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偶然，还是大唐的必然产物？

公元755年，大唐帝国爆发了震惊天下的安史之乱。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帝国带来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国土面积在短时间内大幅收缩，尤其是燕云地区几乎完全失去了控制。内战的烽火四处蔓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伤亡。

尽管在安史之乱后期，唐武宗和唐宪宗等皇帝仍然试图力挽狂澜，努力挣扎以期恢复帝国的昔日荣光，但终究无法抵挡住大唐帝国衰败的颓势。最终，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结。

那么，这场导致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史学家们往往轻松愉快地将所有罪名一股脑地推到了唐玄宗的头上。他们认为，唐玄宗在位后期开始躺平，不再勤于政事，导致朝廷内部宫斗不断，奸臣纷纷上位，最终引发了边境的混乱和动荡。

如果仅仅是为了写一篇关于唐朝的小说，这样的理由或许已经足够满足情节的需要。但如果要深入探讨并回答这个问题，这样的借口就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了。毕竟，在此之前，唐朝还经历了被誉为“开元盛世”的辉煌时期，怎么突然之间就陷入了安史之乱的深渊？一个国家的体系难道真的如此脆弱，以至于国君稍微懈怠一下，就会引发如此巨大的灾难？

因此，我们需要从更根本的原因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安史之乱究竟是长期以来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的集中爆发，还是一场偶然从天而降的灾难？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的故事还得从唐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开始说起。（准确地说，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代皇帝，而他的父亲李渊则是唐朝的开国皇帝，即第一代皇帝。）

李世民的半妥协土地革命

李世民，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他所继承的不仅仅是隋朝的制度框架，还包括了隋朝遗留下来的丰富物质财富。而隋朝本身，则是继承了西魏时期所积累的财富。再往前追溯，西魏的财富基础又源自北魏时期的积累。这里所指的“财富”，并非单纯的政治制度，更为核心和实质的内容是土地资源。

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孝文帝将北魏境内最大的八个地主家族组织起来，创立了著名的“八柱国”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八柱国所拥有的土地被严格保护，不得随意变动。然而，八柱国之外的土地则全部被收归国有，并且明确规定八柱国不得通过任何手段兼并这些国有化的土地。

在北魏时期，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导致国内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象。大量的中小地主和普通百姓要么在战乱中丧生，要么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柔然掠夺而去。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在推行土地改革时省去了许多繁琐的过程，轻而易举地将这些无主之地收归国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府兵制度。

府兵制度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于其土地基础。百姓可以从国家手中免费获得土地进行耕种，只需缴纳一定数量的固定税收，并且必须参与国家组织的战争。这种税收制度极为优惠，税率非常低，更重要的是，百姓无需向地主支付租金。这种优厚的政策在历朝历代中出现的范围和时间都较为有限。

在历朝历代中，如果百姓直接向国家交税，而没有地主从中收取租金的话，税率通常在年产量的1/10到1/30之间。以年产1000斤粮食为例，百姓只需向国家缴纳100斤粮食，生活基本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然而，如果存在地主收取租金的情况，百姓向国家缴纳的税额通常会达到年产量的1/3到1/2。这是因为国家向地主征税，而地主则会将这部分税负以租金的形式转嫁到百姓头上。这样一来，国家收不到足够的税赋，便会不断加税，税率甚至可能高达2/3。也就是说，年产1000斤粮食的情况下，百姓自己只能保留大约330斤。

330斤粮食看似不少，但在人口不断增加、人均耕地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实际产量往往远低于1000斤。开国初期，人均耕地大约为100亩（古代亩制），但当税率高达2/3时，人均耕地可能仅剩11亩左右。

因此，一旦税率超过2/3这一临界点，要么会有进步的地主出现，通过低税政策吸引流民，组建新军推翻现有政权；要么农民会揭竿而起，反抗地主的剥削，从而导致改朝换代。

李世民完美地继承了北魏这套历经数代传承下来的制度，并且拥有大量无主之地作为基础，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征程。然而，他的对手们却并没有如此幸运。

李世民最大的对手之一是王世充。王世充首先占据了隋朝的都城洛阳。隋炀帝原本希望在洛阳推行土地改革，但由于过于激进，多项大事同时推进，导致土地改革尚未开始便宣告失败。王世充接手洛阳后，不敢触动当地大地主的利益，双方因此开始了“友好”的同居生活。

李世民的另一个对手是窦建德。窦建德是一位类似宋江的绿林好汉，史书中称他为“好人”，善待所有人。然而，被史书称为“好人”往往意味着缺乏决断力和魄力。窦建德所在的河北地区，同样是士族势力和豪强盘根错节的地方。他的起义不过是给隋军以沉重打击，粮草主要依靠掠夺。

隋炀帝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修建了大量的粮仓，并积极兴修水利。这些粮食成为了窦建德军队的主要粮食来源。对于归顺的士族和豪强，窦建德采取了既往不咎甚至升职加薪的政策，因此赢得了“好人”的称号。

然而，隋炀帝的粮食储备再多也有极限。不对地主动手，就导致了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士兵数量虽多，但个人战斗力和积极性都大打折扣，与散兵游勇无异。更为关键的是，没有足够的粮食，马匹的饲养也成了问题。

李世民从长安出发，首先围攻洛阳。王世充请求窦建德援助，窦建德率领十万大军（以步兵为主）前来解围。李世民见状，仅带领三千“玄甲兵”前往虎牢关截击。结果，三千精锐骑兵轻松击败了十万步兵。这三千骑兵正是足粮有地的府兵，而对手则是无地可耕、半饥半饱的步兵，战斗过程如同今天的无双割草RPG游戏一般乏味。

击败这两大对手后，李世民是否打算推行土地改革呢？答案是否定的。山东（当时指太行山以东，包括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地区聚集了众多士族，如崔、卢、李、郑等家族。这些士族势力庞大，关系错综复杂，与八柱国类似。

此外，山东地区还有另一股势力——河北豪强。他们主要集中在河北省和辽宁省，同样是大地主，且拥有大量私兵。

更为关键的是，河北、河南、山东是当时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北朝历代国君都大力开发这片区域，兴修了众多水利工程。曹操时期便修建了督亢陂、戾陵堰、车箱渠；北魏和北齐时期又大力修建了众多中大型水利工程，并扩建了督亢陂等；隋朝则大举修建了利民渠等。

水利工程越多，粮食产量越高，人口也就越密集。李世民审视了这些士族和豪强的土地面积、依附的农民人口以及私兵数量后，最终选择了放弃土地改革。他深知这些势力的强大，因此采取了邀请他们入朝为官、禁止私兵等方式进行压制。

李世民不敢触动山东士族和河北豪强的利益，也不敢对自己的支持者——关陇八柱国贵族动手。毕竟，他的上位离不开关陇贵族的支持。他的“天使轮融资”来自先祖李虎的投资公司，提供了资金和兵力。

值得一提的是陇西贵族这股势力。他们是分散型投资的先驱，表面上看似是李世民占领长安、击败隋朝军队，实际上却是陇西贵族投资了多个陇西初创团队，如王世充、薛举等。无论谁最终胜出，他们都能获得高官厚禄和土地回报。失败者则被灭族，土地被收回。

关陇贵族并非仅有八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以李虎、杨素这辈人为例，平均每人有五个儿子，到第二代时便有四十人，到了李渊这一代，已是两百到三百人的庞大势力。这些子孙们并非完全团结一致，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反，他们各自独立，自主当家，并且在不同的领域和方向上，又纷纷组建了一些新的派别和势力。

正因如此，这个群体在构成上显得尤为复杂，错综交织。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李唐王朝的股东，他们手中握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对王朝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这帮人大多属于关陇武斗派，他们在当地不仅拥有显赫的地位，还掌握了一定的私兵武装，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面对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李世民自然不敢轻举妄动，直接对这几百人下手。他只能采取迂回的策略，寻找相对弱势的群体作为突破口。那么，所谓的弱势群体究竟是指哪些人呢？答案就是江南士族，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势力。这些地方相较于关陇地区，人口较少，事务相对简单，实力也相对薄弱。李世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决定对这些地方动手。

他不仅采取了行动，还巧妙地运用了商鞅的编户齐民政策，将这些地方的资源和人口有效地纳入了国家的管理体系之中。他可能意想不到，正是这些地方的土改，支撑了唐朝接近三百年的历史。

唐朝后期的财政状况急剧下滑。但是正是有这些土改之后的财政支撑。使得安史之乱后，唐朝又坚持了一百多年。

李治的隐患初现

到了李世民的儿子李治时期，各种问题开始逐渐涌现出来。在李世民初年，大唐帝国的户数大约在300万户左右。然而，历经李世民和李治两个盛世时期，即便在李治统治的最巅峰阶段，全国的总户数也仅仅增长到380万户。要知道，这两个盛世加起来，接近70年的时间跨度，按照常理推断，人口至少应该增加一倍才对。

一般来说，在古代社会，人口的增长速度通常是按照每年平均0.5%来计算的。按照这个增长率，70年的时间里，理论上大唐的人口应该达到1000万户。那么，剩下的那些人口究竟去了哪里呢？答案很明显，他们都流向了陇西的贵族和山东的士族那里。

人口大量流入贵族和士族的控制之下，会带来哪些问题呢？首先，税款被大量截留，导致普通百姓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其次，贵族阶层通过不断累积财富和力量，逐渐具备了对抗王族的能力，这使得府兵制度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府兵制度的问题尤为严重，例如在敦煌出土的残卷中显示，按照规定应当授予的田地是101亩，但实际上农民们只能得到30亩。而唐朝的税收是固定且按人头计算的，不论你实际种植了多少亩地，都必须缴纳同样多的税款。

在这种背景下，府兵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开始大幅下滑。到了李治统治的中后期，大量的府兵选择逃亡，导致兵源严重不足。面对这一困境，李治不得不采取第二种方式，即推行屯田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招募那些有意愿服兵役的人，将他们送往边境地区，平时务农，战时则充当士兵。相比之下，李世民时期的兵源主要来自全国的农民，国家提供田地，农民履行兵役义务，兵源既庞大又充足，甚至那些外貌不够出众、身材不够高大、不会唱歌的农民都可以被淘汰。

然而，李治时期的兵源却大不相同，只能是那些愿意服兵役的人，而且更核心的问题是，这些人往往是因不堪忍受各地地主的压榨，或者被地主们所抛弃，才不得不跑到边境地区屯田。这样一来，兵源数量就减少了一大半。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朝堂上下大部分官员都是关陇贵族的势力。例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都是关陇贵族的代表人物。李治的两个哥哥之所以会陷入内斗，也是因为关陇贵族分别支持不同的王子，最终导致两个哥哥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李治曾向大将徐世绩请教对策，询问是否应该推行土地改革。徐世绩出身寒门，没有任何背景，但他对土地改革的兴趣并不大，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皇上你自己看着办”。毕竟，前车之鉴摆在眼前，隋炀帝杨广当年就是想要推行土地改革，结果不得不跑到洛阳重新开局，再回来陇西搞土改，最终的结局如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大将徐世绩不支持的情况下，李治只能将目光转向自己的老婆武则天。武则天出身相对平民，没有深厚的背景，她的上位正是为了对付关陇贵族。李治将武则天扶上皇后之位，并提拔其娘家人，目的就是要对抗关陇贵族这些大股东。李治的这一做法，与明朝时期通过找太监来整治税收和军队问题的逻辑如出一辙。毕竟，朝堂上的大臣大多都是贵族的势力，而像徐世绩这样没有背景的军功贵族又不愿意过多掺和，李治也只能另辟蹊径，寻求新的支持力量。

武则天的土地改革

武则天心中萌生了推行土地改革的念头，这至少是她最初的真实想法。她性格果断，敢于担当，毫不畏惧地直接向关陇贵族的核心人物发起挑战，例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韩瑗、来济等人。不仅如此，她还将矛头对准了李治的兄弟们，因为他们同样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的一部分，比如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大力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将原有的九品中正制正式改为科举制。在过去，官员的选拔主要依赖于关陇贵族的推荐，若非出身豪门，几乎不可能踏入仕途。而武则天本人出身寒门，她坚定地推动这一改革，最终使之成为现实。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这些举措，并非完全依靠她个人的能力。实际上，李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顶住重重压力，与武则天并肩作战，尽力将禁军和军队主帅等关键职位替换为寒门出身的人士，并且确保他们听从武则天的指挥。

然而，相较于李世民的土改政策，武则天的土改同样是妥协。首先，她回收的土地大部分并未归还国家，而是分配给了自己的娘家人，这实际上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压榨百姓。其次，武则天的打击对象仅限于关陇贵族中的高层人物。然而，此时的关陇贵族已经繁衍至第五代和第六代，其家族成员数量之庞大难以估量。由于家产分配有限，这些家族成员纷纷设法兼并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许多人可能认为，分封制会导致封地越分越小，从而减弱对王权的威胁。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分封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唐朝的分封制与周朝已有显著不同，此时的分封仅涉及土地所有权，而不包括私兵权、司法权等。）

支族，简单理解就是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他们分到的家产相对较少，但不意味着他们会坚守原则。他们会更拼命的搞土地兼并来扩大自己的地盘，让下一代赢在起跑线上。也因此，这些支族所掌握的土地不少比公族还要广阔。例如，前文提到的王世充、薛举等人，他们并非公族，而是支族，或者是受到其他公族支持的支族。

要彻底摧毁这种制度，最终只能依靠暴力手段。武则天在铲除了关陇贵族中的几位核心人物后，询问手下还有多少类似的势力需要处理。手下回答道：“快了，还有一两千个。”武则天思索片刻，决定继续推进。

那么，如何继续呢？武则天采取的策略并不新奇，她利用另一批贵族来攻击原有的贵族。这批新贵族主要是指山东士族群体，如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在武则天的扶持下，山东士族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得以晋升。

在李世民时期，山东士族受到严厉压制，他们在中央只能担任一些边缘职务。因为李世民深知，这些士族本身就是潜在的巨大威胁。然而，武则天为了对付更大的威胁，不得不将这批人提拔起来。在武则天的统治下，这些士族的人数和官职都逐渐增加。

尽管武则天成功解决了中央重要职位的人事问题，但土地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关陇贵族的支族数量庞大，土地难以全部回收，只能针对少数高层人物，以及土地较多支族进行处置。但是，对于其余的，上千人的支族没法解决。

这一问题在边境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军队的战斗力从府兵逐渐转变为屯田兵。屯田兵的田地被军头侵蚀，底层士兵的生活困苦不堪。到了武则天时期，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士兵的身份降级为雇佣兵。

府兵时期，士兵拥有自己的田地，因此在战争中拼尽全力，因为一旦战败，他们将失去土地。那时的战斗力堪称S级。屯田兵时期，尽管边境土地仍归士兵所有，但兵源有限，且土地不足，战斗力降至A级。而雇佣兵时期，士兵的饮食得不到保障，发放的薪饷能否买到足够的粮食也成问题，其战斗力更是大打折扣，只能算是B级。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人口被大贵族进一步隐瞒。武则天绝望地发现，国家的一半人口竟然被东西两大贵族群体所隐瞒，这使得国家的治理面临更大的困境。

唐玄宗的灾难爆发

唐玄宗继位之后，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形势愈发严峻。其中最为突出的难题在于，兵种的质量大幅下滑，竟然跌落至B级兵的水平，而国家的财政状况却连维持这些B级兵都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这几个人口最为稠密的省份，其财政资源被当地的大地主们截留，导致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唐玄宗执政时期的开元盛世，表面光鲜亮丽，实则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危机。均田制已经彻底崩溃，府兵制度也名存实亡，完全蜕变成了雇佣兵体制。虽然在武则天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初露端倪，但武则天尚能勉力支撑，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和挣扎。然而到了唐玄宗时代，情况急转直下，朝廷不得不通过颁布条文、修改法律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局面。

在唐玄宗即位之前，军队的粮食供应、兵源招募、武器装备以及土地资源全部归国家所有，一切升职加薪的决定权掌握在中央手中，士兵由中央供养，粮食由国家调配，土地也由国家统一管理。然而到了唐玄宗时期，这一体制被彻底颠覆。节度使们不得不自行筹措资金，用以养兵和作战，而人事任免、司法等权力也被下放至地方。

由于国家不再提供财政支持，这无疑为山东士族和河北豪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早已对中央政府心怀不满，此时更是趁机扩张势力。他们选择了安禄山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客观地说，安禄山的崛起并非偶然，他确实具备出色的军事才能，而且在搞关系、疏通门路方面也颇有手段，成功买通了李林甫，从而获得了上位的机会。

擅长公关的人，往往身段灵活，善于见风使舵。今天可以依附李家，明天又可以投靠豪强。只要有人提供饭食，便可以为其效力。如果李家不再提供支持，那么转而投靠豪强也未尝不可。

对于河北豪强而言，选择谁作为代言人都行，只是刚好安禄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若非他，他们也会选择其他代言人。因为此时他们的势力已经足以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失去了强大的府兵支持，中央已经无力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打击，双方实力相当，形成了僵持的局面。郭子仪虽然能够暂时击退他们，但却无法彻底摧毁他们的根基。

即便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史思明；即便没有史思明，还会有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等人；即便这些人都不存在，后面还有魏博镇的田氏、何氏、乐氏、罗氏，成德镇的李氏（王氏）、张氏，卢龙镇的李氏、刘氏等势力接踵而至。

安史之乱后，这些地方势力更是彻底摆脱了中央的控制，表面上仍然依附于唐朝，但实际上已经独立自主，唐朝也无力再派遣官员对其进行管理。双方维持着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关系，直至唐朝最终灭亡。

结语

中国的历史，从表面现象来看，似乎是一部充满了宫廷斗争的历史。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加专业和深入的角度去审视，它实际上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土地问题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议题。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朝代，其成就和影响力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唐朝的历任君主，总体而言，都是具有远见卓识和治国才能的明君，鲜有昏庸无能之辈。即使是被人诟病的李治和武则天，他们也怀揣着改革的理想，不断尝试挣扎和改变现状，以期推动国家的长治久安。

然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始终无法彻底改变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帝国，逐渐被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侵扰所侵蚀，最终走向衰败和倒塌。

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曾创作过一首流传千古的名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表面上描绘了边塞的壮丽景象和将士们的英勇无畏，实则蕴含着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王昌龄在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正值唐朝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但是，我在这首诗里面没有读出“盛世”的感觉，反而是一种无奈和悲凉。

或许，他的这种悲凉和无奈，只有那些历尽艰辛、矢志不渝为国家推进土地改革的革命前辈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感同身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