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华：巴黎和会期间中国舆论场中的日本人种平等案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摘  要：日本为取得与欧美列强的“平等”地位，于巴黎和会期间提议将人种平等原则写入国联盟约，并积极争取中国代表支持。反对白人种族歧视的主张引起中国舆论共鸣，被欧美列强视为中日联合挑战其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前奏。五四运动爆发前，在华英文媒体率先提出日本以人种平等案为施压英美、获得山东权益幌子的说法，经梁启超、王正廷、美国和会代表等人的层累叙述，流传广泛，渐成定论。英美及日本在华媒体争相攻击对方的侵略扩张政策，以防中国被对方拉拢。日本在东亚的帝国主义行径，使其人种平等案缺乏足够道义性，中国思想界在批判性对话中，走向超越国界、民族和人种，联合所有被压迫者打破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革命道路。

关键词：巴黎和会  人种平等案  五四运动  日本  殖民主义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为收回战时被日本强占的山东权益据理力争，而英法美三国完全接受日本要求。北洋政府原决定屈服于列强压力，然而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代表拒签和约，遂成近代中国外交及政治变动的一大转折点。不过，在日本极为重视、力争通过的人种平等案（日文多用“人種差別撤廃”，主要目标是在国联盟约中列入人种平等原则）上，中国和日本同处黄种人阵营，与英美白人集团对立。同期中国舆论场上，中国思想界和政界人物、日本及其所控制的舆论工具、代表欧美在华利益的英文媒体就人种平等问题展开讨论交锋，表现出错综的竞合态势，凸显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种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在华英文媒体为防备中日“联合”挑战其主导的世界体系，削弱人种平等诉求的正当性，宣扬“策略说”——日本以人种平等案为获得山东权益的幌子，相当程度上形塑中国人对人种平等案的看法。

日本学界对巴黎和会期间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案及其失败的过程、原因和影响有较充分研究，但部分著作着力渲染此提案对20世纪第三世界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积极影响”，极力淡化提案背后的日本私心。实际上，人种平等被拒绝写入国际联盟盟约、日美围绕移民问题愈演愈烈的矛盾，甚至被昭和天皇用以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辩护，成为日本粉饰法西斯侵略行径、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中国学界更关注和会上围绕山东议题的交锋，部分涉及人种平等案的论著未深入剖析中国舆论场中关于人种平等案的论战。有关人种问题的研究偏重思想及概念层面，未深入勾勒人种平等议题在巴黎和会期间的具体展开，以及提案讨论对近代中国革命进程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着重呈现当时中国舆论场中，中、日、英美三方关于此提案的认识、论辩及考量，再现中国思想界如何以新的思想资源和行动方案，尝试超越日本帝国主义私心甚重的人种平等主张，走向被压迫民族联合的革命道路。

一、人种平等案的提出及讨论

明治维新以来，取得与欧美诸国的“平等”地位是日本的重要目标。随着日本赢得甲午战争、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一战期间加入协约国阵营并夺取包括山东在内的德国势力范围，与列强“平等”的目标似乎正在逐步实现。然而，以英美为核心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极为警惕日本在亚太地区扩张、参与瓜分世界的活动，加上日本身为当时所谓“世界五大国”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国家，欧美世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进一步发酵。对日本人的歧视性政策和“黄祸论”的渲染，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遏制日本的重要形式。日本一方面“脱亚入欧”，努力融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另一方面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向英美国家要求“种族平等”。1915年初，因欧洲战局胶着，日英两国围绕日本出兵欧洲条件等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实现英国及其自治领和殖民地范围内的人种平等，被日本政府列入其补偿要求之中。长期任外相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更公开撰文称，打破被白人歧视的境遇是摆脱不平等条约后日本最重要的任务。

1918年11月11日，一战正式结束。在11月7日外务省召开的会议上，政务局第一课课长小村欣一在《关于和会大势与日本未来应对策略》中明确提出，要在和会上努力实现人种平等目标，此文件成为日本政府谋划人种平等案的指导性文件。随后，在当时日本实际的最高外交决策机构——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会议上，围绕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和国际联盟问题，外相内田康哉发言称：

国际联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最终目的虽为帝国政府所赞成，但鉴于国际间人种偏见未完全消除，达成上述联盟目的之方法，事实上很可能会对帝国造成重大不利。此外，究应予联盟加入国和未加入国何种待遇，亦为难题。因此应尽力拖延（国联）具体方案之议定，不仅要尽量使（人种平等原则）成立，亦要讨论其实行方法，进而至将来合适时期，根据各国的关切实施。尤其在组织国际联盟之际，帝国切不可被孤立于联盟之外，若出现必须成立某种具体提案的形势，为了防止因前述人种偏见对帝国不利，应尽可能采取适当保证措施。

内田既担心日本被排除于国联之外，又担心加入维持种族偏见的国联对日本不利，将国联承认人种平等作为日本赞同其成立并加入的核心条件。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巳代治也批评国联倡导的平等主义停留于理想，担忧国联将成为“一等国”维持现状、抑制日本等“二等国”发展的工具。

和会召开前，日本舆论即开始为人种平等案造势。主流媒体如《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朝日新闻》都刊文强调，人种问题很可能成为国际联盟的内部隐患。较强硬的媒体如《万朝报》认为，日本的和会目标不清楚，在国际上态度亦不够强硬；此次和会有必要承认人种平等，美国也应赞成这一与自身主张一致的原则，毕竟虚伪是国际交往中的大忌。《国民新闻》创办者兼主笔、日本知识界领袖之一德富苏峰撰文称：“对日本而言，在美国总统极力倡导的国际联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白人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只要日本公民和其他有色人种在白人社会中受到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组建国联的目标就无法完全实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独立运动、战争期间发生的十月革命和新诞生的苏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有力鼓舞近代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和会召开前，陈独秀等知识分子表现出对人种平等问题的强烈关注，并指出“我们东洋民族，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两件大事。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他主张参加巴黎和会的亚洲国家联合起来抗争，将“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诉求提高到“第一重大”和“根本上终结亚洲国家被压迫历史”的地位，“照威尔逊总统的说话，当然没有人种的偏见……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较之取消限制移民，取消领事裁判权，改正协约关税等，枝枝节节的提议，大方的多，扼要的多”。

值得注意的是，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无意也不曾涉及种族议题，但陈独秀主动将民族自决和民主原则延伸至人种议题。而日本和会代表牧野伸显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引申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和民主原则，向和会陈述承认人种平等原则的必要性。陈独秀对日本提案亦发赞同之声：“此时巴黎会议，既然是打算在世界永久的和平上着想，我们黄色人种散在世界各国的很多，若不打破那人种差别待遇的观念，日后酿成黄色人种不平之声，岂不是世界永久和平的障碍吗？所以日本人这种提议，我们当然是根本上赞成的。”1919年2月，日本各媒体、政党、民间组织等300余名代表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办“种族歧视废除大会”，大会向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发去宣言书，强调人种平等议案之于国联和世界的重要性。法国《时报》报道：“超过37个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团体集会一致决议，向克里孟梭发出动议：‘力求和会停止区别对待各个人种’。集会中，演讲者均赞成威尔逊的国联提案，但他们补充道，只要人种差别仍然存在，国联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巴黎和会中方代表团成员颜惠庆由此新闻关注到此次大会及其宣言。中国媒体跟进报道，转发日本强调废除人种歧视对东亚和未来国际联盟、世界和平意义的言论：“目下联合各国于讲和会议，创设国际联盟，图世界永久之平和，本日本国民衷心所赞成而切望其成功者也。然从来国际间所行之差别待遇，实不独有悖于自由平等之大义，且足贻将来国际纷争之祸根。假令其依然继续存在，则虽缔结千百盟约，亦等纸上空文。而于世界永久平和，究有何补？”在山东问题发酵前，中国舆论大体上支持人种平等案，也要求日本反省自身侵略行为。

中日舆论在种族平等议题上的同调，使在华英文媒体和欧美侨民觉察到威尔逊“十四点原则”延伸到种族话题、用于反对白人霸权的可能。《上海泰晤士报》所刊文章如此评论：既然一战是所谓“民主制”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即所有人平等权利的胜利，“试想一下，如果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和亚洲其他人将我们的民主理想理解为他们有权享受真正的平等待遇，那么这种局面（指统一的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对抗分裂的白人世界——引者注）发展成形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在那些反感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等主张的英美人士看来，中日很有可能在和会上联合提出或推动种族平等类提案。美国驻日大使莫里斯致电国务卿时称，“日本人希望，国际联盟将为实现黄种人（与白种人）的平等地位提供一个机会，而这个问题正是所有相关讨论的基础”。他不仅注意到日本舆论对人种平等案的乐观期望，更看到中日在此问题上合作的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日本正在认真讨论立即与中国结盟的计划，以便两国在会议上和谐共事。”

讨论国联盟约草案时，日本代表于1919年2月13日正式提出人种平等案，特别希望得到中国代表支持。当英国表示反对、其他国家代表均保持沉默时，日本和会代表、驻英大使珍田舍巳目视顾维钧，暗示其主动表态。顾氏乃发言强调中国对日本提案精神的同情，但以需政府训令为理由避免直接表态。在给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报告中，顾维钧坦言，虽然原则上应赞成日本提案，但考虑到“种种先决问题”，通盘筹划极困难。经过近两个月的修改与商议，4月11日，日本再度提起此案，倡议在国联盟约序言中加入“接受各邦国（nations）平等和公平对待各国国民（nationaux）原则”等文字。在珍田反驳英国的反对意见后，顾维钧发言表示，虽然人种平等问题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因素显而易见，达成所有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更需要时间，但“作为一项原则，我非常希望将之写入盟约，并且能在委员会顺利通过”，要求将其发言记入会议纪要。日本提议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支持，英国等国则表示反对。但轮值主席威尔逊以此案关涉重大、需一致同意为由，否决日本提案。

牧野和珍田并未放弃，继续与英美代表沟通，拟于4月28日在审议国联盟约修正案的大会上做最后一搏。与此同时，中日双方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越发激烈。4月24日，因在阜姆海港等问题上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意大利代表退出和会。4月26日，在与英国和会代表、外交大臣贝尔福的谈话中，牧野、珍田抗议英美等国否定人种平等原则，并语含威胁，如果在胶州问题上未得到满意答复，日本可能退出和会；如有满意解决方案，日本代表将仅就人种平等案被否决表示简单抗议。最终，牧野没有再坚持人种平等相关要求，而4月30日的三国会议裁决将山东问题从对德和约中有关中国的条款中独立出来，确认日本继续保有其所攫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未来将相关权益归还中国的保证，则不予文字记录。

总体而言，将人种平等原则写入国联盟约是日本参与和会的重要目标，和会上的山东问题与人种平等案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两个较为独立的议题。在日本眼中，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有“坚实”的条约基础（包括中日不平等条约、日本与英法俄等国的密约）和自身实力的“保障”。而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在前，轻信日本归还青岛的空头许诺在后，外交部的和会训令及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的6项要求中，并无特别针对《民四条约》和胶州湾问题的内容。直到巴黎和会“十人会”开会，威尔逊及其国务卿蓝辛请顾维钧在会上报告胶州湾问题时，山东问题才成为中日之间的最重要争端，中方代表进而要求通过和会直接收回山东权益。日本一面在人种平等案上寻求并享受中国支持，一面在山东问题上践踏中国领土主权，甚至在人种平等案通过无望之时，将其转化为迫使英美等国在山东问题上让步的“筹码”。英美想方设法否决人种平等案，又将山东权益用作安抚日本的工具。中国身处日本和英美的夹缝之中，无论是支持种族平等的公心还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均成泡影。

二、“策略说”的流传

巴黎和会结束前后，关于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案，流传着一种认识：人种平等案是日本提前准备、故意提出，以迫使英美等同意其攫取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幌子（以下简称“策略说”）。“策略说”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是梁启超。1920年初，他即将结束一年多的欧游之旅，开始给《时事新报》寄回相关感想思考，其中有关于巴黎和会的评论，称：

几次会议，日本人对于国际联盟案，都不置可否，各国人颇起猜疑，当时还有日本不肯加入联盟的谣传。其后他忽然提出人种平等案，要求将草案修正加入，过了些日子，又忽然自行撤回，举动极其闪烁。就事论事，这种提案，本极光明正大，所以我们的代表在会场上亦是赞成。但当日本初提这案时，我们就私相揣度，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明知道这修正案决无通过之望，但美国人方挂起正义人道的金字招牌，要替弱小国家打抱不平。对于日本的野心，自然是一种障碍，所以他想出一个大题目来堵他的嘴，然后挟持着来相量交换。你看初提案时，日本代表很是“义形于色”的在那里论辩，中间还放些脱退和会的风声来相恫喝，后来三头会议将山东问题办法决定，同时他便“反舌无声”的把人种平等案无条件撤回了。这两案相互关系的作用，不是蛛丝马迹历历可寻吗？人家为私利起见捣这种鬼，我们也怪不了许多，只可惜拿大好题目来做交换卑劣利益的一种手段，我不禁为人种平等四个字呼冤了。

可供比对的是梁氏在山东问题交涉即将失败时的叙述。1919年4月24日，身处巴黎、得知山东问题谈判不利的梁启超发电回国：“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这封最早通报中国外交失败的电报于5月2日在研究系喉舌《晨报》上全文刊出，对五四运动爆发影响甚大。其时人种平等案已被否决，但其中并无有关人种平等案的只言片语，更无它是日本故意提出以与列强交换山东权益一说。

详细检索史料可发现，在梁启超之前，“策略说”最早出现于美国在华媒体、政论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上。其1919年5月3日的评论文章以猜测口吻称：“青岛是日本在巴黎交涉的核心。依我们的看法，人种平等一案对日本而言仅仅是次要问题（side issue），主要用来在和会上混淆视听。为了继续持有青岛，日本不惜与协约国盟友走到断绝关系的边缘。”文章指控日本不惜发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宣传运动，“‘种族平等’是日本虚张声势，以种族战争（race war）来恫吓世界。但是日本的主要目标是青岛”。此评论文章自认洞悉日本以次要问题交换主要利益的计谋，但暂未将人种平等案视为纯粹的幌子。

五四运动爆发后，该说法迅即被国内媒体跟进报道。《大公报》转载《京津泰晤士报》（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资助）转引的英美报刊消息：“惟此次日本办理山东问题，实出于狡猾之手段，不先不后，而正在其人种问题失败之际力争胶州问题，并持不达目的不已之慨……其争执人种平等问题，至热度最高似成骑虎之势而忽变其方针，力注于胶州之事，始获最后之胜利。因彼时和会各国与日本执持人种问题，几至决裂。而日本突然改议胶州问题，故各国莫不委曲求全，足见日本实为胶州问题起见，故意提出人种平等问题为决胜之利器也。”密勒本人自述和会期间向中国和会代表递交关于人种平等案的备忘录，而梁启超与和会代表联系也十分密切。密勒的分析、英美等国报刊的评论、《大公报》5月转载的《京津泰晤士报》文章，梁氏应有所了解。

北洋政府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前后，梁启超撰文《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评记日本策略：“巴黎和会既开，彼一面提出山东问题，一面铺陈其战绩，示英法以德色而关其口，其遭我国之反驳也，不动声色，一面提出人种平等问题向美索价以窘之……一面表示所提人种问题可以撤回。夫人种问题之不能通过，彼宁不知？然必提出者，将以此为山东问题之交换条件也。故目的既达，得鱼忘筌，其手腕之峭紧敏捷又如此。”相比《密勒氏评论报》和《大公报》消息，此文出现一些新内容：日本对人种平等案被否决有明确预期，提出此案是一个纯粹的策略，且主要用于在山东问题上与美谈判和讨价还价；认为此案主要反对者为美国，基本不提及反对人种平等案最激烈的澳大利亚。此文被《大公报》转录，“策略说”亦被《晨报》《申报》转载，传播更为广泛。《晨报》《申报》的叙述还增补强调，意大利因阜姆问题退出和会，给予日本更大的“要价”空间，日本朝野多以胜利心态庆祝此策略成功。二者的共同点是认为日本和会主旨是攫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人种平等案的失败对其而言无关紧要。

与此同时，为加强其可信度，《密勒氏评论报》不断从美国本土媒体中转引对其观点有利的同行评论，进一步发挥“策略说”：“日本人带着一个很能唬人的主意和一个‘好主意’去了巴黎。他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虚张声势，直到让那些白人委员们，至少是讲英语的委员们夜不能寐。随即他们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那就是保留山东，他们做到了。”密勒本人还有更详尽的分析文章推测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案的真实动因：“种族平等作为一项普遍的人类和国际原则是一回事，日本政府希望其国民获准进入西方国家则是另一回事。两个主张表面上看似相同，但实际上是对立的。”他认为，日本提案实际针对的只是西方世界的日本移民问题，着力于维护日本的民族自尊、提高日本人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与当时在英美世界同样被歧视的中国和印度人等无关。上述分析更接近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案的实际目的，但密勒并没有将该文发表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刊物上。

此外，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美国代表对“策略说”的传播与接受贡献亦多。来自南方军政府的和会代表王正廷归国前接受美国《瞭望》（Outlook）杂志采访，在被问及日本人种平等案时说：“中国知道种族平等是国联的根基。但日本要求在盟约中加入这一提法纯属幌子。它是日本用于遮掩其真正目标的烟幕（Smoke-Screen）。其想法是先致力于此提案，他们明知威尔逊总统会拒绝，但当威尔逊总统拒绝之后，他们马上指向胶州，称‘那么无论如何给我们这个’。”王正廷不仅明确接受“策略说”，还强调日本提案针对的是美国，更突出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对日让步后受到的“损失”，其访谈很快被其他中英文媒体转载。回国后，王正廷为“策略说”补充更多细节，将意大利因阜姆问题退出和会及山东问题的提出时机等，增列为“策略说”的重要依据。1921年，美国和会代表蓝辛出版回忆录，其内容迅即被译载到中文报刊上，他强调“日本系以人种平等案为交换的条件，依此言之，可称（山东权益——引者补）为恫吓之获物”，“日本方面，关于山东问题，业以得威氏允许，与以满意之解决矣，苟其不然，日本方面，声明主张到底之人种平等修正案，岂能轻轻于上项全体会议席上，宣言该案可以不强迫承认，而暂作悬案也耶！”这一“权威”意见，给“策略说”上了又一重“保险”。

巴黎和会结束后，“策略说”在各方的渲染下逐步系统化，几乎成为定论。1920年1月国联正式成立后，日本决定暂不直接在联盟会议中提及人种平等原则，此举被中国部分舆论解读为是服务于其在山东的权益，日本的犹豫正是因为其需要“阻止中国提出山东问题及其他问题起见，仍维持其平素国际联盟不能处理如斯国际纷争之议论”。以20世纪20年代用于中学教学的世界史教材为例，更可见“策略说”的流传和被接受程度。影响较大、多次再版的李泰棻《新著西洋近百年史》如此描述巴黎和会经过：“及和会开幕，彼（指日本——引者注）更提出人种平等案，以为要挟。巴黎代表，拼死力争；国内舆论，做桴鼓应；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气概。夫人种案，关系英美对内之大问题，此案之大不能通过，日本朝野知之审矣。彼之出此，盖见乎和会中山东问题通过，尚多周折；故明知其无济，借此以张声势，而存折冲之余地也。英美代表，不幸堕其术中。”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外交史学者刘彦也认同此说，细节和结论基本不出梁启超和王正廷等人文章的内容。

可以说，梁启超并非“策略说”的首创者，其产生和丰富，在华英文媒体当居首功。日本在和会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和利益平衡之中，手腕灵活地利用意大利退出和会等机会，借人种平等案通过无望之“势”向英美等国施压，确保顺利攫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充分暴露其帝国主义本质，也是“策略说”的事实基础。若进一步观察当时中国舆论场上各方有关人种平等问题的声音，可以发现在华英文媒体渲染鼓吹“策略说”，既是要利用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削弱日本提案对中国可能的感召和影响，又是要防止中国出于黄种人的共同身份和被英美社会歧视的现实而被日本拉拢合作，进而挑战欧美霸权及其在华利益。“策略说”流传甚广，实是相对日本而言，英美在对华舆论宣传战中占得上风的体现。

三、日本与美英的舆论交锋

人种议题上，日本政府和舆论界意图拉拢中国以壮声势，在华英文媒体意识到此“危险”，因而转引并激烈批评日本本土和在华媒体上的相关言论。近卫文麿《排斥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及其引起的批评即是典型。

近卫的文章首先批评英美对大战起因的看法，主张一战根本上说不是所谓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英美对抗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德国的战争，而体现所谓“先来者”维持现状与“后到者”打破现状之间的矛盾，讽刺性地暗合了列宁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后起的德国挑战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非正义战争的论断；其次，近卫重点抨击英美主导下的“和平秩序”，称所谓“民主人道”背后是利己主义，质疑英美白人强国“维持现状”的可能，针对性提出种族平等及“亚细亚人的联合”主张；最后，他强调从个体到国家层面的“平等生存权”，并论证为日本及日本人的生存权采取各种必要手段（包括武力）的正当性。可见日本虽然属于协约国集团，但同样是“后来者”，并以“追求种族平等”、“维护国家生存”的外衣，要求重新分割世界。据近卫回忆称，孙中山积极评价此文，并在日本和会代表团成员经过上海时派出戴季陶专门联络、与近卫相见，赞赏“唤醒亚细亚人”的目标。孙中山当然并非赞成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但同样质疑批判白色人种主宰的世界秩序。

日本媒体积极呼吁中日“亲善合作”的必要性，《东京日日新闻》宣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居于少数的（白人）种族（日文原文强调其“领土大但人口少”——引者注）表现得像地球上的贵族领主，对大多数人种（日文原文为“人口多领土小的民族”——引者注）的苦难漠不关心，许多人正在饥饿中死去。这些贵族化行事的种族一致反对这个时代的新思想，但他们也无法应对日本、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不断增加的人口，他们正以汹涌之势寻求生存。亚洲人可联合起来，努力打破白人制造的壁垒。”《大阪朝日新闻》评论，人种问题上日本非常需要与中国联合：“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与日本合作消除种族歧视的必要性。中国人有这样的觉醒，是一件值得赞赏的事情。但是，我们反驳了美国人的论点，即日本雄心勃勃地在即将到来的针对西方的种族战争中鞭策中国与自己保持一致。密勒的评论以及其他美国期刊和宣传人员的类似言论是可笑的，如果有任何人相信它们，那就更可笑了。”有论者在由日本外务省控制、发行量较大的中国《顺天时报》上呼吁，“从来美国及加拿大濠（‘澳’——引者注）洲南非等处，排斥中日两国人，其为人种的偏见，自无可争之余地。唯因经济的社会的关系而加排斥，则仍须依经济的社会的方法以除去其排斥之原因。若因色别对于应享之人权加以制限，则是反于自然，戾乎人道。吾人切望平和会议时代表有色人种之中日代表，应互相提携，贯澈正义，尤望两国之言论界，竭力为其后援也”。

近卫是和会日本代表团成员，无论是美国在华媒体还是美国驻日大使莫里斯，都将其文看作日本官方和社会的主流意见。因此，《密勒氏评论报》针对近卫的文章展开批评，其依据是：第一，相比于协约国其他成员，日本在战争中不仅没有大的损失，反而是获利一方，无论是商贸、钢铁产量、机器生产，还是军火出售，日本在4年多的战争中获益巨大，完全没有理由摆出“受害者”姿态；第二，人种议题与涉及一国内政的移民问题联系紧密，且日本自身在移民和入籍、外国人拥有土地等问题上又是“最不宽容”的国家，其冠冕堂皇的人种平等呼吁背后私心甚重，只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第三，日本自身的“不义”政策并未废除，如排斥中国劳工、歧视朝鲜人以致实行学校隔离，对其殖民地台湾的人民实行近乎动物式的“围猎政策”等；第四，中国在日留学生没有奖学金，也没有得到友善对待，被排斥于日本社会之外。上述证据无不证明日本提案的“不义”和所谓“中日平等合作”的虚伪。

在华英文媒体最担心的是日本推行其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以黄种人联合甚至“人种战”之名抵制英美在亚太的殖民扩张和特权。远东观察家、美国在华记者侯雅信以夸张口吻评论道，十年前，以“亚细亚种族联合”威胁西方可能还是一个未成形的想法，但现在，“毋庸置疑，日本已经充分认识到，‘黄祸’笼罩在西方国家的头上，它拥有由其人民的盲目恐惧驱使的力量，并从中牟取一切可能的资本，鉴于日本和会代表以全体亚洲人为名的那些宣言，以及在日本影响较大的中国部分地区，泛亚主义（Pan-Asianism）或同种族之间的兄弟情谊（racial brotherhood）正在被广泛鼓吹”。日本鼓励甚至宣扬日本在有色人种中的盟主地位，实是日本的“黄种人版军国主义”，并取代已经战败的德国军国主义，构成对英美在东亚地区特权的“新威胁”。

在华英文媒体主要从“文明等级论”及日本对待其他黄种人的自相矛盾方面展开自辩和批评，削弱日本人种平等案的影响力。他们如何合理化当时的人种歧视呢？现实中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成为最直观的“理由”：“如果说过去存在歧视，那么歧视的根源远非肤色，而是文明程度。如果说白人看不起非白人，那是因为他们认为非白人的文明低人一等。对非白人而言公平起见，我们不否认标准是白人定的而且主要是物质标准，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他们看来，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准明显低于英美等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证明日本的文明程度低于英美，受到歧视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以物质生活和社会经济水平定义文明程度，本身源于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和工具理性主导的进步主义叙事逻辑。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帝国主义政治文化霸权确立，此论已经成为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循环解释，更无视西方的殖民侵略是导致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贫困的根源。

为打破日本在人种平等问题上的“道德优越感”，在华英文媒体重点强调日本在对待中国人、朝鲜人等其他黄种人上的歧视和侵略，日本政府和社会舆论自身就没有做到它所呼吁的种族平等。相比其他“东方人”，日本人生活水准和收入都更高，“日本劳工无法与中、朝、印等国的劳工同等竞争……而中国和其他东方劳工因移民限制也无法在日本与日本人自由竞争，在日本殖民地朝鲜和中国台湾，也存在偏向日本人以使其能在与当地人的劳力和制造竞争中胜出的规定”。因此，“必须意识到的是，西方国家的态度（指其对中日印劳工的态度——引者注）与日本国家所采取的（指其对中朝劳工的态度——引者注）并没有什么不同”。日本社会内部其实也有类似的反省声音。如有论者认为，若日本认为压迫朝鲜人是正确的，那么日本劳工反对资本家的压榨，就实是自相矛盾，日本曾遭殖民侵略，如今虽形势变化，但对待弱者的方式与欧美列强无异，以致同种之朝鲜、中国都嫌忌日本。另外，日本对朝鲜、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以及在中国大陆的侵略扩张，更证明日本为有色人种代言发声的虚伪。当时朝鲜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三一运动”被日本殖民当局野蛮镇压，为英文媒体提供了充分的批判素材。如《北华捷报》记者采访一位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不得不流亡中国的朝鲜教授，他结合人种平等案控诉日本的压迫剥削政策：“在二十世纪，世界不会允许一个‘低等种族’像日本对待我们那样被对待……日本希望以文明的进步国家姿态呈现自己，并呼吁种族平等，但其在朝鲜却不承认这一原则。”

日本控制的在华报纸《济南日报》，对英美等国的殖民政策、种族歧视及民主理念虚伪性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以对抗英美在华英文媒体的舆论攻势。一方面，英美列强通过殖民扩张占据极佳殖民地，以攫取资源和倾销商品，才使自身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英美的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严重背离他们宣称的民主理念与平等原则，“民主制的弊端在于它摧毁了民族观念，抬高了白人种族，传播了基督教。它是亲美反日的……最糟糕的是，它使人们忘记了他们出生的土地”，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人的双重标准体现在提倡民族自决以在朝鲜鼓励“叛乱”，但在菲律宾和夏威夷对“自决”闭口不言，仍然保持其殖民地的依附地位，对国内的印第安人亦实行灭绝政策。《济南日报》5月9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着重批判英美传教士在山东所办教会学校及其对中国主权的损害，认为在华基督教会的活动自始即与侵略暴力密切相关，当时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和主权受损，都离不开教会及其代表的文化侵略；今日的教会早已腐败，某种程度上说，本次大战的根源正是基督教会的腐败；在华教会创办的各级学校致力于收买中国人、积极鼓动反日，加剧中日之间的不信任。5月10日的一篇文章半是恐吓半是拉拢，称鉴于英美在华势力和影响力扩大，中日两国需要尽快解决山东问题，以此带动“团结”其他亚洲国家，否则中日“鹬蚌相争”会让英美等白人国家“渔翁得利”。5月16日的一篇文章剑指美国“不可靠”，劝说中国切勿为其所惑，因为它嘴上说着和平和博爱，实际却扩大海军、驱逐印第安人、利用中国劳工修筑铁路却又通过排华法案，只有日本是与中国遭遇相同、同仇敌忾的“战友”。

观察巴黎和会前后日本和英美的舆论交锋，可见在华英文媒体和日本媒体重在指责对方对本国内部边缘群体（包括有色人种和殖民地民众）的歧视压迫，揭露对方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以强调对方在人种问题上的丑恶歧视或自相矛盾。但问题在于，双方都对自身的对华殖民扩张行径视而不见。英美与日本之间的此种交锋，是帝国主义美化各自殖民扩张、迷惑拉拢受害者中国的舆论战，证明新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剑指亚洲霸权，与英美维持亚洲霸权的矛盾正在激化。

四、人种平等与被压迫者的联合

相比粉饰国家私利和帝国主义行径的日本人种平等案，人种平等议题所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和会召开之初，美国黑人运动领袖、和会通讯记者杜波依斯激动地报道：“32个国家、民族和种族（Nations, Peoples and Races）都在巴黎设立了永久总部，不仅仅是英格兰、意大利这些强国在那里，还有所有的小国……很多渴望建国的群体……还有所有的种族——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所有的亚细亚人。”和会结束后，《上海泰晤士报》刊发评论称，中、印、日以各种方式参加一战，“他们在各个战场都有伤亡”的事实带来“亚洲的大觉醒”，而战争期间他们与列强的“盟友”关系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号召，更使亚洲“种族意识的觉醒成为当下最大的事件”。作者预测，未来世界中心将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并预测“未来是（中日）军国主义势力（指中国的军阀——引者注）胜利，还是人道、进步的民主领袖的胜利”，将极大影响整个世界。

中国出于公心道义在和会现场及舆论场上支持人种平等案，绝不等同于支持日本宣扬的“亚洲主义”、“亚洲门罗主义”，遑论屈服于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沦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对抗英美帝国主义的棋子。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有怀抱的舆论战场中，中国知识界同样积极思考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人种平等和被压迫者联合问题。其重点有二：第一，日本是否有资格成为黄色乃至有色人种反对歧视、争取种族平等的领袖？国际联盟能否成为助力实现种族平等的平台？第二，单纯的同种族联合是否足以反抗欧美列强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基于何种原则和理念才能达成真正的被压迫者联合？

首先，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案与其侵略扩张政策自相矛盾，既不具备正当性，也无说服力可言。日本追求“人种平等”不过是为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待遇，对外侵略是其在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获得欧美“大国”承认的必然路径；对中国而言，不过是以动听言辞掩饰霸权行径，试图欺骗拉拢受害者为己所用。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入其彀中。

杜亚泉等人通过翻译日本民主主义者吉野作造等人主持的“黎明会”演讲，借日本内部对自身帝国主义行径的反思，强调日本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政策的必要性：“吾人自己之心中，果有无人种的差别之观念是也？今日日本于讲和会议不彻底之状态，固引以为憾。第返观吾人之精神内容，是否于平等观念，毫无缺陷，尚属疑问。吾人对于中国人，对于朝鲜人，对于（中国——引者补）台湾人，果爱如同胞否耶？……吾人既向欧美诸国要求人种差别之撤废，则亦不可不向自己精神，要求人种差别之撤废。”如果缺乏这样的反躬自省，无论是人种层面，抑或国家层面，日本只会陷入“茫茫四顾，孰为我人之友”的孤立境地。叶楚伧也借日本的评论文章表示，日本需反省自身在东亚和黄种人内部的压迫政策，“譬如一门之内，兄弟叔侄之间，犹有为主为奴之别，犹不能享平等之权利，而欲于朋友邻里以及远道之人，结兄弟叔侄之欢，其能之乎？”《密勒氏评论报》刊发一封中国人来信，指出“以日本为盟首的泛亚运动的设想并不容易实现。日本的历史使其失去了担任这一首领的资格。它没有为远东作出任何贡献，没有保护过任何民族，也没有对他们展示出任何正义。朝鲜的独立已经丧失，中国的主权完整受到侵犯，所谓‘敞开的大门’是一个公开的谎言”。

陈独秀表示，对中国或其他弱小国家而言，亡于所谓的同种国家并不比亡于白人文明更好，“同一亡国卖国，若说亡在卖在道路较近人种较同的国家手里，就算是亲善，不算是亡国卖国，这个道理无人能懂”，“联合亚洲的黄人，持抗欧美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既然黄种人向白人要求平等待遇，“黄人自己对于黄人，先要平等待遇。若是我们黄人对于黄人的什么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在朝鲜的主属关系，不能打破，还有什么面孔向白人要求平等待遇呢？”除中华文明的和平传统外，人种平等案本身的道义性要求中国“不能附属日本，做美日对抗的机械”，而是要联合全体的黄种人，“正正堂堂的向巴黎会议，要求平等的待遇”。

其次，不少国人对刚诞生的国联有所期许，相信国联能够推动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现实为这一期许蒙上了不小的阴影。

和会代表顾维钧、王正廷等一批留学欧美的政界、知识界精英，多将国际联盟的平等精神及以合作、谈判协商等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冲突的机制，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精神加以比较，强调二者在价值理念上的共性。他们相信虽然人种平等案未获通过，但这只是国际联盟实现其理想的一个阶段而已。鼓吹“黄祸”的德国军国主义已然失败，而“协商国方面，不但白种的民族团结一致，便是黄人黑人，也都加入战团，或尽力战争需要的工作。义务平等，所以权利也渐渐平等，如爱尔兰的自治，波兰的恢复，印度民权的伸张，美境红人权利的提高，都已成了问题。美总统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义’更可包括一切，现今不是已占了胜利吗？这不是大同主义发展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一战胜利应归因于协约国在人种问题上比同盟国“公正”，依托国际联盟推进人种平等进程值得期待。毕竟，相比于一百年前纯粹由欧洲国家参与的维也纳会议，巴黎和会上日本和其他非欧美国家的参与，证明当下是“国际主义”的“发展时代”、“实行时代”，和会上围绕山东问题、人种平等案的冲突只是暂时的挫折。

然而，中国人对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联盟的局限性并非懵然无知。瞿秋白直陈，“大战后发生一个国际联盟——没有用处，一个国际劳动会——没有用处，威尔逊所新发明的方程式14=0，早已证明了”。张君劢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拒绝在国联盟约中写入人种平等原则，却承认门罗主义、以委任统治之名瓜分德国殖民地，无一不证明威尔逊理念的华而不实和“十四点原则”的落空，更证明英美日共同的“国家利己主义”，“证之国际联盟规约之真相，则万事以国家本身为本位，岂有所谓人道正义之可言”。

再次，部分知识人和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跳出单纯的种族因素，深入社会经济层面分析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并寻求全新的社会改造和革命路径。

对陈独秀、李大钊等深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而言，真正实现人种平等，离不开在社会经济层面贯彻平等准则；打倒各个层面的“贵族地位”，摆脱根本性的剥削压迫关系，才是真正实现种族平等乃至世界大同的关键；只追求将人种平等原则写入国联盟约，是舍本逐末。李大钊强调，“白人如果在有色人种中作了贵族阀，那有色人种自然应该对白人起一种反抗。但是首倡‘打破白人阀’的黄人，必须先把自己在黄人中占的贵族地位拋弃，然后才有讲话的资格”，他还引述法国人李霞儿对日本人的呼吁：“在亚细亚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在亚细亚内有受轻蔑的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能得人尊敬……诸君子不可不先作最初的解放者，因为束缚他人同时自己也受束缚”。相比于吉野作造在人道主义和民主制前提下提倡社会改造，李大钊着重从社会革命视野分析人种平等问题的核心，强调必须打倒隐藏于人种差异和歧视背后的国家和阶级间的不平等关系，国族层面的解放和国际层面的联合必须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制度和政治制度变革做起。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不均衡，使得任何单纯的血缘说、种族说都无法精准把握体系内的根本矛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区别，也就是国际层面的经济和阶级因素，证明“只要‘同文同种’即可实现联合”的想法是极为片面的。

对走向社会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而言，人种、阶级、旧式国家等人为区隔，都是需要破除的对象。恽代英指出，世界上人种之间的矛盾都离不开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未来中国和东亚及世界都需要新的联合方案。李大钊赞美中国五四运动、朝鲜自治运动、日本的普选和劳工运动等亚洲各国青年的社会运动，指出亚洲青年的解放和改造运动“要从破坏亚细亚境内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下手”，“我们画出亚细亚来，不是要分什么黄白人种的界限”，“远东的俄罗斯青年，也该包括在亚细亚青年以内”，进而“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不可再受那些特权阶级的愚弄，挑拨，隔阂，遮蔽”。周恩来翻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行径的日人文章，赞同以“万民解放”打破“少数专权的政治同资本的社会组织”，“‘承认人种的差别’，‘分（别）国的强弱’，‘唱平和还扰乱平和的资本文明同奴隶事业’，非扑灭他们决不能解决特殊文明的改善问题”。在新式国家的基础上，超越国家种族界限、进行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被压迫者联合，是批判反抗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及其文明等级论的必由之路。此后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1933年世界反帝大同盟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反帝反战会议，二战期间中国支持亚洲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将反法西斯与反殖民进程相结合的主张，以及毛泽东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都是这一认识的历史延伸。1955年，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中国，更以“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歧视，也反对种族优越感”的主张参与万隆会议，进一步鼓舞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推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结      语

人种平等案被否决后，日本连遭日英同盟废止、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从西伯利亚撤兵、美国颁布移民法排斥日本移民等西方列强的遏制，虽然自诩唯一的有色人种“强国”，但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仍缺乏足够的地位和实力，更无从实现其宣称的“人种使命”。一方面，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使其自我意识极端膨胀，不断强化所谓“人种对立先锋”的使命感；另一方面，有限的资源、国力及帝国主义竞争焦虑，又使日本试图从他处寻求“突破”，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名，宣称要“打倒英美殖民秩序、解放亚洲同胞”，却在占领区、殖民地建立起相对于欧美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等级制度，更加疯狂地压榨殖民地人民，服务于其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机器，暴露日本废除人种歧视、实现亚洲解放口号的虚伪和悖谬，再次证明人种平等不可能在19、20世纪之交逐渐形成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实现。

无论是和会前孙中山与近卫文麿的“同调”、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对日本提案的肯定，还是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对日本提案的支持，都出于一种“君子不因人废言”的公心和胸襟。不同于日本表面鼓吹“人种平等”，实际发动侵略战争、争夺世界霸权的行径，中国思想界关于有色人种和被压迫者联合的思考，自清末革命党人参与创建“亚洲和亲会”以来，就落脚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秩序之上。“亚洲和亲会”主张亚洲各国在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问题上彼此呼应、相互帮助，“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亚洲各殖民地及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实现独立自主，与一个联合的、内部平等友爱的亚洲区域秩序的形成，实为一体两面。

马克思曾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他主张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一针见血地揭示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背后的阶级压迫本质。1903年，列宁进一步阐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国。共和国宪法应保证“废除等级制，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并以亚洲的反殖民运动为例预见性地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新开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解决国际间的种族平等问题，实际上就是打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李大钊、恽代英、周恩来等新一代知识分子吸收科学的革命理论、从社会经济层面出发，同样意识到跨越“同种同文”的亚洲、打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彻底革命，是解决人种平等问题的关键。巴黎和会上中国维护山东主权的挫折，证明“公理战胜”和“十四点原则”不过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主宰者的粉饰美化和欺骗之词，这一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欧美列强）和信奉同一逻辑的挑战者（日本）都不值得信任和依靠。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感召下，以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联合为中心的解放政治生根发芽，愈发得到广泛认可。从20世纪20年代成立于布鲁塞尔的“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浪潮，再到1955年中国、印尼、印度和埃及等新兴独立国家及其革命领袖齐聚的万隆会议，被殖民、被压迫的国家及民族进行了一系列历史性的解放和联合实践。这些实践，是毛泽东提出“第三世界”这个关涉有色人种平等的生存发展权，但又超越人种和国界、承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彻底解放期望的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