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史观是1644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引言：纪念碑文与历史观的界定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确立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的“1840史观”。这一史观聚焦于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核心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1644史观”则以清军入关、明清易代为关键节点，强调此后中国内部民族关系重构与外部压力交织的历史进程。从“争取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这一角度审视，1644史观不仅为1840史观提供了历史基础和精神资源，更在其基础上实现了斗争性质与范围的升华，体现出深刻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一、继承性：1644史观为1840史观奠定历史基础与精神根基

1. 民族斗争精神的延续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萌芽

1644年清朝建立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大规模抗清运动（如南明抵抗、郑成功收复台湾、天地会活动等）持续不断。这些斗争虽以“反清复明”为旗号，但实质上蕴含了反抗民族压迫、维护文化传统的诉求，可视为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的早期形态。汉族作为人口多数和文化核心，在抗争中坚守了自身认同，同时也与满、蒙、回、藏等民族在冲突中互动，逐步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格局。这种历史经验为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孕育提供了土壤：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基于共同命运，开始从“王朝臣民”向“现代民族”转化，1644史观中的抗争精神自然被继承为抵御外侮的内在动力。

2. “内外敌人”概念的初步显现

清朝统治期间，内部矛盾（如民族不平等、封建压迫）与外部威胁（如沙俄东扩、早期西方殖民渗透）并存。尽管当时尚未形成明确的“帝国主义”概念，但清初的雅克萨之战（抗击沙俄）和明清之际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等事件，已展现出抵御外敌的传统。这种应对内外压力的双重实践，为1840年后识别并对抗“内外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积累了历史经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朝中后期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既反封建又隐约触及反殖民，体现了从传统斗争向近代斗争的过渡，成为1840史观中“反对内外敌人”的直接先声。

3. 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共同体雏形

1644年后，清朝通过“改土归流”、边疆治理等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汉族在文化、经济上的核心地位与少数民族的边疆贡献相互交织，形成了“大中华”的潜在认同。这种整合虽伴随压迫，却为近代中华民族的构建提供了历史框架。鸦片战争后，面对空前民族危机，汉族精英率先觉醒（如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调整为“五族共和”），进而倡导各族团结共御外侮。这表明，1644史观中汉族的核心作用与多民族共存现实，被1840史观继承并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觉理念。

二、发展性：1840史观对1644史观的升华与超越

1. 斗争性质从传统民族冲突升华为现代民族革命

1644史观下的斗争多局限于王朝更替或文化对抗，本质上未脱离封建秩序范畴；而1840史观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斗争提升至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高度。革命目标不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根本统一。例如，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以汉族为核心，团结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救亡，这超越了清初抗清运动的狭隘民族主义，体现了阶级分析与民族解放相结合的现代革命理念。

2. 人民主体性从潜在走向自觉

纪念碑文突出“人民英雄”，彰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1644史观中的抗争主体多为旧式农民或士绅，缺乏普遍的人民意识；而1840史观在中国革命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各族群众组成的广泛联盟。中国共产党将“人民自由幸福”作为终极目标，通过土地改革、民族平等政策等，使各族人民成为革命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种人民主体性的确立，是对1644史观中民众被动参与的根本性发展。

3. 民族概念从“汉族中心”演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1644史观隐含的“华夷之辨”虽突出了汉族核心地位，但亦存有民族隔阂。1840史观则在反帝斗争中，将汉族的核心作用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辩证统一。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这里“外来民族”指帝国主义，而非国内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区域自治，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整体。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继承了汉族的历史核心地位，又发展了多民族共荣的现代内涵，实现了对1644史观的创造性转化。

4. 历史叙事从断裂到连续整合

纪念碑文“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并非割断前史，而是以1840年为焦点，将以往斗争纳入“历次斗争”的宏大叙事。1644史观作为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关键环节，其间的抗争与融合被1840史观重新诠释：清朝的统治危机与外来侵略叠加，构成近代民族苦难的深层根源；而清初以来的抗争精神则成为近代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史学中，将李自成、洪秀全等历史人物纳入“人民英雄”谱系，正是这种历史连续性的体现，标志着1840史观对1644史观的包容性发展。

结论：辩证统一的历史进程

在争取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长河中，1644史观与1840史观构成了前后衔接、渐次升华的有机整体。1644史观通过明清之际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基体和反抗精神，为1840年后应对千年变局提供了历史纵深；而1840史观则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催化下，将传统抗争提升为现代民族革命，以科学理论指导、人民主体觉醒和民族共同体构建，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纪念碑碑文所铭刻的，不仅是1840年以来的英雄史诗，也是对那些在更早历史时期为同一目标奋斗的先辈们的致敬——他们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崛起的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