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当高市按下历史“重启”键——亚洲的噩梦，更是美国的噩梦！

​

对话郑永年：

当高市按下历史“重启”键

——亚洲的噩梦，更是美国的噩梦！

 Dialoge 2025.11.26 

世界｜对话｜观点

编者按

2025.11.26

当高市早苗再次抛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激进言论，当日本极右翼的冒险冲动迫使亚太地区感受到战略焦虑与危险临近。这一把美国亲手为日本打造的“黄金枷锁”，是否正在逼出一个试图挣脱锁链、甚至不惜点燃整个亚洲的日本？

本篇对话从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切入，将近代以来日本的自卑与膨胀、“脱亚入欧”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战败后的“终战叙事”与“半主权国家”处境串联起来，犀利剖开日本极右翼的精神底色与战略困境，揭示了日本极右派如何在美国庇护与地缘博弈中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的自我毁灭之路。

“一个无法在灵魂上独立、却又掌握了毁灭性力量的日本，其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或许这正是东亚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纪之问。我们该如何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避免被拖入日本悲剧的历史困局？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位读者继续追问与思考。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王希圣

对话时间：2025.11.20

 大湾区评论：

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在近代为何会演变成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如何看待今天日本右翼与武士道之间的联系？

 郑永年：

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是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曾对日本国民性进行分析，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非常矛盾的民族性。“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则是武士道（武家文化）的象征，这两者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易被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他们的士兵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其实不同的民族在早期阶段都会有这种类似的“尚武”文化，比如欧洲的骑士文化、中国的侠客文化。这些文化都是在一个封建、甚至原始的状态下产生的，在当下看来是一种英雄情怀和带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精神气质。但这些文化在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会进行转型。比如骑士精神经历了“文明化”转型，其内核被现代社会的绅士风度和体育精神所吸收；侠客精神经历了“文艺化”与“理想化”转型，成为民间正义和道德气节的象征。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却在近代化过程中，被国家权力扭曲和利用，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错误方向，最终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日本：《第二次长州远征中的武士》，佚名画作，1865年（图源：Getty Images）

 大湾区评论：

这种灾难性后果，不仅导致了二战，也延续至二战后。比如日本战后文学大师三岛由纪夫，曾写过《金阁寺》这样的作品，后来他因为崇尚武士道而切腹自杀（被称为“三岛事件”）。同样是“尚武”文化，为何日本武士道精神会转型“失败”？

 郑永年：

这要从日本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武士道精神的转型最为特殊和悲剧，其走向错误方向的关键在于，它没有被扬弃，而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家机器有意识地、系统地改造和利用了。

 大湾区评论：

是的。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被日本政府利用，以服务现代民族国家和对外扩张的需要，甚至异化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其核心是绝对服从、自我牺牲和暴力崇拜。

 郑永年：

日本以前就是一个非常闭关锁国的国家。“黑船事件”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一支蒸汽动力军舰舰队，两次抵达日本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港，以武力为后盾，要求日本结束锁国政策、开放通商。这个事件让日本被迫开放，也直接导致了日本两百多年锁国时代的终结，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和现代化之路拉开了序幕。

明治维新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就源于日本人的自卑感。在内部封建制度已病入膏肓、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外部西方列强的冲击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当时的欧洲是先发展的国家，就成为了日本积极效仿的对象，要参照欧洲的经验，要“改革开放”。比如政治上学英国的经验，工业化学德国的经验，这其实都是没问题的。从物质层面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转向了现代化，并达到了质的飞跃。

但是，问题出在精神层面。日本民族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因为物质层面的变迁而得到正确的转型。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三岛由纪夫，他将自己理想中的“武士道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的弘扬，是带有政治表演性质的公众行为。一些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从来没有脱离过原始状态，依然保留了一些非常封建的、甚至有点愚昧的部分。比如将“忠”的对象无条件地、绝对地集中到“神格化”的天皇身上。这创造了一个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权威。武士道本来是武士阶层的精神，但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变成了部分人心中的所谓的日本民族精神。这也在日本民众心中塑造了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我是代表国家的、民族的，你们要绝对服从于我。所以一些日本人骨子里会存在着忠诚、愚忠，但本质上，这些人是非常自卑的。

 大湾区评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脱亚入欧”，试图摆脱亚洲身份。后来从福泽谕吉开始推崇“脱亚论”，对亚洲批判、与亚洲划清关系，甚至后续侵略亚洲。这种对原生身份的自卑感，是如何催生了极右派的精神内核，进而造成了战争的悲剧？

 郑永年：

福泽谕吉被日本所推崇，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当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想要“脱亚入欧”，但其无论怎样变，也无法真正变成欧洲人，真正变成白人。尽管西方乐见日本的这种亲西方的态度，但对西方来说，日本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假装的西方人。这更加深化了日本的自卑感。

1862年，乌得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左边第二人为福泽谕吉（图源：维基百科）

我刚才也说，日本由于精神层面的转型失败，这导致了其在思维上、知识体系上失去了自主性。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思维思想，失去了价值判断，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会让一个民族在不知不觉、无意识的状态下，在精神和文化层面走向死亡。这也是我现在为何一直在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和思维独立的重要性的原因。经验地看，凡是能够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才有更大的概率获得成功，而那些照抄照搬他国的现代化模式则有很大的概率走向失败，而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便是思维和知识的独立性。

日本文化上的武士道精神，没有经过现代性的转型，又失去了自主的价值判断，一股脑照搬照抄了西方的方式。这使得近代以来的日本在学习了西方好的方面经验的同时也照搬了西方坏的方面的东西。例如，在外交关系领域，近代西方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强权就是真理，战场上的胜负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日本人把这一套全盘搬用过来，把此适用于日本的外交政策。

近代以来，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沦为过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以当日本在1905年打败了沙俄而成为亚洲第一个打败西方列强的国家的时候，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是非常开心的，认为终于有亚洲国家强大起来，打败了一个西方列强。

但日本也变得“膨胀”无比，认为自己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自己是亚洲第一个打败欧洲列强的国家，代表着先进和文明，而其它亚洲国家是落后愚昧的。这完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除了学到了西方的先进技术，除了“改革开放”，西方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同时被日本照抄照搬过去。日本认为自己是“强权”，要代表整个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以此名义到处侵略，给其他亚洲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欧洲的德国不同，日本一直没有正视侵略亚洲的历史，这和日本这种要代表亚洲打败西方的“道德感”有密切关系。

追其根源，是由于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传统没有得到正确转型，这种精神非但没被转型好，还被利用。在二战前夕，军队里的极右派绑架了天皇，少数极右派绑架了整个日本社会、整个日本国民，最终才会给世界酿成大灾难。

所以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看，日本也是一个很可怜的国家，这是一场文化内核完全被西方殖民的悲剧。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观察到的，西方人对日本人的这种矛盾心态有充分的认识，并且也充分利用了日本人的这种矛盾心态，为西方所用，成为西方的工具。不管怎么说，日本“成也是美国，败也是美国；成也是西方，败也是西方。”

 大湾区评论：

二战末期，日军奉行“玉碎”政策，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投降。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终结了战争，但给日本社会留下深刻创伤。这一事件是如何加深日本的“极右情节”的？

 郑永年：

客观地说，二战是少数右派挟持了日本的政治制度，挟持了整个社会，在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整个国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美国用两颗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尽管日本使用的是“终战”而非“投降”，但当时也没有人去追究这个，这也为后来埋下了恶果。战后美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是“双刃剑”——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美国虽然占领了日本，但带给日本发展的新机遇；不幸的是，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就开始，美国为了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把日本天皇制度、军国主义等保留了下来。所以日本不像战后的德国，德国已经清理了纳粹的制度遗产，尽管德国现在也有一些极右势力，但已无法成为主流。但所有导致日本走向二战的因素没有被清算，而是从政治上、组织上、文化思想上系统地保留了下来。二战结束之后只审判了几个战犯，但没有清算其它任何方面的东西。

2019年天皇登基前夕，有团体发起游行，要求废除日本天皇制度（图源：BBC）

在美国保护下，日本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又开始变得“不可一世”。石原慎太郎就在当时写下《日本可以说不》，这个“不”字是针对美国的。当时，日本大量收购美国资产，以至于美国开始担心整个曼哈顿都会被日本收购走。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更让美国忧虑，因为半导体被视为未来信息产业和国防科技的“原油”，如果被日本控制，美国不仅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在国家安全上也面临巨大威胁。当时有句名言：“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经济战，那么日本正在赢得胜利。”但是，日本的好日子并不长，很快被美国打压下去了。针对来自日本的挑战，美国立刻采取措施，用贸易协定、政治打压和金融手段进行了经济征服，摧毁了日本在高科技领域挑战美国的势头，确保了美国在技术和经济上的霸权。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再一次彻底打断了日本挑战美国地位的进程。

实际上，日本尽管一直“屈服”于美国，但日本对美国有很强的怨恨和悲观的情绪。因为美国的“保护”，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充其量是一个“半主权”国家，并且每一次日本要抬头的时候，等待的便是美国的打击。现在中国崛起了，日本开始把对美国的怨恨，转化为对中国的恐惧。这也是日本极右派现在扩张逻辑的基础。但实际上，这是由于美国的原因，不是由于中国的原因。

但我们要保持极大的警惕。日本的极右派很有可能会利用民族主义，利用道德正义感和民粹主义，再一次绑架整个日本社会。我们对此要小心。

当然，我们在上次谈到高市涉台谬论的时候也说过（详见《对话郑永年：如何看高市涉台谬论？台湾问题，定义权必须在我们手里！》）日本也不是一体的，很多老百姓对战争也有非常深刻的反思，我们不要把每一个日本人都看成是像高市早苗这样的右派，想要促进中日友好的人也是很多的。所以，看待日本极右翼，一定要把他们跟日本的整个国民区分开来。

 大湾区评论：

日本和美国之间有如此多的历史纠缠，使它对于美国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对美国抱有怨恨（如刚才说的两次被美国打败），另一方面又极度依赖美国来制衡中国。将美国视为“保护者”兼“压迫者”，却又将矛头指向中国，如何看待日本这种矛盾的心态？

 郑永年：

日本对美国这样的态度，只会加深它自身的自卑。因为日本根本称不上是所谓的“正常国家”。

但不是中国使得日本成为“非正常国家”，而是美国使得日本成为“非正常国家”。是美国让日本沦为半主权国家的——不用说国防外交完全是美国说了算，甚至经济增长也都受到美国的限制。

所以日本尽管展现出对中国的恐惧感，打着“反中”的旗号，但它实际上是想脱离美国的。日本不是没有对华友好的力量，只是很难强大起来。比如，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就做过尝试，他主张建立紧密的东亚共同体（以中日韩为核心），试图把日本转回东亚。但很快，他就被视为是“亲华”的，遭到了美国政府的不满，以及日本背后的右翼势力的联合抵制。这也证明了日本脱离美国控制的巨大难度。

日本右派并不笨，几次直接挑战美国失败之后，找到了通过“反中”来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因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也是把中国视为其主要的竞争者，甚至敌人，日本这样做，就可以堵住美国人的口。这一策略从小泉纯一郎开始，到安倍成熟，高市只是安倍的继承者。小泉纯一郎的执政时期，中国开始快速崛起。日本就开始打着“反中”的旗号来追求国家的正常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的正常化。不同的右派政客都能找到理由，包括来自朝鲜的核武威胁，来自中国的威胁，和台湾问题。“台湾有事论”是安倍引入的，现在高市接过来了。但这些都是日本右派追求国家正常化的“工具”。

日本极右势力现在最恐惧的就是会被特朗普（美国）所抛弃。我们上次谈台海时也讲过特朗普搞“孤立主义”有两重原因，一是现在的美国由于帝国扩张过度，无力支撑其庞大的盟友体系；二是特朗普更侧重于美国国内、周边和“后院”。特朗普觉得我（美国）给你（日本）提供安全，但是你也不交“保护费”，那我为什么要给你提供安全？

日本媒体把特朗普政策视为是“第二条黑船”。也就是说，日本右派想利用特朗普“退群”的机会加速实现国家的正常化。高市是继承安倍衣钵的，“台湾有事论”并非“口误”，而是深思熟虑的安排。

日本想成为正常国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日本不但对历史没有反思，还打着“反中”的旗号，想用错误的方法去达成目标，这肯定不仅是大错特错的，而且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更何况，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吴下阿蒙”，一旦日本触犯中国底线，导致发生战争，那么后果便不堪设想。

日本现在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派阀政治的解体。派阀政治是日本封建政治的现代翻版。传统上，天皇为最高权力，下面是将军。二战以来，派阀履行着传统将军的角色。日本一直是派阀政治，几个政治家族轮流坐庄、互相妥协，本质还是精英治国——大家还有一些理性。但现在派阀政治面临解体，民粹主义就乘机崛起了。像高市早苗这种领导人就是民粹主义的代表。她天不怕地不怕、无知无畏的。如果她再次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来绑架整个日本社会，也可能会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我们必须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2019年，日本德仁天皇的登基典礼（图源：纽约时报）

 大湾区评论：

您刚才提到，日本把对美国的怨恨，转化为对中国的恐惧。近期我们也讨论过高市早苗“存立危机事态”的涉台言论。如何看待日本极右派对中国不断的挑衅？

 郑永年：

对美国，日本早就犯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日本对美国越依赖越想争取独立，越争取独立越害怕被美国所抛弃。日本右派十分担忧，特朗普上台后可能会带来“第二条黑船”。日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日会晤时高市早苗“祈求”美国的姿态，害怕被美国所抛弃的样子，简直毫无民族骨气可言。

但是，日本对中国是真的恐惧，因为它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不仅不承认错误，心理上还保留着往日的“优等民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残余。

日本政治当局从来没有正视过战争的问题。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他们陷入了一个深刻的、自我构建的“历史认识陷阱”。历史问题好像被抹削了，无关“正义”与否，甚至在语义上进行了叙事改造——不是“投降”，而是“终战”，是按了暂停键。

他们将一场源于军国主义扩张、最终被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彻底粉碎的侵略战争，模糊成了一个抽象的、带有某种悲剧色彩的“终结”。在这种叙事下，战争的起因——即日本的侵略行为——被巧妙地淡化了，焦点被转移到战争结局的惨烈上。日本不断重复“两颗原子弹”的叙事，这就如同只谈论一场大火被熄灭的结果，却绝口不追究是谁纵的火，以及为何纵火。

正如前面所说，这也是美国给日本埋下的悲剧的种子。因为美国不仅没有清理掉当时的右派，而且还保护了他们，使得他们继续执掌日本政治，这使得日本不可能像德国一样对战争有深刻的反思。

这里也应当特别强调一下，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格局和美日同盟的形成对中国周边关系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今天，我们经常惊讶于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态度，他们为什么会努力淡化甚至抹去日本侵略的历史。在中日纠纷中，很多东南亚国家总让人感觉到对日本的偏袒。这里面有很多因素需要注意，如下几个因素尤其突出。

第一，东南亚国家无疑是日本侵略亚洲的牺牲者，但东南亚国家都面临一个“双重殖民”的难题，这些国家先是成为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后来日本侵略赶走了西方殖民地，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些东南亚国家把日本赶走西方殖民地的行为视为“解放”行为，把日本视为是解放者，并且日本的殖民历史较之西方为短。

第二，也是因为冷战，日本在东南亚的侵略历史并没有遭到清算。例如，在东南亚，抗日的往往是左派，而左派往往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马共”的历史就是很典型。经验地看，东南亚的抗日和中国抗日有太多的关联，甚至可以被视为一体的。但因为战后，“马共”被视为和中国有关联，因此遭到清算，而日本反而没有遭到清算。这是因为尽管左派在东南亚革命和抗日过程中扮演重要甚至是主要角色，但在冷战背景下，执政的往往是右派。右派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因此也是和日本站在一起的。

第三，日本是战后第一个实现经济崛起的，在本土崛起之后，日本率先走向了东南亚，即日本经济学家所谓的“雁行模式”。客观地说，日本在推动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确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花大力气在东南亚培养了一大批亲日和媚日的力量，这些力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今天成为日本话语的代理人。

如果无法正视历史，无法反思现实，日本又如何能与其周边的邻居相处？高市早苗的挑衅，就是在不断挑战战后秩序，但也是在自找麻烦。日本的老龄化、整个社会结构所出现的问题，其内部结构性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所以很多网友在讨论，说日本现在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个国家。我认为，长远看，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个“不战而胜”的国家，因为它会走向自我毁灭，而我们要预防的是，不要被日本拉入其毁灭的进程。

还是要再强调，要把右派跟日本的老百姓分开。日本老百姓实际上每次都是受害者，尽管他们现在民粹主义也很高，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整个日本社会都是被极右派绑架的。

11月21日，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民众参加抗议活动（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您认为日本极右派的一系列行为是否会制造新一轮的地区冲突，甚至最终导向战争？我们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发生，一定是日本、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发动的。菲律宾力量过于弱小，没有能力来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但日本是有能力的，也是有战争经验的。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结果是很明白的。中国是上升的国家，而它们是衰落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我们的国防现代化、航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但对于它们来说，在下行的时候，还要将大量的经济资源投向军队——就会走上以前苏联的道路，也是自我灭亡的道路。日本以后没有机会了。

 大湾区评论：

“日本以后没有机会了”，指的是什么？

 郑永年：

就是日本如果再这样走下去，它再也不会成为它想成为的强大的国家。除非日本改变接受错误的方式，能正视历史的遗留问题，能真实地面对现实，重新跟东亚社会缓和关系，那还会有一点希望。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战后日本的国家轨迹呈现出一个深刻的悖论：它在经济上成为了巨人，在政治上却始终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其外交与安全自主性长期处于被“阉割”的状态。

日本二战前具有独立的外交政策，走上了帝国主义路线。但自二战战败以来，日本从未真正获得完整的主权独立和外交独立，一直受控于美国，也依赖美国。其国家战略被牢牢嵌套在美国为维护亚太霸权而设计的“美日同盟”框架之内。这个框架，表面上是一座保护伞，实质上更是一副精工锻造的“黄金枷锁”。一旦日本从美国独立出来，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美国的代理人，那么风险是巨大的——从“正常国家”到“核武国家”便是逻辑。

对于一个曾遭受其侵略的亚洲而言，一个重新武装并掌握核武器的日本，将不再是“正常化”，而是军国主义潜在能力的“再武装化”。这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使日本在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的同时再次引发亚洲战争。

历史悲剧的讽刺性在于，日本仍在此过程中将自己视为美国的“战略伙伴”，但实际上，它正走向“第三次被美国打败”之路，第三次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棋子的“受害者”——第一次是两颗原子弹，第二次是经济制裁，而第三次，或许将是因其充当大国对抗的炮灰而导致的“国家人格”的彻底毁灭。一个无法在灵魂上独立、却又掌握了毁灭性力量的日本，其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这不仅是日本的悲剧，更将是整个亚洲的噩梦，也是美国人的噩梦。

 大湾区评论：

为什么会说，这也是“美国人的噩梦”？

 郑永年：

“美国人的噩梦”是日本极右派的逻辑结局。自从日本被美国收编之后，美国人一直享受着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日本人的“阳光”面，不仅忽视了日本人的“阴暗”面，反而在助长这一面。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阻碍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是美国，而非中国。从小泉到安倍再到现在的高市，“台湾有事论”或者“中国威胁论”只是工具，真正的对象是美国。尽管今天特朗普对日本的态度在变化，但只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大部分美国人和政客依然沉醉于日本的“阳光”面。即使特朗普也非常享受安倍和高市的这种“卑微”。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中，很多美国人依然相信，一个“阳光”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和平主义”的国家了。

可以想见，一旦中日发生冲突，美国对日政策会有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转型过程，犹如二战期间那样。开始时，美国大概率会和日本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会如此。鉴于今日中国的强大，一旦发生战争，东南亚和东亚一些小国首先会成为受害者。正如美国，日本也会塑造一个反华的中国周边。同时，日本更会利用中日冲突，迅速核武化，并且依据日本的技术实力，日本要成为一个核武国家和一个武器出口国家也是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的。尽管这会引发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但军备竞赛只会加快日本的军事化和军国主义的再崛起。

但一旦日本军国主义化，美国也避免不了成为受害者，并且是具有针对性的受害者。届时，日本人的另一面就会张扬出来，美国人也会感到惊讶。但惊讶没有用，日本右派的复仇不是以十年计，可以是以百年计。对美国人来说，一个拥有核武的日本复仇起来并非昔日的珍珠港事件相比拟的。当然，这个过程，也会是日本走向毁灭的过程。尽管很多人会把此当成笑料，但是历史就是这样荒唐，尤其是战争的历史。

| 原创声明 |

本文版权归微信订阅号“大湾区评论”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侵权必究。公众号授权事宜请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权事宜请联系IIA-paper@cuhk.edu.cn。

*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GBA 新传媒

对话整理 | 冯箫凝

校对｜伍子尧

排版 | 詹蕴第

初审 | 王希圣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