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缓和只是美国战略的暂时调整
根据历史学家亚当·图兹的理论,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正处在遏制阶段向冲突阶段过渡的关键期。

中美何以共处?
中美关系目前的缓和,应该是美国一种暂时性的调整需要。中长期来看,不容乐观。
我所能看到的原因至少有四点:
第一,意识形态、制度、文化的的认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里尤其是文化观念,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与美国文化的“丛林法则”无法共存,本质上它们是两种世界观和秩序观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下观”、“共生”与“秩序层级”,而美国文化根植于“天赋使命”、“自由扩张”和“竞争”。这种文化深层代码的差异,使得双方对“公平”、“安全”甚至“权力”的理解都大相径庭,中美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可能因根本解释不同而产生裂痕。
第二,利益的纷争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很深,中国主张中美之间可以合作共赢,但美国认为共赢就意味着他输。美国总认为中国在发展的成就就是在分割美国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
在美国许多政治精英和战略界看来,国际政治是存量博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上升、科技能力的突破、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必然意味着美国份额和主导权的相对削弱。他们将中国的成功视为对美国主导规则的“修正主义行为”,旨在推翻美国建立的秩序。因此,“合作共赢”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很容易被理解为“中国赢两次”:即与美国的合作是一赢,共赢就是再赢。
第三,美国现实的政治是两党轮流执政,而且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两党都容易走向极点。中美利益的分割极易成为两党表现自己政治正确的表演场。
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对华强硬是罕见的“两党共识”。这种共识将中国塑造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威胁”,使得任何对华温和政策都易被攻击为“软弱”。
同时,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矛盾加剧,外交日益成为转移国内压力的工具。中国议题成为廉价的政治筹码,政策连贯性极差,任何政府更迭都可能引发对华政策的剧烈摆动。
第四,中美两国的制度共存于一个时空下,这是不比较的比较,这触及了美国精英最深的焦虑。
中国的“举国体制”在应对重大挑战(如大型基建、产业政策、危机应对)时显示出的高效,与美国政治极化导致的决策僵局、基础设施老化、社会撕裂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对比不仅关乎实力,更关乎“模式吸引力”。美国担心的不仅是中国超越,更是其成功所代表的“非西方模式”对世界,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这动摇了美国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的自信根基。
所以缓和是暂时的。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曾指出:「霸权国家面对挑战者时,总会经历否认—遏制—冲突的三阶段反应。」根据他的理论判断,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正处在遏制阶段向冲突阶段过渡的关键期。特别是随着中国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越美国,这种力量对比变化正在触发美国更深层次的战略焦虑。
临界点可能冒险——是基于历史经验和权力转移理论的合理推断。未来的中美关系很可能呈现 “长期震荡下行” 的态势,期间会有因各自国内需要或应对共同危机而出现的短暂缓和,但战略竞争的主航道难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