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关爱澳门同胞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今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周总理始终心系濠江，以战略远见与民生情怀，为澳门的稳定发展与同胞福祉倾注心血，留下跨越时空的温暖印记。周总理的关怀，如同涓涓清流润入濠江，滋养着澳门同胞的家国情怀，成为连接内地与澳门的精神纽带，至今仍激励着粤澳同心、共筑繁荣。

      周恩来总理对澳门的关心贯穿政治、民生、革命联络等多个维度，既奠定了澳门平稳过渡的政策基石，也为澳门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更留下了深厚的历史印记。

在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阶段，周总理就积极利用澳门的特殊地理位置开展革命工作。一九三七年，他委派朱慎修到澳门，在柯麟等人协助下建立海上运输线，将解放区农副产品运至港澳销售，同时采购并运送解放区急需的物资，有力支持了革命斗争。此外，澳门成为营救内地进步人士与文化名人的重要中转站，在周恩来相关部署下，众多文化人与革命者经澳门安全转移，为保护革命力量与文化火种发挥了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亲自指导对港澳工作。政务院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兼管港澳事务，何香凝任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对港澳工作的组织领导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周恩来在多个场合申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工作八字方针，及「暂时维持现状」的策略，并在实际涉港澳事务中践行这一策略，为澳门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根本遵循。既坚守国家主权底线，又着眼澳门实际，推动对澳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维护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与社会稳定，为后来「一国两制」 方针的形成和澳门顺利回归奠定了坚实的政策与人心基础。

但暂不收回，并非是放任不管，其前提是不得危害新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一九五五年，前澳葡当局准备以一个月时间大规模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周总理严正指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要求取消计划。周总理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会见香港总督葛量洪和英国代办欧念儒时严正指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他们准备这样做，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葛量洪返港后，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澳门总督史伯泰。前澳葡当局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取消澳门「开埠四百周年」庆祝活动。而且，把原本面向香港屯门实质上是面向中国的区维士石像，扭转为面向合署办公大楼（即现正在改建的终审法院大楼）「面壁思过」。这表明，周总理在践行「暂时维持现状」的策略时是灵活且务实的，当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他积极同前澳葡当局交涉，同反华敌对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五二年的「关闸事件」，一度让澳门边境陷入紧张。危急时刻，周总理以非凡的胸襟与远见，秉持和平解决的原则，推动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不仅平息了冲突，更赢得了澳门各界的由衷敬佩。澳门知名人士何贤曾由衷赞叹：「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主要负责长官，以国家为重，全不为意气，不论大小事，绝无私心的，仅此一人！」

一九六四年九月，周总理在得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计划在澳门设立「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后，作出批示「此事应予严重注意。对澳门葡当局要加压力。」以港澳问题为切入点，周恩来巧妙地向外界申明了中国的外交立场。在一九六六年发生的「一二•三」事件中，周总理支持澳门爱国居民的合理斗争，并与澳葡政府达成协议，让澳葡政府承认错误，保障了澳门的稳定。周总理重用何贤、马万祺等亲北京的澳门华人精英，作为与澳葡政府沟通的桥梁，确保中方利益。

一九五零年初，广东省人民政府希望邀请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来粤投资，支持祖国建设。此事经廖承志汇报至周总理后，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复。在香港商人王宽诚、陈祖沛和澳门商人何贤、马万祺等的支持下，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顺利开业，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以吸收港澳侨资为主的允许跨地区、跨行业综合性经营的公私合营企业，其主营的外贸、制造业及信托投资等业务，在打破美国禁运与经济封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澳门面临严重淡水短缺困境，直接影响民众生活与经济运转。澳门中华总商会何贤、马万祺等人致函广东省人民政府请求援助，周总理高度重视，亲自批示建设竹仙洞水库和银坑水库，推动珠海向澳门供水。一九六零三月，竹仙洞水库建成通水，清冽淡水流入澳门，开启珠澳供水合作序幕，彻底缓解澳门缺水难题，为澳门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民生保障。这一决策彰显了对澳门同胞生活的深切关怀，也成为粤澳民生合作的典范。

为做好对港澳地区副食品供应工作，周总理规划开通专门供应港澳鲜活冷冻物资的货运专列。「定期、定班、定点」的三趟快车为港澳供给优质生鲜商品，不仅满足了港澳同胞日常所需，更成为港澳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繁荣稳定的重要保障。

周总理对澳门的一系列决策与关怀，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实际问题，更深远影响了澳门回归后的发展。其确立的原则与政策思路，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重要借鉴，助力澳门在回归后保持繁荣稳定，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如今，澳门的供水、民生保障等诸多领域仍延续着当年的合作脉络，彰显着周恩来总理关怀的长远价值。

      周总理关心澳门，还反映在个人关系领域。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蛰居于澳门的包惠僧，致电周总理要求回归。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包惠僧于十一月从澳门回到北京，后来在周总理安排下担任国务院参事。

     「文化大革命」中，马万祺的二公子马有恒在暨南大学读书时，叶剑英元帅指示廖承志作「媒」，介绍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相识并成婚。当这桩婚事有了眉目时，叶帅特地叮嘱廖承志：「必须让总理过目。」廖承志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问起了荣家姑娘是否在插队时冻伤过脚，马家小子是否会照顾人。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周总理摘下老花镜，笑了笑说：「告诉叶帅，这杯喜酒我要喝双份。」后来周总理还亲自出席了订婚宴，他虽然胳膊还吊着绷带，但当新人敬酒时，他还是硬是站起来碰了杯，这个细节被新华社记者记录了下来。

      一九八零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日，柯麟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半版文章纪念，其中提到他在周总理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时，接受周总理的指示，侦查出卖澎湃烈士的叛徒白鑫的轨迹。这是柯麟这个事迹的首次公诸于世。不久后笔者在采访柯正平时问及此事，他也证实了这个史迹，并证实自己与柯麟是亲兄弟，同在澳门「潜伏」，但互不隶属。

        濠江之畔，莲花盛放；岁月流转，思念绵长。周恩来总理的光辉形象，始终深深铭刻在澳门同胞的心中。澳门同胞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不仅是对一位伟人的致敬，更是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执着追求。这份思念，将永远激励澳门同胞与祖国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前行，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