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罪疚感与男儿泪

　　以“不愿让人洗脑子”为由拒绝回国工作的李政道2024年8月4日去世了，死在美国;当年与他一同获颁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却于新世纪伊始即回归中国。而早在1971年中美关係刚露解冻之迹，杨振宁就迫不及待地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大地。天下文化出版的《杨振宁传》有文字描述他回乡探访的感触：

　　“他先到上海家里探望卧病的父亲以及家人，然后又访问了中国许多的地方，行程当中的一站是他的出生之地安徽省合肥市。杨振宁在合肥访问时，住在专门接待外宾的稻香楼宾馆，那是一个在湖边的建筑。晚上，杨振宁在所住的稻香楼宾馆的房间墙上，看到毛泽东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杨振宁看到这两句诗，想到他1945年离开昆明到美国留学，中国在这26年当中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当年非常破旧的合肥，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中等的工业城市。他想起几位多年老友，在国外念书学成后回中国建设祖国的努力；想到父亲几次在国外和他见面，说起祖国发展并要他回国报效的谆谆告诫，他心中的激动之情久久难以平息，对于自己对中国没有什么贡献，他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罪疚之感。”

　　这种罪疚感很微妙地体现在当他得知中国是凭一己之力独立发展出核武时的泪飞反应。

　　他所称在国外念书学成后回中国建设祖国的一位老友是邓稼先：

　　“邓稼先是杨振宁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家里人也都认识，两人在北京念崇德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1948年邓稼先比杨振宁晚三年也到美国留学。邓稼先是自费留美，经费上十分拮据，他几乎可以说是在枵腹向学的情况下，只花了11个月就念完博士学位，拿到学位之后9天就坐上了回中国的轮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在《纽约时报》的报导中就提到了邓稼先是领导工作的科学家。杨振宁回到中国，知道中国对于做原子弹是保密的，所以并没有问邓稼先这方面的事情。杨振宁访问将要结束，在由北京回上海之前，邓稼先送他到了飞机场。杨振宁临上飞机，突然回过头来问邓稼先说：‘稼先，我听说中国做原子弹计划，有一个美国人叫寒春（Joan Hinton）的参加了，是不是真的？’” 

　　“中国参加原子弹工作的科学家的情况，当时还没有解禁公开，因此杨振宁的问题确实让邓稼先左右为难。面对多年老友无法说出实情，邓稼先心中甚为不安。后来邓稼先向上面提出报告，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振宁。邓稼先于是连夜写了一封信，由于还得用繁体字，所以折腾了一个晚上，赶在第二天特别托人坐民航班机送到上海给杨振宁。那封信送到上海的那天晚上，正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给杨振宁饯行。专人把这封信送给正在吃饭的杨振宁，杨振宁看了邓稼先的信，知道中国做原子弹的艰辛，知道中国是在完全没有依赖外人帮助情况下完成这一工作的，一时之间情绪激动难抑，热泪盈眶，立即起身告退到厕所里整理仪容。” 

　　邓稼先信中这二段话也极可能催化了去国26载的男儿泪：

　　“你这次回来能看见祖国各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这真是难得的机会。希望你能了解到祖国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毛主席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你谈到人生的意义应该明确，我想人生的意义就应该遵照毛主席所说的这句话去做。”

　　“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裏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

　　在杨振宁百岁华诞日（2021年9月22日）举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世纪老人深情地对邓稼先五十年前的语重心长做了的回应：

　　“他在那几个礼拜裏头跟我见过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讲什麽，可是不知道怎麽讲。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麽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

　　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50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50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