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诺贝尔奖“躁动”｜独思录 x 郑永年

第41录 编者按

每年诺奖季，中国社会总会掀起一场独特的“诺奖躁动”。我们拥有世界级的科研投入、庞大的学者群体和先进的实验设施，为何仍与诺奖“一步之遥”？本文作者通过深刻剖析，揭示了这一悖论背后的原因：诺奖青睐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者带着纯粹的好奇心探索，但当下我国存在 “帽子”“级别” 等形式的诱惑、行政化的干扰，以及“有组织科研” 对个人兴趣的压抑，都在消磨这份纯粹。更根本的是，在助力诺奖成长的“土壤”上，从家庭到学校的教育体系，都过于追求培养 “才”，却忽略了先培养有自主兴趣、形成独立思考的 “人”。本文不只是讨论诺奖，更是剖开我们科研与教育的深层肌理。诺奖渴望的背后，是一场关于科研环境与教育土壤的深刻拷问。

很多年来，每当每年的诺贝尔奖季节到来，中国学界必然会爆发出一股强劲的诺贝尔奖“躁动”。尽管很多国家也会经历诺贝尔热，但像中国学界这样的躁动在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在社交媒体时代，诺奖躁动远远超出学界，而是伸展到社会各界，凡是有点学识的人都非常热衷于就“诺奖”和“中国”做点评论。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于10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揭晓（图源：新华社）

如此高涨的诺奖躁动表明国人对诺奖的重要性是有相当共识的。无论怎么说，诺奖是一个国家基础科研的最高水平。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这并不重要。这可以理解，对一部分人来说，这仅仅只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表现；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诺奖毕竟是西方设立的奖项，不是中国的，中国人得不到无可非议，甚至也不用去争取。

 01   中国具备“诺奖社会”的条件吗？

对诺奖的如此躁动更表明学界对这一奖项还是有高度期待的。十多年前，就有人开始预言，说多少年之后，中国学者获诺奖会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那么此前一直在发达国家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到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例如奥运会，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有能力举办奥运会一样的时候，奥运会就会到来。另一种现象是创新。如同奥运会，创新也是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关联在一起的。一个经济依然处于低度发展的社会很难发生创新，即使发生了，也会是非常零星的，但一旦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及其以上阶段，尤其是其中产阶层迈过50%的门槛，至60%以上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变成创新社会。

很多人认为，中国学者获得诺奖的情况也会类似。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已经具备了，中国学者应当是诺奖收获的季节了。

的确，从很多指标来看，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诺奖社会”（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的条件。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尽管就全国水平而言，中国总体上还不能说是中产社会，但学界和知识界早就超越中产水平了。改革开放以来，决策者把科学技术发展置于国家的头等议事日程，在教育领域投入巨大。今天，中国学者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任何一个社会的差，在一些中心城市，这个群体的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大规模的学术基础设施。国家在这方面巨量投入，可以说是不惜成本，并且往往是采用世界高标准的。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具备所需要的高水平实验室。第三，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对一些学科（例如医药），学者们拥有巨量的样本。巨量的样本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所渴望的，这也是推动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合作研究的一个重要根源。第四，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学者们拥有最大的自由度。尽管有少量科技研究者往往把自己的研究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来自体系的要求。今天，没有人会像从前那样，用意识形态来干预学者们的研究。第五，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研究产出量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就发表的论文数量而言，中国早就是论文大国了。

但是，人们所预期的诺奖现象并没有出现。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学者不仅没有获得这一奖项，反而与这一奖项渐行渐远了。当现实和期望相去太远了的时候，人们的情绪也因此而生。

 02   诺奖的本质是什么？

诺奖的确是一个西方奖项，绝大多数获得者为西方学者。诺奖迄今已经有124年的历史。在早期，很多人怀疑只有西方学者才有能力获得诺奖，也有人怀疑其他非西方人是否有能力获得此项奖项。但现在这样的具有种族主义的观点不再存在。很多在西方国家的华裔学者获得了这一奖项。近年来，更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获得这一奖项。

因此，人们需要从环境与土壤两方面来思考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学者获得了这一奖项，而另外一些国家的学者则无缘这一奖项。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诺奖属于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原创性的研究和发现。一些研究即使后来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只要是原创性的，那么也是有足够的获奖理由的。或者说，只要人们现在所从事的是原创性的研究，那么未来就有获奖的可能性。而应用性研究则很难获得，尽管很多应用性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比基础科研还重要。就社会贡献而言，不是所有的基础研究都可以转化成为实际的应用，但只有转化成为应用之后，才会对社会有贡献。如果以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那么人们是可以对诺奖看得淡一些。这也是发达国家人们的普遍看法，获得诺奖当然可喜可贺，但不属于诺奖类别的研究者们并不会因此看轻自己所作的研究或者所从事的事情。

如果了解了诺奖是基础研究，那么人们就要问中国学者们为什么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显得薄弱？答案也并不复杂。基础研究需要一些条件，一是研究者独一无二的兴趣，二是研究人员所具有的自由，三是研究者们所具有的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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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独特的兴趣

研究人员的独特的兴趣或者好奇心最为重要。独特的兴趣是原创性研究的首要条件。那些因为别人的兴趣而引发自己兴趣的研究也可以有贡献，但这样的研究大都是在现有思维和理论构架下的改进，不足以符合诺奖的条件，往往有“一步之遥”的遗憾。独特的兴趣和好奇心决定了研究者是否可以提出有意义的问题。问题是研究的指引，没有问题，研究就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持久的动力。

20世纪50年代，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左二）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做研究。工作之余，她常去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和炮制技术（图源：中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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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的自由

其次是自由。研究人员必须具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度来做自己的研究。在西方，科学家们往往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但这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说科学家和政府站在对立面，而是说科学家们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他们只追求自己的科学目标，和政治不相关。尽管科学家们的研究往往是政府资助的，但他们还是不希望政府来干预他们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科学共同体几乎是毫无国界的，但问题在于科学家是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具有“主权性”。因此，政治总是有理由来干预科学家们的研究，对此科学们只能感到无奈。经验地看，政府资助越多而干预越少的地方，科学家们的幸福指数最高，他们的研究效率也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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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保障

再次，经费保障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科学家们也是人，他们需要具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尤其是对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对社会经济的关联度很小，甚至没有，不能把自己的“劳动”转化成生活所需，因此要坚持他们的研究就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保障，包括生活所需的经费和研究所需的经费。这里的好消息是，很多基础研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研究不需要大量的经费。应用技术的转化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在西方，这就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劳动分工，基础研究往往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发生，而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往往是企业。

在大学，经费来自两大块，一是教授学生的经费，二是政府的财政。在美国，更是发展出产学研一体化的体系，把科学家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转化（也就是具体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有了一块额外（甚至是更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也往往面临穷困潦倒的境地，但正是因为他们的研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只要他们的兴趣还在，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以往，也不缺少曾经是穷困潦倒的学者获得诺奖的案例。

表　2024年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情况

2025年9月发布的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指出2024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2629.2亿元，比上年增加633.3亿元，增长5.3%。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支出4192.5亿元，占全国财政科技支出的比重为33.2%；地方财政科技支出8436.7亿元，占比为66.8%（表源：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03   阻碍中国学者获诺奖的内部环境因素

如果从这些方面来检视中国学者所处的环境，那么人们还是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来的。中国学者所面临的环境很复杂，但必然包括如下几个情况，一是“帽子”，二是“级别”，三是“位置”，四是“荣誉”，五是“有组织的研究”。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他们的科研产生着负面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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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

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得到像中国那样的一个学界拥有如此众多的“帽子”。中国有国家层面的“帽子”，也有各级政府和各个城市给的“帽子”。有人说，几乎所有的“江”“河”“山”“海”的名称都被用完了，因为“帽子”往往是以这些名称来命名的。类似的“帽子”西方也有，但很少，至多是一些“讲席教授”之类的东西。不过，西方的“讲席教授”并不是中国的“帽子”，因为在西方这个“帽子”也就是“帽子”，仅此而已。但在中国，“帽子”是具有巨大的含金量的，不同的“帽子”，不同的含金量。因此，为了争取一顶“帽子”，人们可以花费巨大的精力，并且通过无所不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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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学界本来可以是最平等的地方，因为知识没有等级，人人在知识面前平等。但在中国的体制内，等级森严。教授分成很多级别，即使是正教授中也分出诸多级别。如果从资深的角度或者教授们所取得的科研水平而言，级别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这种级别和知识级别混淆起来，以为教授越资深，他们的知识等级越高。中国学界的角角落落被各种“学阀”所控制，各种“团团伙伙”内部高度等级化，犹如从前的企业。年轻学者把这些“学阀”视为是“老板”。知识界的竞争基本上表现为学阀之间的竞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我们的邻居日本，也是东亚文化，也有类似的学阀现象，但日本的学阀和中国的学阀运行方式不同。在日本，学阀负责挑选接班人的时候，总是能够把他（她）视为是最优秀的人挑选出来，以维护学阀的传承性质。在中国学界，学阀往往是“武大郎开店”，为了保持其终身的影响力，他（她）绝对不会把最优秀的人挑选出来，因此，一个学阀一旦过去，那个团伙也就“树倒猢狲散”，很少有传承性，而没有传承性，也就没有积累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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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位置”和“帽子”不一样，尽管它们之间也有重合的地方。中国学界基本上还是一个行政主导的体制，因为不同的位置决定了可获得资源的多少。西方的大学很是平等，行政（系主任等）工作是服务和奉献，因此大家可以轮流当。但中国的学界则不然，大家可以为了一个位置争得头破血流。当代，很多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往往被给与一个行政位置，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回来的学者的初心，而是客观现实的需要，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位置，人们就分配不到相应的资源，为了获得相应的资源，人们必须去争得一个位置。问题在于，一旦有了位置，“屁股指挥脑袋”原则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些位置上的人们不再是研究者，而俨然是“官员”了，他们的研究也往往被荒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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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荣誉”是谁都想要的，任何社会都是如此。人是社会的人，谁都想得到人们的尊重。但问题是“荣誉”如何体现？上述“帽子”“位置”都被视为是“荣誉”的载体。不过，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一旦“荣誉”和这些载体合二而一，那么不再是荣誉了，而是利益了。对很多学者来说，争取荣誉也就是争取利益，这是同一个过程。当“位置”“级别”“荣誉”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使得任何一个科学家都难以抵制的诱惑。不过，这也与当代社会对“荣誉”的看法也是有关系的。中国具有“士农工商”的传统，“士”这个阶层也是备受尊重的阶层。因此，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尊重知识的社会。但现在这一文化似乎荡然无存了。社会变得极其势利和功利，如果不能带来利益，荣誉一分不值。学者们对自己荣誉的不尊重和社会对学者荣誉的看轻互相强化，进入一个恶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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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科研”

此外，“有组织的科研”对研究者们也是有深刻影响的。在当代，越来越多的国家，科研越来越呈现为“有组织的科研”。很多国家希望通过有组织的研究来实现科学技术领域的赶超。但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科研也表现为高度的组织性质。这是当代科研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有组织的科研”的目的性和工具性都很强，因为所从事的研究就是为了实现国家或者组织所设定的目标。因此，研究者们的兴趣很少是自己的兴趣，或者说自己的兴趣要服从于组织或者国家的“兴趣”。而正如前面所说的，没有自己的兴趣，研究者们的研究大多都是工具性的，也就是“生活”和日常工作而已。

再者，“有组织的科研”大都是应用性质的，因为所谓的“赶超”就是前面有了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大都是应用技术。此外，“有组织的科研”也往往导致一个思想市场的缺失。在“有组织的科研”里面，不仅不容许存在不同的思想，更要求思想的统一，因为只有大家思想统一了，才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尽管共同的目标甚至共同的思想并不必然影响学术思想的不同，但人是有惰性的，在没有足够思想刺激的情况下，很容易和其他人趋同，即自觉地放弃自己的思维。

 04   更深层次的问题：功利主义的教育与文化土壤

更进一步，在中国的环境里，还存在一个广义上的“组织”。人们可以说每一个个体的一生都是处于“有组织的科研”的模式里。这里的“组织”包括“家庭”“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兴趣。很多人说有自己的兴趣，但实际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兴趣，而是他们的家长、老师和教授所给与他们的兴趣。学生厌学和学者厌研都是没有找到自己的真正兴趣的结果。

中国教育体系的结构（图源：Collegenp尼泊尔最大教育网站）

如果人们觉得这些影响着中国学者去从事可以获得诺奖的研究，那么人们也可以明了今后所需要的改革，那就是去帽子，去等级，去行政化，回归荣誉，处理好有组织科研和个性之间的平衡等等。问题在于，对所有这些“存在”所产生的弊端也是路人皆知的，并且经常有人在讨论，有关方面也经常试图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所有这些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变得严重了。这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这些不能得到有效的改革，那么通往诺奖的道路依然会是很遥远的。

除了这些研究者们所面临的环境，另外一个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研究者们成长的土壤。土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都是在这块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等进入从事科研的阶段，人的个性已经成型了，很难再有实质性的变化了。前面所讨论的研究者们追求利益的功利主义个性就是在他们生长的土壤里面形成的。其实，前面讨论了那么多的体制机制问题，但这些体制机制问题的生存和韧性就和人的个性密切相关，人与体制是互为因果的。

说到土壤，人们不得不指向一个人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教育体系。

在所有文明中，再没有其他文明像中国文明那样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了。数千年被接受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所提倡的“有教无类”理念有几层意义：第一，所有人是可教的；第二，教育不应当分阶层和阶级，人人在教育面前平等；第三，所有人可以通过教育从“野蛮”转化成“文明”。直到今天，这些教育价值无疑依然充满着现代性。

问题在于，为什么如此强调平等的教育价值观没有导向人们所希望的人才培养？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如果从哲学层面说，主要是人们没有搞清楚“人”与“才”的关系。人们经常说人才，但人才的基础是“人”。中国传统也一直在强调，先做人，后做事。但经过我们的教育体系的培养，正常的人不见了，各方面的“才”则层出不穷，并且这些不同类型的“才”在利益层面实现了完全的统一。经验地看，很多人也在抱怨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的学生过于功利主义，做什么都有太明确的目标，都是为了自己的“小算盘”。

浙师大官微发布去绩点改革消息（图源：浙江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

在很大程度上说，迄今的教育秩序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人”，而是培养“才”。跳过了培养“人”的阶段而直接奔向“才”的阶段。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才”不是学生自己决定和选择的，而是家长、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班主任、大学教授等等决定的。这些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广义上的“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人便是工具而已。

中国的学生并没有太多机会来寻找自己的兴趣——真正属于自己的兴趣。中国的家长大都是“望子成龙”型的，总是对孩子抱有过高的期望，并且要通过施加压力的方式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中国的老师，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以自己的“兴趣”（或者说是社会赋予其身上的责任）来塑造学生的。

进入现代社会，教育系统更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效工具，也就是说，学生也必须实现国家的“兴趣”。对各个层面的权力载体（无论是政治还是资本）来说，培养人才就跟生产“土豆”一样。人们所抱怨的包括应试教育在内的种种现象便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

到了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到了不得不加以改变的时候了，因为这种局面的延续对学生、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是不利的，更不用说要实现人们摘得诺奖的目标了。

这就需要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教育体系的重构问题，就诺奖来说，也就是解决培养土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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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41录（总录第84录）

问题在于，为何如此强调平等的教育价值观没有导向人们所希望的人才培养？从哲学层面说，主要是人们没有搞清楚“人”与“才”的关系，人才的基础是“人”。在很大程度上说，迄今的教育秩序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人”，而是培养“才”。跳过了培养“人”的阶段而直接奔向“才”的阶段。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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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詹蕴第

排版 | 吴雨彤

初审｜王希圣‍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