，便不再具有普遍约束力，最终必然反噬其倡导者。

现在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哪一国在这一事件中短期获利或战略上获益，而是当“强权即公理”逐渐成为国际行为的默认逻辑时，国际秩序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深远且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