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对错伦理标准 —— 逻辑事理名实相符

自古隐喻不绝，从诗经时代到今天。

隐喻的基因，寓情托物与言志用典。农耕文明刀耕火种时代，老祖宗们对大自然物候时令精妙观察，遂有了寓情托物。历史长了故事多了，太阳底下也没有太多人性的新鲜事，也就流行借古喻今，成语寓言，那就是浓缩的事理譬喻。尤其中国人用汉语，又是个可音可意可偏旁部首可拆解可组合的博大工具，谐音通假花活不要太多，隐喻的基因在汉字构造中。

古人用典，今人混搭用梗。古人没电，晚上闲着没事干就猜灯谜字谜行酒令，做接龙游戏藏头漏尾这些小玩意儿，待到了成年开始家事国事天下事甚至庙堂事，简直不要太爱用典，借古喻今隐喻。宗法社会对经验的梳理传承也多言志用典。这就使中国人的表达历来既可直叙又可微言大义迂回层叠。

而隐喻盛行的场域，成因是潜规则规避风险，限于权力。古代，为什么会有隐喻，纯抒情的不论（其实就连爱情抒情诗，老祖宗们都常用来暗戳戳地明志），隐喻论世，是为了某种主动被动的避开言责。直言一颗口水一个钉，说错了有责任。直言的风险是即时的、确定的，而隐喻的风险是或许的、可辩驳的，隐喻的逻辑和道理，错的再离谱还可以辩经甚至是“想多了”。作为进可敲击、退可自如的工具，在高风险的古代政治场，隐喻演变为一种模棱的“安全话术”。

所谓“忧谗畏讥”你以为只是市井骂街么，说“穿林打叶声”人们敏感有没有道理。在一定的场域中，隐喻几乎是一种潜规则。而古代多讳，那些直言都可以的事当然不必偷偷摸摸，但毕竟，混沌非理性是人性常态，生杀予夺的封建阶级社会步步皆可致命，详细制度条例为厘清责任大小而强制兜底，在封建时代的保障是很少的，失言代价在古代的权力自由裁量下，是非常不小的。宗法礼法社会，正常的传情也在传统中趋于隐晦含蓄。在古代，隐喻是一种权力自由裁量下的生存技能和文化惯性。

隐喻的技能作用就像双向防火墙，对下位者而言即便失言错误，也有辩驳的空间，尽管对封建社会的各级权力者而言，聊胜于无；听者言者之间，暗示或默契，旁敲侧击，都意味着潜台词的信息交互。一般而言，隐喻是一种审慎规避。

对现代社会而言，言论的法与非法，有基本规章保障，现代法制被各级权力自由裁量击穿的可能要比古代小很多，代价也小很多。所以一般而言，现代社会隐喻，基本不是生存技能的作用了，底层心理色彩是一种文化含蓄惯性，现实功能性更多是规避言责风险, 隐喻更多是作为一种进退自如的言论方法。

但不管直言还是隐喻，判断言论对错的标准都是 ——实事求是，名实相符。譬喻、梗、用典，道理逻辑征引用的对不对，是恰如其分还是颠倒是非。

隐喻的伦理标准，与语言责任，是这个复杂身份的网络时代，意识形态领域至关重要的辨析。人的隐喻语言立场，凝练浓缩化、圈层规则、可传播、可衍生，并能规避直接表达的监管风险。在网络不明环境中，可实现规避性的信息传播。

恰当的隐喻：其逻辑（物性与人性）、道理与情境吻合。

不当的隐喻：颠倒是非，正是隐喻的危险之处。它可能表现为：

1.偷换概念：用片面甚至颠倒对错的比喻，代替理性的整体逻辑论证。

2.滥用典故：不顾历史语境，断章取义，以古非今或以今套古，扭曲逆推历史逻辑。

3.制造模糊：事态皆可用明确的事实判断进行逻辑梳理归因，故意用模糊的隐喻规避明确直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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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隐喻的裁量较大，偶然的逻辑情境不匹配不能完全定性。但也不意味着可以胡乱隐喻，是可以由直言的是非，与大量隐喻的行迹互动境况，形成逻辑归因的。并由行迹定性语言，观其行。

对一个为非作歹作奸犯科言行的人，谴责歹人的行为符合公德（群众谴责多次出轨诬陷符合公德）。但如果对一个仗义执言驳斥丑恶的人，用恶梗隐喻指代，就是不当隐喻颠倒是非（对群众正义谴责进行恶意倒打，颠倒是非）。

隐喻，基本上是个有点文化的人都会“主动或被迫使用”的东西。比如你不隐喻，但别人隐喻粗俗典故颠倒攻击，你直接反击，人们还会谴责你不文雅。你还就得绕着隐喻讽喻才能反击。这是我们这个文化环境的惯性。

所以，隐喻的对错伦理标准 ——实事求是，逻辑事理名实相符。是这个时代意识形态言责对错的基本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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