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割裂中华五千年文化，做梦去吧！

说个真事儿。解放前，在川南地区曾经有一种祖传的怪病，发病初期的症状是下肢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周身乏力。日子久了之后，患者会腹痛难耐、上吐下泻，进而四肢麻痹至胸部时，人就会死亡。

这种病困扰了当地人很久，中西医都束手无策。当地人称之为痹（宜宾话“pa”）病，又名“麻脚瘟”“软病”。川南百姓谈“痹”色变，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拜佛求神、焚香祷告。

1940年的某一天，这里突然从长江下游涌进来很多人，还带着一船船大箱子。当地人称呼从下游来的人为下江人。靠港后这些穿着洋气的下江人雇佣当地的民工帮忙搬运，一搬就是很多天。

可搬运过程中有民工不小心摔坏了箱子，结果从里边滚出了一颗骷髅头，把民工吓得魂都飞了，有胆子大的问了一句：这箱子里怎么还有死人头啊！

那些人不但不吃惊，反而有些生气，一边捡起骷髅头，一边对他们说：死人头怎么了，还有活人头呢！你们摔坏了谁负责？

民工们战战兢兢也不敢多问了，但这给他们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尤其那句“还有活人头”。从此之后，下江人吃人的说法不胫而走，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过了几天，一名瓦匠来帮这群下江人修屋顶。修着修着，他低头一看吓得差点从房顶摔下去：一群穿着浑身白衣服的人围了一圈，一个领头的正在对一具尸体开膛破肚。

这名瓦匠连滚带爬跑了出去，工钱也不要了。跑到了大街上，还不断大喊大叫，说新来的下江人不仅杀人，还吃人！他亲眼所见。

下江人吃人的说法，传得更邪乎了，以至于这里的百姓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让孩子出门了。然而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丢孩子是常有的事，这几天刚好有人丢了孩子。

丢孩子的家长听说这个事之后，悲痛欲绝。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就是被这群人给吃了，于是他们联合乡亲们去讨要说法，要他们杀人偿命。

下江人的住所被当地百姓团团围住，讨伐声、咒骂声不绝于耳，下江人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于是下江人只好分头帮他们找孩子，结果孩子还真找到了，这场危机才得以临时缓解。

这个地方就是四川宜宾市的李庄镇。1940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上海的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以及中央博物馆等知名学府与机构，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辗转来到了这里。

那些箱子里的骷髅，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从殷墟等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给尸体开膛破肚，则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解剖课。

“下江人”吃人的说法，依旧困扰着这个小镇。当地人死活想不通，我们好心好意收留了你们，供你们吃供你们穿，供你们住，你们竟然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于是，他们从内心开始排斥这些人，甚至不卖东西给下江人。 为了驱鬼避邪，当地人多次点燃柏枝、扎草人跳傩（nuó）舞，甚至准备用武力来驱逐这些“吃人下江人”。

两个群体之间的误会很深，内耗加剧。困顿之中，李庄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准备给当地人搞一场科普展览，展品包括出土的甲骨、人骨架、兵器甲胄、大型青铜器等大批国宝。

展览最初还没人敢看，但哪里都有胆大的，哪里都有好奇心强的。慢慢地，看展览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变成人山人海了。随着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下江人吃人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然而把两个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是救命之恩。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师生，也经常帮当地人看病，他们很快发现了当地人所说的“麻脚瘟”。

与此同时，迁入李庄的同济师生有不少人也出现类似的症状。同济大学医学院唐哲等教授发现当地食盐中含有氯化钡，于是立即用芒硝（硫酸钠晶体）展开治疗，效果立竿见影。

为了惠及更多的百姓，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几位教授又提出了在钡含量超标的食盐中添加一定剂量的芒硝，以有效去除钡的方法。至此，困扰川南广大地区百姓祖祖辈辈的麻脚瘟得以根治。

同济医学院的医术虽然高超，但也不是万能的，一是当时医学的整体水平还比较落后；二是药品和器械都很匮乏，毕竟那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月。

在迁入李庄的很多学术大牛、行业泰斗中，就有多位病秧子。最著名的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两个人身体都极差。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这孩子挺可怜的。22岁出国深造之前，遭遇了一场车祸，被重重地压在车下，一个月内他反复接受了三次手术，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成了瘸子。

更残酷的是，由于脊椎受伤，他必须穿着特制的铁马甲，才能支撑起上半身。他一度心灰意冷，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一是父亲的鼓励，二是未婚妻林徽因的不离不弃。

他学成归来后，1928年按照父亲生前的建议，他没有去条件优渥的清华，而是去了条件较差的东北大学，在那里他创建了建筑系，林徽因一同加入。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人不愿意当亡国奴，回到了北平，并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一个以保护古建筑为使命的民间团体。

保护古建筑，首先就得对古建筑进行考察测绘。这个工作其实非常不适合他俩，一是要长途跋涉，二是要爬上爬下。问题梁思成是个残疾人啊，腿瘸还时刻穿着铁马甲，林徽因也有肺结核。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公共交通极不发达，经常需要雇马车牛车。有一次出发前，马不知道为啥惊了，狠狠地踢中了梁思成的腹部，梁思成腹痛难忍，脸色苍白，冷汗直冒。

众人皆以为这次行程估计要取消了，结果梁思成缓了一阵，还是咬牙出发了。林徽因虽然是个弱女子，但她体谅梁思成，总是冲在前头。

他们为什么这么拼？因为他们都知道，日本鬼子快要打过来了。他们要赶在日本的炮火摧毁这些古建筑之前，为这些千年遗产做好数据记录。

1937年日本策划了七七事变，之后不久北平陷落。两个人日夜兼程，带着儿女和林母南下。10月初他们抵达了长沙，11月底日寇轰炸长沙，12月初他们不得不再次南下昆明。

我们说得轻巧，可从长沙到昆明，他们一家人整整颠簸了39天，沿途数次抛锚。1938年1月抵达昆明。可刚到昆明，梁思成背疾复发，疼痛难忍，大半年时间，只能半靠在椅子上。

1940年，战火又烧到了昆明，他们不得不随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同迁往四川李庄。不巧的是，梁思成脚趾受伤感染了破伤风，本来蜀道就难，难于上青天，这属事实难上加难了。

一路千山万水、舟车劳顿，刚到李庄一个月，林徽因旧病复发，病倒了。抗战岁月，条件极其艰苦，别说药了，连饭也吃不饱。冬天冷得像冰窖。

林徽因经常不是发烧就是咳嗽。咳起来，咳得整个屋子都在震动。一发烧甚至十来天，一晚上要换很多条毛巾。

最困难的时候，梁思成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能当的都当了，只剩下古建筑的资料了。有一天，梁思成对孩子们许愿：等将来胜利了，一定要美美地喝上一顿西红柿鸡蛋汤。

同在李庄的傅斯年听说林徽因卧床之后，心中实在不忍。为了这一对才子佳人，从来不求人的傅斯年，也不得不替梁思成和林徽因两口子四处筹措。

有了大家伙的帮助，林徽因捡回来一条命。可病情刚一好转，两个人就投入到了繁琐的工作中去了，每天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写画画到半夜，撰写《中国建筑史》。没有CAD的年代，所有图纸只能靠手绘。

1944年的好消息不多，更多的是坏消息。正面战场竟然出现了耻辱性的豫湘桂大溃败，国军一口气丢掉了2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以及146座城市，损兵折将60万，以至于动摇了抗战信心。

这里数得上的好消息之一就出自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的建筑学巨著《中国建筑史》横空出世。这部巨著，将中国古建研究推向了了无人企及的高度，一经发表就震惊世界。

这部巨著不仅奠定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实现了“《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还从建筑学的角度，证明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与独特性。‌‌

著作完成时，梁思成已经瘦得只剩下九十来斤，林徽因也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美国好友费正清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病，他俩回绝了。

他们是这样回复的：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他们虽然没有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冲锋陷阵，但是他们在文化战线，守护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他们那么拼，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没有了历史就等于亡国了。

他们这样倔强的文化战士，李庄还有很多，有一个叫梁思永，他是梁启超家的老三，梁思成的弟弟。他本来也可以留学不归，在美国过上很安逸的生活。

1930年他从哈佛毕业了。重要的人生关卡一万分的小心也不为过，但他却一丝犹豫都没有，当即选择回国。

他在哈佛学的是考古学和人类学，受过了系统性训练，参与过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回国后他立刻投入到了中国考古事业中。

刚刚进入20世纪，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山河破碎，很多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四处挖掘我国的古代文物，一旦得手就悄悄运往海外。

我们丢掉大批文物只是一方面，我们还丢掉了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话语权。比如瑞典学者安特生1924年看了我们的仰韶陶片后，就很轻浮地得出结论——中国文化西来说。

没有话语权，在学术上甚至舆论上都很被动。举个例子，殷墟发掘之前，他们甚至不承认中国有商朝；殷墟发掘之后，他们被迫承认了商朝，但是不承认我们有夏朝。

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西方乃至日本，都在想办法往自己的祖先脸上贴金，甚至不惜造假，不惜乱认祖宗；而我们国内却有人质疑自己，出现了疑古派。这就是没有考古学的被动。

梁启超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认为不能任由自己的珍贵文物被洋人掳走，鼓励中国学者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二儿子梁思永便成为了自己决定重点培养的对象。

这个在当时是个没人报的大冷门，工作又累又差，待遇也不好。但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来说，现代考古又是亟待建立的学科。梁思永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了考古工作。

考古工作，本来就是在野外。放在一百年前那更是苦不堪言，工具极为简陋。由于国内人才匮乏，大多数精细的野外作业，只能由梁思永一人独立完成。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不久之后东北沦陷。中国的学者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察觉到了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他们提出了学术救国的口号，并加快了殷墟等遗址的发掘。

因为他们深知，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大肆掠夺文物，必然推行奴化教育。

1932年春天，当时考古团队正在第六次发掘殷墟，好消息传来，发现了殷墟的宫殿。不过也有坏消息，长时间野外工作，梁思永患上了急性肋膜炎，胸腔抽出四大瓶黄色积水。

他因此卧病了大半年，年底病还没好利索，就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学术救国工作中。1940年，他也随史语所考古组辗转来到了李庄。

他身体透支太厉害了，肋膜炎是个病根，到李庄后又开始闹胃病。胃病刚好，他也得上了肺结核。肺结核会不停地咳嗽，又把老病根肋膜炎给引发了。

但是他只要能动，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去。前些年在殷墟抢救性发掘了很多文物，通过大箱子都带到了李庄。发掘只是第一步，更多的工作是需要分析整理，撰写报告。

1941年傅斯年从重庆来到了李庄，前来探望梁思永。他发现梁思永的住所阴暗潮湿，对肺病很不利，于是给他在高处另寻住所，然后还专门改装了阳光房，以便梁思永随时晒太阳。

当时梁思永病得已经不能走动了，搬家都搬不了。于是傅斯年便组织了担架队，还让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试了试，确保万无一失后，才把梁思永抬到了山上的新居。

不仅如此，傅斯年还给他筹措医疗费和药品。在养病期间，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殷墟《西北冈报告》的纲领，分为十三章三表。对梁思永来说，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疾病耽误工作。

梁思永是个狠人儿。当时他在杂志上看到一则西方的医学消息，说是切除肋骨可以让坏掉的肺萎缩，从而减轻症状，于是真的就切了七根肋骨。

梁思礼虽然不能亲自参加很多工作，但是他带出来很多考古学领军人物——夏鼐、尹达、郭宝钧、尹焕章。这些人在李济的带领下，继续在李庄进行着文化抗战。

夏鼐，也是狠人儿一个。1944年夏鼐只身一人，亲赴大西北进行考古，重访了安特生当年到过的每一处遗址并再次进行考古发掘，最后用铁的事实否定了文化西来说。

甲骨学家董作宾，带领着学者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对带到李庄的殷墟两万多片甲骨进行了系统性梳理，编写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殷历谱》，让商朝的历史脉络更清晰丰满。

在这个抗战大后方的李庄，成千上万个怀有赤诚之心的学者们，克服了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学术堡垒，不断给抗战前线送去了精神弹药。

童第周用贷款自购的显微镜攻克了克隆技术，奠基了性胚胎实验基础；李济写就了《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等考古学专著；傅斯年团队完成《六同别录》和《居延汉简考释》等典籍的整理……

到了李庄，你就能感受到中国人的倔强和顽强。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到了李庄，迫不及待拜访了取得了领先世界的生物胚胎研究成果的童第周。

当他看到童第周艰苦的工作条件时，他惊讶到难以置信。他问童第周：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童第周回答：“因为我是中国人。”

1942年，美国历史学家告别梁思成和林徽因，准备离开李庄的时候说：我明白了，你们的事业在中国，你们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的植物。

抗战中，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华民族保存文化、延续历史。八十多年过去了，又有人把他们这段历史用纪录片的形式给记载了下来，这部纪录片就是《抗日烽火中的李庄》。

这部纪录片，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重磅之作。制作团队用了大量的心血，采访了众多直接或间接的当事人，搜集了海量第一手的资料，用镜头还原了80多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文化抗战，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和胜利。他们团队的《苦难辉煌》《胜利之盾》《永远的长征》《从瑞金出发》等多部重磅纪录片，都是大手笔。

看了这部纪录片，我的感受汇聚成一句话就是：想割裂中华五千年文化，做梦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