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不是因为谁的邀请

文 | 刘梦龙

前段时间，网络名人吃瓜蒙主在直播时提出的“日本九一八侵华满清邀约”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正值最近中日关系处于近年最紧张时期，这种观点还是很有必要辨析一下。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对相关争议言论的看法、相关历史教训的总结、对吃瓜蒙主相关舆论现象的看法，还有对当下社会群体观念和意识的一些个人看法。

日本侵华在先且为主

在抗战，特别是东北沦陷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前清余孽主动投靠日本人，这确实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但这不影响日本侵华的主体性。我们要清楚，是日本侵华在先且为主，由此，才有了一些或主动，或被动投靠它的汉奸。而这些汉奸，自始至终也只是日本人招之来，挥之去的工具和走狗罢了。

历史上的熙洽本人，在伪满建立后毫不识趣，居然还真以为可以借日复清，上蹿下跳。其结果，是被日本人一脚踢开投闲置散，最后丢去修家谱了。

当然，更不存在谁放大日本侵华野心这个说法。日本侵华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可以追溯到丰臣秀吉，最晚形成系统理论，也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末期。

明治日本一建立，第一大分歧就是要不要马上征韩，代表人物就是三杰之首的西乡隆盛。而征韩，实际就暗含了要和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开战。早在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就已经赤膊上阵，初展侵华野心。再经过甲午，日俄两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已经连其国内学童都知道了，称之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从明治开国以来，日本就从不掩饰对我国的领土野心，侵略中国始终是它的基本国策。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初日本人为自己侵略行径辩解时使用了一套说辞，是正式向当时国际社会做如此宣称的。也就是日寇称因民国治理不善而受清室邀请，进入东北故地协助清帝重建秩序，即建立伪满洲国。还有后来的伪蒙德王政权，也采取了类似说辞。

之后，日本就一直坚持蒙满具有独立性，不承认其属于中国问题的一部分。为此，日本不惜退出国联，拒绝一切国际斡旋，把占据蒙满作为不容退让的底线，直到引爆太平洋战争，最终导致日本帝国覆灭。

这实际上就是把蒙满分割于中国之外，和当时日本历史研究界提倡的蒙满非中国论正好形成了相互呼应。事实上，伪蒙和伪满，从始至终其权力都在日本人手里，是纯正的傀儡政权，就连被非议甚多的李顿调查团也同意此结论。

自然，这套托词和蒙满非中国论也都被民国和新中国所系统性驳斥了。所以，在蒙满问题上，日本侵略的主动性是必须格外强调的。相对的，引日本入寇之类的说法，不管本意如何，肯定是不妥当的。

当然，我们不要把人往坏处想，可能吃瓜蒙主的本意是要强调满清及其余孽一直在祸害中国，根深蒂固，贻害至今，形成一个连续性的叙事。尤其是最近网络上很多人形成了一种论调，这种论调中满清余孽似乎扮演了一种中式犹太人的角色。

不过，这个说法还很难说逻辑自洽，持这种意见的人经常自己也未必能说得太清楚。比如吃瓜蒙主的拥护者中常见“满遗”这个词。“满遗”一词由来已久，大概指满清的遗老遗少，也就是进入民国后，还以前清遗民自居的那部分人。这些人中当然有满人贵胄，但主要还是一些有前清科举功名的旧士人及其子弟，包括后来落水当了汉奸的郑孝胥、罗振玉、张燕卿兄弟。总的说，历史上的这群人，民族属性其实不太明显，阶级属性倒是比较明显。

而当前网络上很多人说的“满遗”，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集合体。它是杂糅了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的一个特殊概念，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当代反动派。甚至它的主体不是一定指向那个满，就像一些反对犹太人的人，经常也是借此反对另一些不便言说的东西。

“满遗”这类说法显而易见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使用者往往强烈要求清除历史领域的模糊化叙事，减少带有区别性，片面性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但也有的人实际上是在借古讽今。他们担忧当下某些官僚和专家学者，向旧反动派取经，大搞土洋结合，同时吸收东西方糟粕，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带偏。如今流行的洪宇宙，内核剥开来就是类似叙事。总之，它很灵活，既可以明指，也可以暗指，足以涵盖从右到左的各种政治光谱需求。

过去历史的一些教训

既然这段争论是由熙洽勾结日本侵占东北的旧事而起，我们不妨也稍微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由此确实能得到一些至今有益的认识。

就像前面说的，满人中的宗社党人是有卖国行为。熙洽一有机会，就勾结日寇，积极参与建立伪满洲国，连溥仪都说他和日本人相互勾结，是有主动成分的。但另一边，同样出身前清望族的诚允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后来也临危受命组织吉林民众继续抵抗，支持马占山抗日，协调冯占海为首的民众自卫军。

当时吉林41县，宾县抗日政权控制了29个县，熙洽坐镇长春，又得到日本人不断支援也才控制12个，人心向背可知。诚允等人组织的宾县政权不但压制了熙洽的伪政权，民众自卫军甚至一度反攻哈尔滨，几乎生擒熙洽。直到日军亲自上阵，内外无援，宾县抗日政权余部力竭不支，才不得已陆续入关避难。

通过这段历史，我觉得确实能得到一些经验教训。从史实而言，日本确实是万恶之源，是近代侵略的主导者，这毋庸置疑。若没有日本人这个大老板出人出力，最后赤膊上阵，熙洽等前清余孽不过是跳梁小丑，再怎么搞阴谋诡计，转眼就被诚允、马占山、冯占海等东北地方爱国人士原地按死了。他所能掀起的小浪花绝不会超过张勋复辟的闹剧。

不过，熙洽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精英混进新时代，暗藏野心，待时而发的例子。我们的近代进程中，既有新旧交替，自然也有新旧交融。古老帝国走向现代化，旧时代的精英在新时代发光发热，有很多正面例子；但旧时代的余党，继续搅乱风云，负面例子确实也是很不少的。

人才难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谓百废待兴，对各方面的人才更是如饥似渴。因此旧时代的精英，不论出身，不可避免要裹挟着一起进入新时代。由此，我们的社会一定程度依旧延续了旧时代精英集团的影响力，当然也遗留了不少旧时代的历史积弊。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熙洽之流也不过如此。毕竟他只是旧时代的残党，如果不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他能起的破坏力是很有限的。相反，在抗战中，真正起了很大破坏作用的大汉奸，比如伪满的张景惠，冀东的殷汝耕，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共同卖国的黄俊，黄晟父子等等，这些人都是当时民国的实权人物，很多人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追随过孙文先生。

他们本该行为国范，做出表率，用手中的权力为国家和民族谋福利。但他们在功成名就后只顾权势，很快就腐化堕落，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谁都大。

甚至，没有落水当汉奸的亲日派，如何应钦等，他们虽然能力有限，但始终占据高位，抗敌无能，但借抗战维护权势，聚敛财富，却格外精通。他们对抗战事业所造成的破坏，对人民造成的祸害，未必就逊于那些落水汉奸，甚至不亚于日寇。

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危急存亡的状态，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国运不绝如缕。在这样的状态下，危机越重，国族意识也越强烈。抗战以来，我国经受住了历次大的考验，国家民族得以生存并发展到现在，一般国人也普遍怀有和衷共济，相忍为国的觉悟。

然而，长期的国势不振和连续的民族危机，确实也产生了很多动摇分子。这些人或明或暗，子孙相传，因为种种时代局限，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他们长期掌握着一些资源，又格外擅长内外通吃，隐隐形成了一个新旧结合，如城狐社鼠般的特殊阶层。

迄今为止，我国外部的威胁始终是存在的，力量还很大。无论是外部直接培养的汉奸，还是我们内部自行生成的腐化分子，也都致力于勾结外部的反动力量以成事。由此，形成一种内外勾结，内奸引外鬼的标准路径。内奸必联外鬼，外鬼必有内奸，两者是一种伴生关系，共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造成了一种迄今未能完全消除的百年之患。

百多年来，肆无忌惮的外部干涉就像一个放射源，不断导致我们内部问题的畸变，劣化，使小问题成大问题，不断诱导、产生出新的腐化和动摇分子。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承平日久，多讲团结，少提斗争，不免积弊日生，使大量内部问题陈陈相因，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始终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清理。

当代，我们的内部问题已经日益凸显，特别是对旧时代残余的改造清理，对新时期权力的人民监督。这是当代的诸多乱象之源，愈演愈烈，亟待新时期的系统性整顿。但治病要治本，化被动为主动，消除清算始终在觊觎、危害我们的外部反动力量，同样不可避免。说到底，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不能单独解决的。

舆论现象背后的社会意识

谈完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再谈谈吃瓜蒙主本身。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她当作网络名人，而不是意见领袖。她确实输出了一些看上去有些激进的看法，但这些看法不是创见，而是本身在所谓主流舆论之外已经长期存在，日益汹涌。

客观地看，我认为吃瓜蒙主的观点输出不能说有很强的严肃性，或者说多深的学术性，不免是会有瑕疵的。自然，也有一些见识较高的网友，觉得她深度不够，功课不足，讲了一些不严谨，不考究的东西。但她确实很好地抓住了当下很多人的情绪，这也导致她的很多言论，在传播过程中情绪天然被放大。可能她说了一分的话，但很多人由她的话想到三分，乃至十分。

这种局面可能就是一种传播策略，是针对当下社会思想和舆论管理尺度有一定分析后的结果。尤其是她的大量切片，造成的二次、三次传播，本身就容易造成内容的变迁和异读。这在扩大她影响力的同时，又很难把责任追到她的头上。这大概是目前很多网络名人普遍的一种生存策略。不过作为网络名人，尤其是她本身也立足于争议性话题，时间长了，失言也是再所难免。

不过，我们还是要着眼于舆论现象背后的问题。从根子上说，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发展一日千里，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却相对滞后，逐渐落后于社会的快速变化。这种不适应，导致它经常很难用来解释当下社会的各种复杂现象，充满了各种争议，不免使人可以随意发挥。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天然有这样的需求，需要有人给他们提供一个不管准不准确，起码可以解释当下现状，厘清个人定位的东西。从东方到西方，这种自我定义的需求既迫切又普遍，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涌动和大量社会问题。

我们都熟悉毛主席提出过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但显然，这句话隐藏着第零号问题，谁是我们，我们是谁？人终究是社会的动物，生活在集体之中，以集体的方式协作。

当代社会，人们日益原子化，与之相伴的是我们过去支撑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叙事日益消解。看似每个人都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叙事之中，我们是国民，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人人都是同胞，都是同志。但实际上，在这样过于宏大的叙事中，人们难以感知到具体的我，具体的边界，具体的利害关系。

这时候，人们就会迫切地去寻求更具象，更触手可及，更能得到自己认同的答案。我们是谁，谁是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第一个是对自我的定义，第二个是对攸关我利害关系的定义。

这个答案不是某个权威给的，是需要得到人们自我认同的。只有两个问题都清晰，具象化了，人们才说得清，我要争取什么，我有什么要坚持，我有什么可让步，我支持谁，我反对谁。这一系列问题，是当代社会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人们精神层面的普遍需求，也是对长远未来的起码展望。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再看吃瓜蒙主和她的拥护者，就觉得无足为奇了。毋庸置疑，当代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崛起，族群意识在强化。以族属来划分人，这是最简单、最古老、最基本的我们是谁，谁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很多旧的政策，旧的认识已经时过境迁，不适应当下的社会环境，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典型就是吃瓜蒙主主攻的领域，我们当下的民族叙事和民族政策。这是如今特别多人不满的领域。不仅是汉族，甚至很多少数民族同胞，特别是一些话语权很弱的小民族，其实也是不满意的。

当然，这些年来国家在民族政策领域已经做了很多调整，并在不断改进。但我们也要承认，这个领域有不少政策滞后的地方，并造成了许多乱象。几十年来，大量的人从中得利，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因此是不好改的。甚至，其中很多有力者是汉改少，是官僚，是旧时代的遗老遗少，并不能代表该民族普通群众的利益。

既要明确“我们是谁”，更要明确“谁不是我们”

不过，我们也要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担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觉得主体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有风险。因为，明确了我是谁，谁是我们，等于在另一个层面，明确了谁不是我们。这从大局立场来说，当然也是可担忧的。然而，担忧，指责是没用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拿出一个大家能认可的东西来。

这就像过去我们社会普遍用阶级叙事代替民族叙事，再用集体叙事来团结大多数人。但如今，我们确实淡化了阶级叙事，大多数人也不再生活在大集体中。那么，怎么解决当代的意识形态问题，为人们提供一个有效又能团结绝大多数的基本答案，这是摆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当前是有很多东西要探索的。但我还是要指出，精神不是脱离物质存在的，社会思潮也是可以有效引导的。共同意识的形成，往往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过去的阶级叙事本身也是以共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

所以我们不如反问，一个当下相对主流的共同立场，比如国族意识，它的基础会是什么。显然，是大家要一起维护这个国家，国家进步了，我的生活也变好了，所以国家兴衰和我是有关系的，我要努力支持国家。

只要我们的社会还能维持这个共同立场，那么大立场下有人们的小立场，大集体中有小派别，就是正常和可以接受的。很多人过去习惯了集体主义下的统一叙事，习惯个人服从集体，不适应当代这种迅速发展的立场细分。但只要我们的社会还是市场经济环境，社会成员的原子化还广泛存在，经济和社会基础就决定了社会的基本形态。

毕竟，村里分猪肉，都有人挑肥拣瘦，何况我们一个泱泱大国，十四亿人口之众，天南地北，从社会发展到文化习俗，各方面的差异巨大。有一个基本共识，社会各阶层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小分歧，大团结，这就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正常与良性状态。

顺着这个思路，当代社会要如何重新提出一个清晰可见，广泛认同的我们，也就是要重新构建一个有力的基本共识呢？我觉得，这个立足点应该是进步与分配。

我们当然还需要社会的进步，我们还普遍期待更好的生活。但在社会进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们是否对社会进步怀有认同，自认是进步的受益者和支持者。由此，愿意维护这个国家，这个体制。这又只能取决于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否，取决于社会治理的公正与否，取决于人们觉得未来是否有奔头。

不过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各阶层，对谁是我们有一定分歧，但对谁不是我们，倒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共识。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特殊优势，也是我国百余年来，无论外部压力多大，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依旧可以坚持，始终团结，并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像我前面说的，即使我国的一般人，也普遍怀有和衷共济，相忍为国的觉悟。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经历了重重磨难，形成了很强的内部凝聚力，而这又是基于一系列广泛共识和独立的文化传统。

就比如，在管控毒品这样的问题上，我国社会是有普遍共识的，那就是严防死守，绝不放松。这种共识又使我们明显区别于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当代西方社会，从而鲜明区分了我们和他们。只要我们的这种共识还广泛存在，西方社会越是在新自由主义领域泥足深陷，恶疾丛生，我们就会越团结，越和他们划清界限，越能借助他们来明晰我们。

但是，假如像某些国际化专家所指望的那样，我国也大搞毒品的轻罪化，去罪化，大搞新自由主义那套，那么最终，我们在方方面面也变得和西方社会一样。届时我们又用什么来区别彼此？我们的社会精英和西方的社会精英之间，会不会比本国老百姓更有共同语言呢？如果我们的社会充斥着所谓“国际化精英”，那么，中国和美国，和日本，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时，属于我们的共同立场还能是什么，我们的共同标签又会是什么？恐怕我们也只能用民族，血缘，乡里，甚至财富，职业，学历，这些更零散，更细化的东西来自我定位，形成一个个更小，更坚韧的小团体才能存续下去。但在这样的无限细分之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未来，我们彼此之间，又会如何呢？

我只能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面临着普遍的问题。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受住了很多苦难，我们的前辈，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努力，由此，他们留给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选择，使我们得以望见更有希望的未来。

时间不会暂停，未来一定会到来。当代不同的人，不同的力量，不同的集团都在努力使未来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而去。

这个时代的声音很多，诱惑很多，困难和挑战也很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思考，需要分辨，需要认清同伴，认清敌人，需要尽力团结，尽力斗争，积极争取我们所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