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将亡时，万贯家财的富豪到底肯不肯出钱救国？

晚明有没有人给政府出钱呢？当然有：

大学士方从哲捐俸一年助饷。（《神宗实录》卷581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丙辰）

类似的例子其实蛮多的。而且朝廷也会给予相应的道德褒奖与政治地位的回报。这并不是临时的发明。还记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是怎么说的吗？

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间，日本国关白作乱，侵犯朝鲜。朝鲜国王上表告急，天朝发兵泛海往救。有户部官奏准：目今兵兴之际，粮饷未充，暂开纳粟入监之例。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好读书，好科举，好中，结末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到不愿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学生。自开了这例，两京太学生，各添至千人之外。

这个办法从土木之变之后就有了，朝廷用最高官学的offer换民间的粮食和马匹，非常公平。当然这个办法还是有点儿给政府跌份儿，所以不是轻易用的，只有战争时期军需紧张的时候才用。除此之外，家丁制也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军事贵族地主给朝廷出的力。

将领在边镇任职时可以使用当地的养廉田，乃至侵吞军屯、奴役军士来养他的家丁，家丁还可以编入营伍领饷，罢职之后，家丁就要将领自己设法养活了。当然，将领的家产本身也是通过合法和不合法的种种特权增殖起来的。一旦有事，政府又召集将领复职，自带家丁赴前线助战。这种税收、官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共同养兵的制度，也运行了不少时间。

说到底，这明国本来就是地主阶级的国。文武官员要么从地主阶级中来，要么向地主阶级而去，这些人形成的群体就是所谓的士绅与将门，是地主阶级中进入统治集团的代表。皇帝就是通过他们来统治民众。要说他们作为整体不支持明朝，那可真是冤枉人了——那二百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到了明末，朝廷军事无能，行政低效，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事情。

官绅对他们自己人干的那些事，更是比谁都清楚。地主阶级分子中搭便车者固然有之，但出钱出力自救的“有识之士”也是有的，只不过办法未必是把钱物直接拿给明朝政府而已，他们的选项还有很多。我不懂博弈论，只能随便举几个例子，以描述他们的选择及其后果。先在平阳桥逃跑、又在广宁献城的孙得功，有人说他是什么“辽西将门”出身，其实他本来没有政治身份，就是一“布衣”，因为能组织“子弟兵”“乡兵”而被王化贞任用。（熊廷弼《性气先生传》）我不知道孙得功自己出了多少钱，但是至少把自己的“组织资源”拿出来了。

但拿给谁呢？看来对孙家来说，金国比明国是更好的出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湖北麻城的乡绅梅之焕，出身于当地大族，家中有农奴性质的佃仆数千。曾任甘肃巡抚，回乡后在家乡，搞团练，修坞堡，买大炮，吓得农民军老回回部不敢攻打。

他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重修城墙以保卫县城，长期的戍边生涯使他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在自己幼年时代的村庄沈庄开始筑墙挖壕，称之为“护身堡"，沿城墙修起了弹射器，以便向可能的围攻者投掷石头。梅的计划是把沈庄和麻城分别作为全县防御轴的东、西端点，藉以肃清叛军，用作对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他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私人武装力量，号称沈庄军，这是遍及华中丘陵地带的山兵的原型。梅首先将自己的佃户和邻居组成一万多人的团练武装加以训练，随后又增加了大量的雇佣兵和装备：一支由无稽恶少组成的游击部队，一群擅长使用毒箭的药弩手，一队勇猛无畏的东山杀虎手。他从自己待过的旧地广东引进了欧洲制造的红夷大炮，从另一旧地赣南引进了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副炮手。他从沈庄出兵，将遇到的每一个可疑分子抓起来斩首，把他们的头放在长矛上游行示众。很快大家都知道梅绝不是在开玩笑。……

又白田坂人有被掳拽辇者，亲见有小喽哕请老掌家到沈庄梅家墙内去抢好马。其贼首老回回骂云，“你怎么哄老子去吃大炮？"立杀请者。

（罗威廉《红雨》）

然而朝廷怎么看他呢？“帝追叙甘肃前后功，复之焕官，荫子，然终不召。”（《明史·梅之焕传》）朝廷不用梅之焕复职，也不让他的私兵正规化，更不能给麻城提供有效支持，就给些小优惠，但梅之焕的贡献可比单纯捐粮捐马大多了。梅之焕给涿州的乡绅冯铨写信时说：

大抵今日之贼势，官兵亦无分身法，惟人自为战，家自为守，缓急更为得力。

官兵是指望不上了，各地乡绅自己组织防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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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梅之焕还会把钱拿给朝廷，填那个无底洞吗？当然是花在自己的沈庄军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能流向官府的财力，反过来就留在地方上，化身为坞堡和团练了。梅之焕是杨涟的好朋友，被指为东林一党，而冯铨则是魏忠贤时期阁臣、逆案中人，但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保境安民”。

1629年己巳之变的时候，据西方人报道，冯铨自费招募步骑兵3500人，护送明廷从澳门购买的红夷大炮进京。此后每次清兵破口劫掠，冯铨都参与防守，梅之焕也称赞他“节次以来，涿鹿独获安堵，伊谁力耶？深山穷谷犹尽知之”。但由于政敌的阻碍，冯铨始终未能恢复官身。直到多尔衮入主北京后，聘请其出山，冯铨才又成为清朝的阁臣。这样看来，你给朝廷出力，朝廷都不给你好脸看，这还有什么意思呢？比梅之焕和冯铨更不幸的是东阳的乡绅许都。许都出身宦族，身为生员，既参加了士人组织——几社，又与豪侠之士交游，在师友建议下，他招募了“义社”人马数千。崇祯十五年其老师举人何刚向皇帝推荐许都为义勇兵统帅，带兵镇压农民军，得到毅宗批准。

但就在诏旨下达此前，许都被义乌、东阳等地的地方官胁迫各交银一万两，又因母亲葬礼上有万人会葬，被分守道作为叛乱分子缉拿，已经起兵以诛杀贪官为名，攻陷周围三县，围攻府城，演出了一场“官逼绅反”的活剧。官兵来剿，许都在朋友陈子龙斡旋下投降，最终却被处死。由此可见明末官府与某些不甘坐以待毙的士绅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参见张宪博《明末东阳“许都之乱”探究》）当然这也绝非是某些人想象出来的“士绅不出钱”的问题，而是到底由谁来掌握军权、财权的问题了。

如前所述，不是地主阶级分子突然都失去大局观了，而是明朝政权本身已经病入膏肓，既不能重振国家机器的效率，又不能给自带干粮维持秩序的人以回报，藉以整合力量，甚至连绅士都要揭竿而起，可以说没有什么投资价值了。明末不要说曾国藩，连察罕、扩廓都没得一个，政府的态度也是其中重要原因。而士绅除了认捐之外，还可组织自己的团练以保卫自己的财产，自然就有人选择了这效率更高的方式。士绅群体是封建国家扶植起来的，但也可利用其剥削所得的资源独立维护地方秩序。

明末国家虽然暂时退场，伦理纲常的种子却没有灭亡。许都和梅之焕们死在了“黎明”之前，但千百个像冯铨一样识时务的士绅活了下来，不但在明末保住了身家，更在新朝挂上了号，为重建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而努力。这些统治阶级分子的道道儿永远比民众多，虽然内斗会有死伤，但总体上还是生生不息的，所以还是不要为他们担心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