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运会冠军教练对中国足球青训的思考｜B面全运

“如果这是摘桃，是不是所有没从启蒙阶段开始带球员的情况都属于摘桃？”两个月前，当王长庆率领北京U16代表队夺得全运会男足U16组冠军时，部分网友称他和北京队靠摘桃拿到的金牌。

之所以会有人说“摘桃”，皆因这支拿到北京足球历史上第一枚全运会男足金牌的队伍中，有一半球员来自清华附中，也就是当年从全国选拔参加“足球小将”项目的球员，甚至有个别网友称，北京队能有这样的成绩，有一半功劳归功于“足球小将”。

王长庆表示，作为球队的主教练，自己有义务将那些愿意为北京队效力、个人能力突出、符合参赛要求的球员招入队中，过去三年半考察了将近两百名球员。他说，每个人对足球的理解不同，难免存在争议。他除了带北京U16全运队外，也在做足球青训，知道在中国做青训不容易。“无论什么样的模式，终极目标都是为中国足球培养人才。”

▲获得全运会U16男足比赛金牌的北京队。

王长庆与朋友在大兴区旧宫镇创办的北京聚加足球俱乐部已存在五年，拥有11块足球场，占地面积24000平米。因场地足够多，俱乐部采取“训练基地+青训”的经营模式，既能满足球队在这里驻扎，也能做青少年足球培训。足球俱乐部最开始创办时，王长庆甚至想过复制徐根宝在崇明岛的模式，十年磨一剑。

可是，在足球青训市场低迷，整体不挣钱的情况下，聚加足球俱乐部的日子也不太好过，五年来一直赔钱。王长庆说，做青训需要情怀，但情怀不能当饭吃，所以盈利对俱乐部而言很重要。他希望俱乐部未来的业态能再丰富一些，进而有更多收入，“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活下去”。

以下为王长庆的自述：

01

夺冠与摘桃

带北京队拿到全运会足球比赛冠军后，我的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带队出征前我在想，这次要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至少要突破前四。因为我做球员时代表北京队参加了第九届全运会，在八进四的比赛中被后来拿到冠军的辽宁队淘汰，一直觉得很遗憾，但人生只有一次以球员身份参加全运会比赛的机会。当我以教练的身份带队参赛时，我认为最起码要突破自己做球员时的成绩。

从结果来看，我们做到了，而且还取得了更大的突破。能拿到冠军，首先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其次是这批球员的个人能力都很不错。从选拔球员到参加决赛阶段比赛，我们用了三年半时间，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

与之前参加全运会的队伍比，如今这支参赛队的组队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小时候没有私营青训俱乐部，只能在专业体校接受足球培训。拿我举例，最开始在宣武区体校练。踢到16岁时，北京市将所有优秀足球运动员集中在芦城体校，吃、住、训练、学习全部在一起。这是典型的体委培训模式，我们是最后一批，大家在一起训练几年后代表北京队参加全运会。

后来随着职业化改革，代表北京参加全运会足球比赛的队伍换成了足球传统校或职业俱乐部梯队，比如北京三高足球俱乐部（以人大附中为班底）、北京国安俱乐部梯队等。这些队伍也是长期在一起训练，谁的实力强，谁就代表北京队参加全运会。

随着青训机构、学校、俱乐部梯队的增多，我们这次选拔队员采取了新模式——从这些机构中挑选球员，将来自不同地方的优秀球员组织在一起集训、外出拉练。为了选出最好的球员，我们过去三年半考察了将近200人。

这些球员平时在学校、俱乐部梯队、青训机构训练、比赛，也会在需要时集中起来备战全运会比赛。

因为是从各个队伍选拔，会存在有球员因各种情况无法来参加训练的情况。有时候谁能来，谁不能来，我也只有到了球场才知道，这也给球队的备战带来了影响。过去这三年半，我就盼着放假和冬训，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人是最齐整的。

因为是选拔制，从清华附中选的人比较多，就有人说我们是“摘桃”。我承认，这批孩子的启蒙不是我带的。可问题是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支队伍，从启蒙就是一个教练带，然后到了国家队还是这批人、这个教练带，是不是只有这样才不叫摘桃？教练从各个地方选拔优秀球员参加比赛，是不是也叫摘桃？

我理解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作为这支北京队的主教练，我选择球员的标准是首先看他的年龄是否符合参赛要求，其次看他是否发自内心的愿意代表北京队参加比赛，第三是个人能力。只要符合这三点要求，都在我的考察范围之内，我会给更多孩子机会。我们会到学校、青训机构、俱乐部梯队选拔人才，外界的任何说法都不会影响我的专业判断和组队理念。

我自己也在做青训，所以不想评价任何人、机构的青训模式的好坏。我认为只要效果好、有市场、大家愿意接受，就没问题。有些个人或机构是网红，说话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与理解，这没问题；有些个人或机构没有那么大影响力，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做的是错的。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样的模式，大家的目标都只有一个：为中国足球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中国足球没有救世主。如果中国足球某一天强大起来了，也一定不是某个个人或某一种模式的功劳。

02

​情怀与现实

在中国做青训不容易。我与合伙人创办的聚加足球俱乐部目前共有11块球场。除两块五人制、两块八人制、一块十一人制球场是人工草坪外，剩下全部是天然草。

建这样一片基地，前期投入非常大，后期投入主要包括场地维护、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工资。与人工草比，天然草场地的维护成本要高很多，一年下来将近100万元，这对我们而言压力确实比较大。从今年开始，北京国安俱乐部将我们全部人工草坪球场租下来作为自己的训练基地，租了五年，这让我们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可即便如此，我们每年的运营还是很难。

聚加足球俱乐部的营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青训，来这里接受足球培训的孩子都会收费；对外出租场地，除国安俱乐部外，剩下的就是大家常见的，来这里踢球或比赛的人临时租用场地。

我们的青训最多时有将近500个孩子，现在能保证长期在这里训练将近200人。最小的四五岁，最大的十三四岁。根据孩子的水平不同，我们采取普及和精英队模式，各年龄段精英队代表俱乐部参加青少年比赛。

国家规定培训机构的预收费最多不超过三个月，金额不超5000元，所以来我这里接受培训的孩子基本上办的都是月卡，也有次卡。月卡的价格为1500元，一周练四次，每周不会低于16次课。算下来，一次课的费用大概93元。

从成本上来讲，租两个小时场地大概需要800元，再加上教练员工资和场地的损耗，差不多一堂课的成本1200元。如果每堂课能有15个孩子参加，我们就不会赔钱。周末一堂课凑够15个孩子没问题，但周中就比较难，人少的时候就只能赔钱干。

▲在聚加足球俱乐部的王长庆。

聚加足球俱乐部地处北京南部。因北京的足球培训机构太多，以至于我们的辐射范围只有周边十公里到二十公里的区域。也有河北、天津的家长开车半小时带孩子来我们这里训练，但那毕竟是少数。

我们基地周边教育资源有限，没有特别好的学校。那些踢得好的孩子可以通过足球参加跨区特招，被选中后就会选择到海淀或其他区那些教学质量好的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里踢球。这样在我们俱乐部参加培训的人会减少，精英队的水平也会下降。

我很能理解家长让孩子通过足球，跨区上好学校的想法，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当那些踢得好的孩子离开时，我们不会阻拦。

我最开始做青训的想法是依托一块足球训练基地，踏踏实实地将这件事做好，毕竟有自己的基地和租场地训练完全是两码事。我还想过像徐根宝指导在崇明岛那样，把很多优秀的苗子集中在一起，十年磨一剑，培养出几批人。

可放到今天这样的环境里，尤其是在北京，让孩子们在一起吃、住、练、学习，根本不现实。我们只能等孩子们放学后来基地训练，而且来这里训练的还都是周边区域的孩子。

这么多年做下来，我们一直在赔钱，压力很大。也有人劝我放弃，但我又舍不得。有朋友说，我是被架在这儿了，下不来了，可能的确是这样。我们也在想办法，看看未来能不能让盈利模式更丰富一些。

聚加足球俱乐部地处大兴、亦庄、朝阳、丰台交界处，曾代表大兴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参加北京市比赛，未来看看区里是否愿意将青训中心落到我们这里。如果再能有些财政上的支持，就更完美了。

▲王长庆带着女儿训练。

03​

足球与教育

我讲这些的难处并非为了吐苦水，而是想通过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在中国做足球青训并不容易，要面对各种问题，尤其在孩子从小学升入中学的时候。很多人在讨论“12岁退役”现象（孩子小学练足球，到了初中后因学业繁重就不练了），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体育与教育没有真正打通的问题，不仅仅是足球，其他项目也存在这个问题。

拿足球举例。我们的校园足球近些年陆续红火起来，像北京的八一中学、清华附中、北京四中等都有自己的足球队，设有足球生名额。

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北京是名列前茅的，如果家里踢球的孩子能通过足球考入这些学校，家长会非常支持。和踢足球比，家长更看重孩子的文化课教育，尤其是上了初中以后。这也直接导致没有良好教育资源的职业俱乐部梯队不再像原来那样有很大的吸引力。

可问题是校园足球的训练水平和职业俱乐部梯队的训练水平是有差距的。到了学校后，尤其是那些教学质量好的学校，对老师的考核是全班平均分，而不是班里的孩子足球踢得好坏。我曾接触过这些学校的老师，在以分数论英雄的情况下，他们很抵触孩子用更多时间去踢球。

本来学校的足球培训水平就不如职业俱乐部梯队，在更重视学习的情况下，孩子们上中学后想要提升水平就更难了，而中学阶段又是他们提升足球水平的最关键时刻。

我曾到日本做过考察，日本的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梯队也是两条线，但他们的校园足球培训体系很完善，有些职业俱乐部梯队甚至踢不过校园足球队伍。日本从大学联赛走入职业队并进入国家队的球员占30%，比例非常高。我们这里也有从校园走入职业赛场上的，比如浙江队的张瑷晖，但那是极少数。他也要先休学，再去职业俱乐部梯队，这是一条很难复制的路。

既然我们的职业俱乐部梯队缺乏优质教育资源，校园足球的培训水平又达不到那么高，那么未来是否可以考虑将优秀的教育资源和优秀的足球培训资源绑定在一起，让职业俱乐部梯队与教学质量好的学习合作共建，这样家长就会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俱乐部梯队。

这问题看上去容易，执行起来很难，至少北京尚未做到，我们的教育体系和职业体育体系是完全分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基层练得再认真，把所有优秀青训教练都请来也没用，因为解决不了孩子上升通道的问题，最终的结果便是大批孩子练到12岁就退役了。

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足球更多是在强调“该怎么练”，但实际上最应该想清楚的是“该怎么搞”，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该怎么搞”的体系。只有把体系建立起来了，有一条健康的路，探讨“该怎么练”才有意义。

作为一个基层教练员，我也不知道这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我认为只有解决了体系问题，中国足球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