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参加红十字国际学院人道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征文，没获奖，就发在这里了）

人道主义，是尊重人的生命，推崇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及权利的思想和理论，强调人的互助、关爱。

西方的人道主义，兴起于欧洲十四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为了摆脱神的束缚，进而倡导人道主义，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法国大革命时期，把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

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争取到了皇帝的支持，取得了国教地位，在各地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漫长的中世纪中，由于罗马帝国的统治崩溃，政治、社会管理和文化教育出现了真空，基督教利用了这段时间，教会、神父和教堂互相支持，打造了有效的地区权力，成为各地实际上的管理机构，并实行了日渐严密的宗教统治和精神独裁‌：通过宣扬神的威严和高高在上的地位，否定人的尊严与价值，把人定位为神的奴仆；宣扬“原罪论”，推行禁欲主义，将人性需求视为罪恶。

十四世纪的大瘟疫造成了两千五百万欧洲人的死亡，尤其是大量教士的死亡，使得欧洲人恍然大悟原来神并非万能。对宗教无能的失望、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于生命、以及人间欢愉的留恋共同催发了欧洲人对于人本身的思考，诞生了人文主义。它源于摆脱宗教的束缚，反对神权的威压，把世俗的“人”从天上的“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主张人的自由，强调人的个体权利，推崇解放人的天性，抵制侵害个人利益，反对社会或政权对人的束缚，以尊重人的本性为理论指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或者“人文精神”），诞生于中国悠久的农耕社会中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的共生关系，来自于中国人对社会演变和人际交往的思考，恪守中国的伦理道德，并深受儒释道等诸多思想派别的影响，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强调对人的关怀，提倡守礼自律，注重人的社会责任。

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封建制生活，没有宗教的严格束缚。春秋战国至秦朝长时间的战争和动乱，和汉唐等大一统国家的稳定治理，促使中国学者更多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更基于人是社会中一个个组成因素，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注各种关系的人际秩序（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邻里等），强调人在社会中的规则道德，促进人的稳定和上进，宣扬人性互助，从而达成小个体的人与大群体的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中心思想。

漫长的历史变迁和双方生活环境、文化思想的不同，使得中国与西方的人道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同之处。

第一， 中国文化讲求人的本性平等

中国的人文思想，首先是平等。虽然古代史一个等级制度森严，遵守上下尊卑的社会，但在很多地方，又秉持着人格平等或道德平等的观念。

中国悠久的农业社会，很早就建立了稳定的国家体制，并且从周朝起，就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伦理和礼仪制度，影响深远。没有宗教的严厉束缚，中国一开始对人的思考，就是建立在“人”和 “人”的基础上的，“人之初，性本善”。中国的人道主义，从开端就承认人的本性平等，进而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和责任感，更多注重人的自我约束。

《论语》 中，孔子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明确了人人生而纯真的本性相似，不能因为出身的高低而裁决品性的良恶；孟子曰：“圣人与我同类者”、“尧舜与人同耳”，肯定了人在道德潜质上的平等，孔孟的理念共同构造了人格平等的基础。

尽管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但他提出“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爱人”是爱所有是“人”者，不因“人”的身份高低有区别，而是给与一视同仁的同情、尊重和爱护。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仁”的施与对象是所有众生，不能因为对方的血脉身份不同，便有仁或无仁；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具备成为道德君子的潜质。

《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记载，“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在这三件事项中，孔子询问是否有人受伤，鼓励赎买奴隶，鼓励救人，饯行了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给与平等的处理，并不因为涉事者的身份低微而弃之不顾，反而重视或鼓励施以援手。这些实际被载录典籍，作为立身行事的典范被大加推崇。

而在西方，希腊人不认为奴隶有完全的人格，“奴隶是主人的财产”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可动摇。亚里士多德说过：奴隶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并不把沦为奴隶的人当作享有人格的生命，更不用提关心或救赎。梭伦改革取消了本土的债务奴隶，但反而导致劫掠外邦奴隶的扩大化。以最发达的雅典为例，总人口40万人中，奴隶20万，公民16.8万，外邦侨民3.2万。以那时人均寿命28岁计算，真正享有公民权的本邦成年男性，大约只有10%。

罗马帝国建立后，由于国土广大，族群众多，罗马人采取了宽容并存的态度。万神殿的建立，标志着罗马帝国不分宗教种族，一视同仁的理念。

但罗马帝国崩溃后，统治力和文化出现了真空，基督教乘机确立了自己的绝对霸权。基督教是一神教，只信仰唯一的神，有而且只能有这一个神，不允许别的神的存在；教廷是唯一神的人间代表，教廷只能是对的，凡是和我信仰的神不一样的，无论是信神还是不信神，都是异教徒，都是敌人。这就造成了一神教极强的排他性和天然的攻击性，正如耶稣所说“不要以为我是带和平到世上来的；我并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 在一神教的社会里，只有本派（甚至都不是本教）的教徒，才能被承认是平等的，其他都是异端。

另外，由于文字表述的不同，中国的“人”，就是红尘凡世的芸芸众生，没有性别的区分。但是在西方论述人的典籍中，往往使用“men”这个词，专指男性，甚至在某些场合，专指白人男性。赋予“men”的权力和权利，也就鲜明地带有排他性，只给男性，甚至只给成年白人公民，其他种族、女性、小孩和没有公民权的人，均被排斥在外。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法文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法语“homme”一词既指“人”也指“男人”，“citoyen”则专指男性公民了，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男人和男性公民的权利宣言”。

而1793年11月，法国平民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女性与女性公民的人权宣言》，共17条要求，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但她随后被以“丧失女性应有品德的阴谋家”的罪名送上断头台。

同样，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的核心思想“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中文翻译为“人生而平等”，但其实真正的含义并不是这样。它的真正意思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平等地被（上帝）创造的”，既有性别专属性，又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英文中还有people、person等词，可以无差别地表示所有不分性别的人，但在这里专用表示男人的men,至少体现了批准这份文件的人的真实心理。

因此，人道主义在古代中西方的实施范围天生就不同，中国视所有“人” 为享有权利的对象，而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某一群体才能被视为可以享有人道主义的“人”。

第二，中国文化提倡宽容和共情

因为人的本性平等，所以中国承认人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主张包容宽待，不强求改变他人，亦不因此而蔑视他人。

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大家都长时间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小环境中，人际关系格外密切；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难免会产生纠纷。这时，宽容互谅的精神就极为重要，据此才能保持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否则会造成冲突乃至利益损失。

《论语 阳货》的“宽则得众”讲求以宽容聚拢人心；《礼记 中庸》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多样性共存；《尚书 君陈》“有容，德乃大”表示宽容是德行的前提；《尚书 仲虺之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告诫统治者需以宽仁治国；《儒行》“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提倡尊重贤能，包容凡者；墨家是先秦时期最鲜明倡导平等思想的学派，其核心主张“兼爱”，主张打破等级、血缘、地域等限制，平等地关爱所有人。

而民间传说亦毫不示弱，王安石的“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典故形容胸襟‌，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比喻境界，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展示气度。

这一点，在宗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的各个宗教平等相存，互相没有排斥甚至敌对。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各教之间均礼貌相待，日常有礼尚往来，《红楼梦》里和尚道士形影不离，民众做法事也经常是一边和尚念经，一边道士做法。《宋史》记载：“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共为一家。”体现了中国对宗教的各个流派皆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促使它们摆脱互相敌对抵制态度，实现文化上的相融。

尤其在现代，中国宗教的和平共处，在外国人眼里简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以下场景在国外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进而，在平等与宽容的基础上，中国人衍生出独特的一种感情，即“共情”，设身处地，以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去理解他人的感受。

《论语 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都是强调以自身感受推及他人，是“以己推人”的核心表述；《孟子 离娄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述互敬互爱是和谐的基础。

这一点，在中国人理解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时表现得尤其强烈。

每当其他国家遭受天灾人祸，甚至外敌入侵时，中国人民总能理解他们的苦难，同情他们的遭遇。因为中国曾经遭受过同样的苦难，会共情到他们的悲哀，并愿意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给他人一把伞”。

中国是真正认同其他族类也是和自己一样的人的，有着同样的悲喜辛甘，看到他人的落后与困境，会感同身受，并且以自己的感受去推断他人的情绪，调整自己的行为。

所以中国人对落后种族的共情，是身处幸福者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关怀，而非人看笼中猴子的高高在上的可怜。

西方秉持二元对立论理念，即以两个完全对立、互不兼容的元素来解释世界，强调二者的矛盾与排斥性，坚持非此即彼的理念。从柏拉图的 “感官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别，前者表现为物质和变化，后者体现出精神和恒定，到基督教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西方非常习惯以正确-错误、真理-谬误、文明-野蛮来决定世界，并划分出高下等级，并深信自己代表正确、文明的一方，对另一方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基督教的宽容性，是建立在一神教的排他性之上的，不承认异教徒的平等，只承认同教徒的平等，甚至只承认同教派的平等，所有非我教派，皆曰可杀。

这里有一个笑话：

一个人走过海旁，看见另一个人想跳海自杀。

他走上前去劝说：“先生，不要跳下去！”

那人问道：“为什么？”

他说：“生命是美好的嘛！你是无神论者还是教徒？”

那人答：“我是教徒。”

“太好了，我也是教徒。你是佛教、道教、回教还是基督教？”

“基督教。”

“太好了，我也是基督教！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

“新教。”

“太好了，我也是新教！圣公会还是浸信会？”

“浸信会。”

“太好啦！我也是浸信会，你是Baptist Church of God还是Baptist Church of the Lord? “

“Baptist Church of God。”

“真是太奇妙啦！我也是，那你是原教旨的Baptist Church of God还是改革派的？”

“改革派的。”

“1879年的改革派还是1915年的？”

“1915年的改革派。”

那人朝他屁股一脚把他踢进海里：“异端！去死吧！”

由于深受二元对立性和基督教的影响，西方在面对其它种族，往往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在遇到灾害和大航海时代开启时，贪恋东方世界的财富，又会表现出极度的贪婪，或因宗教信仰而自认占据道德高地，或因技术先进而享有生杀予夺大权，很难对其他种族表现出宽容心和共情感。

第三，中国文化认同人的进取资格平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为人的本性平等，承认人人都有进取的权力。

因为人的权利不能仅仅被限于能活着，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力，都有追求上进的权力。给不给人上进的资格和道路，也应该是评判这个社会有没有人道主义的标准之一。

虽然儒家强调社会等级差异（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但是认为人人都应该以“君子”为典范，学习“君子”的人格，加强自我修养，积极实现自我完善，强调道德修养上的人人的平等可能性。

《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基于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主张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不应因出身贵贱而有所区别；《孟子 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学》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主张无论身份高低，道德修养是共同要求，也都有修成正果的可能。墨子 “尚贤”主张唯才是举,任用品德高尚、能力突出的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体现了政治机会平等的诉求，具有强烈的平民平等色彩。

东汉马融注：“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论语古注笺》卷十五）；南朝梁经学家皇侃疏：“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论语集解义疏》）；宋代朱熹注：“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韩愈的《原道》中“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一步阐述了人本身没有种族、性别、身份等不同，皆有求学向善的权益，这一点成为中国古代学者共同认可的信条。

明朝王阳明主张圣凡平等观，他认为，圣人并非遥不可及的神圣存在，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达到的境界。他在《传习录》中明确表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意思是修成圣人的道法，就存在于每个人的本性中。人人皆有潜在的圣性，品质上并无高下之分，区别仅在于能否凭个人悟出良知，“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依靠个人努力可以实现的境界。

而扩展到政治领域，秦末陈胜、吴广首先喊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打破血脉门第的限制，挑战世袭特权。直至今日，许多国家民众的思想仍然没能达到这个水平。

唐末黄巢起义‌的纲领“天补均平”，首次明确提出均贫富主张‌；南宋钟相、杨幺“等贵贱，均贫富”，反映了底层民众对贫富不平等、政治特权世袭的强烈不满和对生存权的朴素追求。‌明末李自成起义‌“均田免粮”，直指土地与赋税问题‌。‌太平天国运动‌“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希望建立绝对平均的理想，体现了社会土地、公平与生存权的追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耕者有其田”。

这些诉求构成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平等思想资源，体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对平等的追求，鼓励底层民众打破出身血脉的限制，通过抗争和努力改变命运。它们被一代代传承，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思想财富。

而在破除人的出生限制，最大程度地给与公平竞争机会的制度，莫过于科举制的创立。它消除了孝廉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拔人才制度的弊端，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世袭制，理论上向所有男性开放（除贱民外），使平民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仕途‌。‌采取标准化考试‌（定期举行、‌统一命题、避免人情作弊），糊名誊录（匿名阅卷，考官无法识别考生身份）和地域平衡（按地域分配录取名额，防止文化发达地区垄断）等诸多手段，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制，大大鼓励了底层精英“读书改变命运”的进取心，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制度化通道‌。

东晋时期平民官员占比仅5%，隋唐科举确立后上升至20%左右，北宋时期达到40%‌以上，明代‌平民进士占比约40%，前期甚至高达70%-80%‌45，清代‌平民进士比例则下降至19.2%，官僚家庭占比显著上升‌。

可见尽管科举制度依然有种种弊端，但作为能力所及最大公平性的选拔制度，它为减少阶级不平等、促进社会流动、尊重人生来的平等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洲从中世纪建立起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强调血统神圣与门当户对，不可逾越；奉行严格的三等级制度，把人分为教士、贵族（骑士）和平民，分别担当祈祷者、作战者、劳动者的职能，不以学识划分阶层，除了少数能够进入修道院学习知识，平民很少有摆脱底层身份，出人头地的可能。

第四，中国文化推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孟子·梁惠王下》：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这个典故深刻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爱、和谐以及社会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了快乐应该被分享和共创，将个人感受扩展为群体福祉。这种“与民同乐”的理念，既符合儒家“推己及人”的伦理观，也与人道主义强调的“对人的尊重与关怀”高度契合‌。

欧洲历史上从没出现过大一统的国家，即使是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拜占庭帝国等，实际都没有完成大一统，内部外部均存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众多小国小群体的生存逻辑，是成王败寇，你得我失，在限定的利益中争夺更大的份额。

中国古代在漫长的治理灾害，尤其是治水，以及抵御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了集体合作的重要性，没有人能够脱离群体而单独存活，为了取得集体的支援，个体必然要损失一些自由。大一统集体主义的生存逻辑，是全盘统筹，以小损失换取更大的利益，再由大家共享。

这种思想在现实中，更进化为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前者是通过集体援助，减轻分散个体地痛苦；后者则是利益均沾，实现群体幸福、甚至利益扩大化的人道实践；既包含白求恩式跨越国界的无私救助‌，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支教救灾等‌‌，均证明“众乐乐”能通过具体行动放大个体价值，形成社会共情网络，并提炼了无数成语如慷慨解囊、助人为乐、雪中送炭、乐善好施、拔刀相助、扶危济困、舍己救人、解衣推食等，与中国人的思想共鸣，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它在改善民生、促进发展、加强合作等方面均给与了涉及方人道主义关怀。通过参与国的合作，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并为受冲突或灾害影响的地区提供可持续基础设施支持，缓解短期人道需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改善为受冲突影响人群提供长期援助，契合人道主义精神。

第五，中国文化以更宏观和系统的方式实行人道主义，注重建立“大同社会”，为以后接受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

中国实行了长久的大一统统治，思考和处理问题多用宏观、系统和眼光长远的方式，向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授人以鱼”远远不如“授人以渔”，与其零星地、灾难发生后给与救助，远不如提前预防性地打造优良环境，将隐患消灭于萌芽之时，悄无声息地预防灾害，胜于未来声势浩大地救灾救火。

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心学说，宣扬以仁爱为基础的道德伦理体系，强调爱人和律己。《礼记·礼运》提出了理想社会形态，以“天下为公””为核心原则的“大同”社会。

《礼记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对于弱者的安抚和支持，体现着中国古代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注重措施完善，准备得当，防患于未然。中国在长久的大一统的体制中，很早就意识到以民为本，注重民生。而只有在政府的管理下，未雨绸缪，做好安抚民众的各种措施，才是实现的最好方法。

从汉代起，官府就对孤、老、独、残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以后唐宋各代均实行免役、给粮给布帛甚至设立养济所、慈幼局等专门机构，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救助灾荒方面，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设立常平仓、义仓、社仓等粮食储存机构，丰年卖粮，荒年卖粮，兼具平衡粮价与与救助功能。官方实行直接发放粮物或以工代赈，如清代修堤坝、疏河道，既救灾又兴利；灾后重建包括蠲免赋税、缓征钱粮等。

同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制，要求地方官准确申报灾情，‌鼓励富户捐输的多元参与‌，明代《荒政丛书》总结经验，清代颁布《钦定户部则例》具像化实施规则。

尽管在执行中出现大量的腐败挪用等现象，但中国历代的各种救助政策充分说明了人道主义已经成为官方“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整体上维持了社会稳定，例如宋代"熙宁赈灾"使灾民死亡率降至3%以下。

而最重要的措施，莫过于实现均田制。因为最大的人道主义，就是给与民众生活资源和生存手段，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安居乐业。

商鞅在秦国推行＂废井田，开阡陌，授田于民＂的政策，民众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产物资——土地。北魏至唐初的均田制将无主荒地按人口分配，男丁受露田40亩，桑田20亩为世业；女子受露田20亩。 宋代王田与均田结合‌，延续均田制框架。明朝朱元璋多次把动乱中失去主人的土地或荒地分授给农民使用，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把北方郡县郊区荒地拨给民耕种，“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洪武年间苏州府太仓“见丁授田一十六亩”。

世界上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持之以恒地向农民分配土地，尽管实行中有种种问题，也不能遏制土地兼并的浪潮，但它至少在初期保证了民众的生存基础，奠定了中国人对土地财富平等的思想基础。

从均田制到有教无类，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大同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地潜移默化，给中国人打下了人格平等、财富平等、进取平等的思想烙印，成为中国人的毕生追求，无数仁人志士秉持舍生取义的理念为之奋斗牺牲。

所以一朝共产主义思想传到中国，立刻被众多有志青年接受，正是来源于深久的文化底蕴。高级的社会模式是要有高级的群体思想支持的，就像再优秀的种子也要在适合的条件下才能茁壮成长，否则非但不能开花结果，反而会被质疑它的优良性。中国的共产主义能够挺过腥风血雨，成为世界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中国幸运地找到了共产主义，更是共产主义幸运地在中国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土壤。

中国传统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立身于传统密切的人际关系，注重梳理社会秩序，恪守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强调仁爱、尊严与社会责任。

而今天的中国人道主义既要继承“仁爱”、宽容和“众乐乐”的精神，又吸收了现代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念，并提倡平等互助的原则，强调道德实践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为全球人文主义提供了独特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