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通过自己发展进入现代社会，而不必所谓碰撞西方才可能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工业化大生产的社会，那么最低标准最初期的现代社会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社会。大生产就是规模化的生产，而资本主义是完全由市场来主导生产的经济模式（很明显完全的市场主导是有问题的，而且从来也没发生过，社会主义也用市场来解决特定问题，但不会全盘由市场主导生产，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之前的社会是封建经济的。封建经济是以农业土地产出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自给自足所以是独立分散的小单元，是没有规模的。但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可以用作养活非农人口，农民原来是自己做衣服、打铁的，现在如果他拿出剩余粮食买别人做的衣服和铁器。如果这样的农民够多，就可能养活专职的裁缝和铁匠，就出现了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如果优秀的裁缝和铁匠包揽了一个地区的生意（市场），就有了规模化的可能。一旦这种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叫它资本主义萌芽。

接着，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大生产需要什么条件？

其实，这就是要我们把生产规模、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就需要给资本主义大生产投入资源。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主导下的共同市场，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各有各的标准，那就没有规模化的大市场，就不能规模化生产。其次，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将剩余价值投入再生产，实现规模化生产。但这里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大部分剩余价值掌握在封建经济阶级手中。像中国、印度、欧洲这样的人口规模很大的区域，其剩余价值大部分没有运用到再生产中，而只有少部分消费刺激下的生产。因为她们人口多，刚需生产（而且是低水平的）的规模能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但没法达到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程度。那就需要把大部分剩余价值从封建经济阶级手中拿过来投入再生产。但是封建经济阶层自己不愿意投入再生产，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投入生产是有风险的，赢了固然比土地收益赚，但如果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不下来就赔本了。所以他们宁可满足于稳定的封建地租，地主从农民那里收的地租粮食，就存起来，不会用于市场，也就不能刺激非农生产。而封建经济阶层也掌握了政权，他们不会允许有利于工商业再生产的政策，而倾向于保护封建经济的政策。所以要把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再生产，就必须拿走封建阶级的权力，把政治权力交给希望再生产的阶级，这就需要一场运动。

所以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大生产需要克服这一阻力，把权力转移到再生产阶级。

实例来说，英国是欧洲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资本主义萌芽较早，但国内市场因为封建阶级阻碍扩大不了，她的工商业阶级如果想发展再生产，通常，首先必须把权力从封建阶级手里拿过来，接着因为英国国内市场还是小，然后还要再整合欧陆，获得欧陆的市场，这样才能持续推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但英国侵略占领了整个印度，这就使她一下子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国内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其中工业、商业也有矛盾）不用和封建阶级死磕了，靠印度市场带来的财富就能压倒封建阶级，轻易拿到政权，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政策。像法国就不行了，爆发了激烈的阶层冲突，爆发了大革命，并要把革命推到整个欧洲，整合整个欧洲市场，助推资本主义大生产。

对于古代中国，我们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需要一场运动（革命）让再生产阶级掌权，把封建阶级打下去，然后以我们的体量，不必侵略他国，靠自己的市场和生产能力就能推动资本主义大生产，法国还要整合欧洲，我们早整合了。

那么，如何爆发一场这样的运动呢？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每个经济模式都需要一个思想基础来提供理论合法性，来凝聚人心，封建经济有它的思想守护神。那么如果没有创造出反对封建阶级权威的思想运动，就无法动摇封建阶级的统治权，那再生产阶级就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力，推动再生产。所以，古代中国有没有诞生这样的思想运动呢？有的。

儒教的封建统治和中晚明思潮——

中国封建经济的思想的合法性基础是儒教提供的。儒家是封建性的，因为她推崇等级制，她有个家族，然后是国家，这就动摇了中央集权共同市场。每个家族实际上是个封建主。西汉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继承于春秋战国的强竞争环境，整合国家能力差就亡了，但一旦没有了敌人来考核，大家都懈怠了，中央管地方思想上松了，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能维持长久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当然可以想办法，但最后我们知道西汉没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地方上的豪强地主起来了，实际上，到东汉国家就再封建化了，只是现在地方上的是家族势力，不是诸侯了。而儒教就给这种封建经济提供了合法性，她说：先忠于家族（孝），再把这种忠诚推到国家。家族中就出现家长权威制，并认为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就给封建经济提供了对抗中央集权共同市场的伦理基础。

为了推翻封建经济，就要对抗这种思想，就需要新的理论来定义价值逻辑。

王阳明“心学”和反王阳明“心学”引发的思潮——

明朝中晚期的中国出现了王阳明“心学”和反王阳明“心学”引发的思辨高潮。王阳明的“心学”把道德的评价权从家长制转移到个人的内心，这就动摇了家长制权威，而反王阳明“心学”为了反对其内心即真理的主张，提出要格物致知，观察客观规律来获得真理的主张，两派都要重视实践。这就使真理的裁判权从儒教权威转移到了个人，或从内心或从格物。这就给瓦解封建权威、瓦解封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家或工商业再生产阶级如果能利用这些理论就可以瓦解封建合法性、瓦解封建经济，建立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共同市场。

所以，中国发展出了瓦解封建经济的思想武器，将为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大生产的发展铺平道路。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的反封建思想还没有和再生产阶级的夺权运动结合起来，反封建思想还停留在思辨层面，还没有被再生产阶级意识到其重要性，而运用到反对封建权威封建经济的运动中去（明朝没有想用它改革的意思，明末农民起义军也还没有运用这些思想），这需要时间。而后面的大清王朝，因为她本来就带有很多奴隶制封建制的落后残余，又是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在它们的帮助下，利用矛盾坐收渔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的结果，自然站在封建经济一边，反而要压制这种思潮。大清的确阻碍了这种发展，但大清要生存也要吸收中原先进的东西，最后还是要一起过，只能拖延阻碍这个进程，很难打断进程。真正打断中国自身发展进程的是西方帝国主义，西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日本）不要你发展，要让你永远翻不了身，让你永远当它们的经济殖民地剥削对象。（当然，骂大清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世界不是只有一个玩家，拖慢也是罪啊，但更应该骂的是那些帮大清的反动官绅地主封建阶级，大清才多少人，她能成，还不是这些反动势力帮助的吗？）

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打断，要么大清在遇到要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时可能会运用这些思想，当然也可能不会，没逃过王朝周期律。或者最可能的是大清灭亡后的下一个王朝运用这些思想发动革命或改革运动，完成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演变（蜕变、嬗变）。

最后，令人庆幸，更令人振奋的是，新中国学习发扬了更伟大的思想，完成了更伟大的蜕变，并还在更远的路上。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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