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辛迪加丨民主腹背受敌时，重温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原文截图

民主腹背受敌时，重温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

如何调和政治与道德，或者更现实地说，如何化解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的学术演讲中苦苦思索的问题。1919 年 1 月 28 日，短暂的慕尼黑革命期间，他在自由学生协会发表了这篇演讲。一个多世纪后，他的演讲文本依旧如当头棒喝般提醒世人：煽动性言论、魅力型领导和意识形态狂热之间存在叠加的危险。

韦伯文章的核心是一个关键问题：政治的道德基础是什么？他的答案藏在眼下已众所周知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对比中。尽管承认前者的道德力量，但韦伯更倾向于后者。对他来说，真正的“政治志业”要求有对一项事业的热忱投入，但同时，这种投入由克制、超然，最重要的是，由深重的责任感加以调和。他认为，只有具备这些品质的政治家才有资格“把手放到历史舵轮的握柄上”。

韦伯警告说，相形之下，他那个时代的群众鼓动者（demagogues）体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他写道：这些领导人“在绝对伦理的指导下行动”，觉得他们的责任“只在于确保纯洁的意念——例如向社会体制的不公所发出的抗议——之火焰长存不熄”。假如行动未能达到他们热盼的目标，那么责任不在于行动者，“而在于整个世界，在于其他人的愚昧，甚至在于创造出了这班愚人的上帝的意志”。

韦伯将那个时期的德国革命者比作十七世纪期待基督即将回归的神学家：他们都展示出 “狂欢的千禧年主义”和对“历史的末世论开启”的热烈信仰。吹鼓手、革命者和先知都宣称存在一个总是完全遥不可及的光明未来。为加速那个未来的到来，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但不论多么神圣的目标，都不能证明无视手段的真实后果具有正当性。

韦伯的批评甚至延伸到了和平主义者那里。因为力量是权力无可摆脱的决定性工具，韦伯警告了那种 “相信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果的天真”。他认为，事实太过经常是走向反面，“从政治角度来看，任何看不到这一点的人都是幼稚的”。从这一悖论中，他吸取了更广泛的教训：没有什么比在政治活动中更能体现人类境况的“悲剧性扭曲”。正因如此，他将政治视为“缓慢地穿透硬木板”。

尽管韦伯并没有祭出获得救赎或幸福的秘方，但也没有倡导消极被动、保守主义或反动政治。相反，为捍卫人类的最高价值观，他提出了一套热忱而现实的方案。对他来说，这就是 “责任伦理” 的本质。

那些没有被提到名字的群众鼓动者、革命者和和平主义者——那些 “信念伦理” 旗手——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艾斯纳是慕尼黑革命的领袖，后来成为巴伐利亚革命政府的首脑。听过那次演讲的人士回忆说，韦伯提到了他们的名字，但在慕尼黑革命失败数月后出版的那次演讲的印刷版文稿中，他删去了他们的名字。

还有一个名字，韦伯在那次演讲中没有提及：体现 “责任伦理”的“纯粹型”政治家。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韦伯本人。

韦伯的隐秘热情

发表慕尼黑演讲时，韦伯五十四岁。那时，他作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广受尊崇，著有一部不朽的杰作，尽管大部分尚未发表。在因漫长痛苦的抑郁症而被迫退出学界多年后，他来到慕尼黑，重启学术生涯。

他当日的政治立场难以简单归类。像许多同时代人士那样，韦伯热情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 1914 年 8 月写道：“不论结果如何，这场战争都是意义重大而令人惊叹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支持并非出于泛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而是出于现实主义。

根据韦伯的说法，德国有着不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命运：瑞士可以成为“自由和民主”以及 “更亲密和永恒的文化价值观”的守护者，但德国别无选择，只能硬扛沙皇俄国和英美霸权，并伸张自己的力量。

正如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日后追忆的那样，韦伯每个星期天都身着制服。他渴望在前线冲锋陷阵，但他的贡献采用了另一种形式：用与投身于学术研究同等严格的专注，倾力于管理海德堡军事医院。 

但没过多久，韦伯的热情就让位于幻灭。德皇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给他的感觉不只是错误，而且极其愚蠢。他所捍卫的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必不可少的防御性战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由军事 “疯子” 及其产业盟友主使的鲁莽扩张行动。

韦伯谴责了德国在比利时的兼并政策，并正确预言了潜艇对民用船只的袭击会将美国拖入战争。在他看来，不论是他所鄙视的德皇威廉二世，还是一届又一届屈服于军方之傲慢的总理，没有任何一位政治领导人在那个年代是称职胜任的。1915 年，他在写给他的老朋友、牧师、自由派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信中说：“眼下没有一位政治家，哪怕只有一位，能够掌控局面！偏偏这个不存在的人又是不可或缺的。”

有一段时间，韦伯甚至相信自己能成为这样的政治家。1916 年，他前往柏林，试图 “把手放到历史舵轮的握柄上”，但他的努力一无所获。不论是预测战争的经济后果，还是计划担任德国在波兰的非正式代表——赋予这个被占领国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他都没有收获任何关注。他抱怨说：“这对我来说极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哪怕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如德国-瑞士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也担心他的政治追求分散了他的学术工作。

最重要的是，韦伯为成为一名受托政治家（vicarious politician）的徒劳感到悔悟。尽管他承认自己已“厌倦了冲进人们的办公室‘做点什么’”，但仍抱有希望：“每个人都知道，假如他们需要我，我总是随叫随到。” 

韦伯认为，那个年代的政治，高于一切的目标只有一个：追求和平，以之确保德国的未来。但他并不支持不惜代价的和平，尤其是那种羞辱性的和谈方案，在他看来，和平主义者正在提出那种方案。他认为，只有和平维护了共和国的尊严，共和国才能生存下去。

相反，韦伯设想的是一种宪政的、共和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一方案既拒绝泛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也拒绝社会革命。自 1905 年俄国革命以来，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于 1917 年掌权之后，韦伯论及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认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他看不到《共产党宣言》中的乌托邦愿景可借以实现的可靠路径。

尽管政治是韦伯隐秘的热忱所在，并在其余生始终如此，但政治角色继续避开了他。因无法建言献策、施加影响、发号施令或直接左右事态发展，他选择继续执教，同时全身心投入到 1920 年出版的不朽著作《宗教社会学》中。

独行的先知

年轻人给了韦伯希望，但他们正经历混乱，他能给他们提供清晰的见解吗？

在发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两年前，韦伯在下萨克森的劳恩施泰因城堡（Lauenstein Castle）主持过一些研讨会，参加者包括政治取向形形色色的一些著名作家，以及一群倾向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学生。正如他的妻子玛丽安娜日后在其面面俱到的传记中讲述的那样，这些聚会成了很快就会从讲堂溢出到慕尼黑街道上的那种代际冲突的预演。

在参加韦伯研讨会的年轻人中，有一位热情洋溢、饱受折磨的诗人兼剧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托勒是退伍军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负重伤，因为和平主义的激进主张精神，他辗转于精神病院和监狱牢房之间。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他的关切 “超越了皇帝的罪行或选举改革”，而那些话题恰恰是韦伯关注的。他和他的同志们无非是渴求 “创造一个新世界，改变现有秩序，改变人心”。

玛丽安娜·韦伯回忆道，那些学生尊重她丈夫的 “克制的精神气质” 和 “清醒的廉洁”，但对“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且就每一个‘社会理想’追问自己如何实现以及以何种代价才能实现”的那种细致严谨的头脑感到愤怒。

但韦伯并未绝望，他敦促学生“攻克学术工作的难题”，通过客观数据而非“启示”谋求认知自身和世界。他不相信社会预言。但正如玛丽安娜观察到的那样，他觉得自己没有与那些被误解的科学之父，而是与圣经中的先知耶利米（Jeremiah）有着志同道合的深厚关系。耶利米是一个 “恶言恶语的巨人”，同样谴责自己的国王和人民。韦伯身边没有使徒，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他只在批评的正义感驱使下继续前进。玛丽安娜回忆说：“他被内在孤独的悲伤所笼罩。”

这种悲剧性的现实主义从何而来？自早年起，韦伯就知道自己可以不受宗教或其意识形态替代品的魅力和慰藉影响。他对那种魅力的理解之充分，足以使他成为自己一些最伟大作品的研究对象，但他的兴趣驱使他前往了相反的方向，奔赴祛除世界之魅的学术工作。

在韦伯的世界里，没有空想或简化。他的“理想型” 概念为理解经济体系、法律制度、宗教伦理和政治主导地位的源头提供了框架。但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定义了人类的境况，那就是冲突的不可避免性。面对这一残酷严格且不可化约的现实，韦伯将政治视为最崇高的志业，因为没有其他追求能极为深刻地触及生命的悲剧核心。在最高层面，政治行动自身可以提升存在，塑造其道德品质。

然而，1918 年 11 月抵达慕尼黑的那个人发现，在劳恩施泰因城堡曾听过其“责任伦理”宣讲的那些学生，现在正追随艾斯纳：一位受 “信念伦理”启发的魅力型领袖，一位直接从韦伯自己的著作中汲取灵感的群众鼓动者。

从希望到绝望

自1918 年 11 月发动，至 1919 年 5 月，慕尼黑革命经历了三个不断升级的阶段——社会民主、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然后被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反弹所镇压。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反弹最终导致了纳粹党的兴起。

这一切始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1914 年的兴奋、爱国热情和对信誓旦旦的荣耀的陶醉，此时已让位于配给制、饥饿、疾病和死亡。近两百万德国士兵阵亡，超过四百万人受伤，另有一百万人被俘。根据《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已退出战争，德国的命运现在与法国、英国和美国息息相关。

11 月 9 日，魏玛共和国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宣布成立。但对那些渴望效仿并最终超越列宁成就的革命者来说，议会民主是一个难以忍受的结果。很快，几个港口和城市爆发了起义。

在柏林，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组建了斯巴达克团（Spartacus League），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 月 15 日，两人都被忠于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的士兵杀害。诺斯克的军队纪律严明、斗志旺盛，数千名准军事志愿者 (Freikorps)侧身其中，其中许多人是德国的精锐冲锋队意志顽强的老兵。

但到那时，一场不同类型的革命业已席卷慕尼黑。1918 年 11 月，巴伐利亚君主制在短短五天内轰然崩毁，数万名工人和士兵的大规模和平动员将那个政权拉下马。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运动的领袖竟然是艾斯纳， 一位五十一岁的犹太知识分子和编辑。

1918 年初，艾斯纳因为激进的和平主义而入狱，同年 10 月获释后，他粉墨登场，成了那一刻的英雄。他在慕尼黑的广场、礼堂、集会和啤酒馆的演讲动员了“大批群众”——这是革命的词汇表和愿景中的一个核心术语，尽管实际上被动员起来的民众不超过总人口的 10%。11 月 8 日，议会选举即将到来，临时国民议会宣布艾斯纳为巴伐利亚人民邦（People’s State of Bavaria）首任总理。

艾斯纳的朋友和合作者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将他描述为 “一个谦逊、纯洁、高尚的人，以不稳定的写作为生”, 突然间 “成了德国的精神领袖，仅仅因为这位英勇的犹太人斗志昂扬”。一位激进的工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他是革命之剑，他推翻了德国的二十二个王国，他是我们的杰出领袖；我将誓死捍卫他。” 尽管有着自嘲的幽默感，但艾斯纳本人却使用了救世主般的语气：

“世界似乎被撕裂成碎片，迷失在深渊之中。突然，在黑暗和绝望中，号角声响起，宣告了一个新世界、新人类、新自由的到来。”

一个革命政府的横空出世几乎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艾斯纳倡导女性的选举权和八小时工作制，同时，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工人委员会联手最近从前线归来的士兵，集结在他这边。

但艾斯纳政府遭到了激烈抵抗。中间派和保守派政党、官僚机构、中产阶级、主流媒体、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其他宗教团体 (包括犹太社区)、极端民族主义兄弟会、许多大学教师和学生、德国盟国的外交使团，加上绝大大多数巴伐利亚农民，都认为这个新政权是不可容忍、离经叛道的。

几乎一夜之间，和平而有教养的慕尼黑成了二十世纪预演其未来的舞台。杰出的知识分子、作家和波希米亚人加入了政府，他们和埃德加·雅菲（Edgar Jaffé）、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等经济学家以及福斯特（F.W. Foerster）等教育家一道，都坚信这场革命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慕尼黑市变成了一座熔炉。斯巴达克斯主义革命者与列宁的特工混杂在一起，与此同时，未来的纳粹分子，如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和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则在政界小试牛刀。罗马教廷大使帕切利（Eugenio Pacelli），即未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向梵蒂冈发回了报告。一批作家和思想家，如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都亲眼目睹了这场动荡。在边缘地带，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二十九岁失败画家和心怀怨恨的退伍军人出没于一些集会和军营，为自己的满腔愤怒寻找出口。

但暴力的发作是缓慢的。韦伯于 1 月 28 日发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时，距离艾斯纳上台刚刚过去十一周。革命仍在寻找方向，共和秩序岌岌可危。

在韦伯看来，艾斯纳的政府是一场灾难。开始演讲前，韦伯宣称：“眼下的事情不配拥有革命这个光荣的名称：这是一场血腥的狂欢会。”听众当中有一些学生会继续行动，日后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浓墨重彩：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法兰克福学派联合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后来成为纳粹主要理论家之一的卡尔·施密特。

血腥的狂欢会

在慕尼黑，韦伯遭遇的是“世纪之渊薮”（Aleph of the century）: 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一座极化而狂热的城市，一位势头衰退的魅力型群众鼓动者，一个虚弱的议会，一场正在走向巅峰的革命，以及军人领导下的一场正在迅速积聚势头的民族主义反弹。他惶恐不已。

历史动荡与个人危机的交汇，赋予他的话以预言性启示的重大意涵。他对当日情势的拒斥映照出他对未来的焦虑，因为他确信德国和欧洲的命运将在当时当地被决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提炼出这一时刻，虽然旨在因应当日的政治环境，但超越了其时代，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决定性文本。

韦伯向他的年轻革命听众发出警告时，如同在荒野中呐喊的先知型学者：“任何人若要寻求自身和他人的灵魂救赎，都不应该通过政治之路，政治的任务截然不同，只能通过强力去实现。” 他对“信念伦理”的批判源自不久前爆发的政治暴力：

“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团的意识形态党人正是因为使用了政治的这种手段，达到了和任何军国主义式的专政者完全一样的结果？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支配，和旧体制里面任何一个掌权者的支配，除了在掌权的人事方面以及这些人的素人玩票上面之外，可有什么区别？所谓‘新道德’绝大多数的代表人物，在批评他们的对手时所发的论战言论，与随便一个群众鼓动者的叫骂方式，又有什么不同？”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柏林的斯巴达克团理论家的夺权斗争中却以失败告终。然而在慕尼黑，掌舵的是 “素人”艾斯纳。韦伯提到的那些 “叫骂” 正是他曾承受过的。1918 年 11 月 4 日，在一次集会上，他被两名愤怒的 “新道德”代表（他嘲讽地称他们为 “文人”）大声喝止：无政府主义者艾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和德国-俄罗斯列宁主义者马克斯·莱文（Max Levien）。他惊呼：

“有人会说，他们的意图是高贵的。那很好！但我们谈的是他们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他们所攻击的对方，同样可以宣称——并且从这些人的观点来看同样诚实——他们终极的意图也是高贵的。”

尽管韦伯计划撰写“革命社会学”，一个他从未完成的项目，但他利用自己的演讲追踪了他所见证的就在他眼前发生的一幕下行螺旋。一旦像艾斯纳这样的领袖释放出大众的激情，它们很快就会失去控制。不论他们的理想有多么崇高，他们的行动都基于他们设立的机构，而那些机构并非由纯洁的灵魂，而由“赤卫队、秘密警察和煽动者”组成，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求得到报偿：

“在近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仇恨及复仇的欲望、特别是愤懑之感、貌似道德性的一种自命与正义同在的道德优越感的需要，以及因此而起的对敌人加以污蔑和侮辱的需要，若得到满足，便构成了精神方面的报偿。”

 对官僚（apparatchiki）来说，物质方面的报偿意味着“战利品、权力和俸禄”。韦伯警告听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让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自欺......唯物的历史解释，同样不是一部随招即来的出租车；它不会因为碰到的是革命者，就不适用。” 

韦伯意识到他的年轻听众会优先考虑信念而非责任，于是用歌德《浮士德》中的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魔鬼是个老年人；所以要了解他，你得先变老。” 他反复提到弥漫在政治中的“魔鬼的力量”, 这具有预见性，因为他预见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反动的时期”将降临欧洲。假如这种事发生，他的听众的道德抱负 ——韦伯承认自己也胸怀那样的抱负——将难以实现。他预言，德国面对的不是 “夏天锦簇的花丛”, 而首先是 “冷暗苛酷的极夜”。

他的听众大感震撼，就像托勒在劳恩施泰因时那样。洛维特说：“韦伯撕掉了所有虚幻思考的面纱，但不会有人感受不到，在那颗清醒头脑的中央，一种深刻的人性真挚正在跳动。” 但许多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空想。霍克海默回忆说：“一切都极为精确，极为科学严谨，极大摆脱了价值观的约束，以至于我们回到家时倍感凄凉失落。”

空想挥之不去，但事实证明了韦伯的先见之明，因为那场 “狂欢会”已经变得血腥。就在韦伯演讲三周后，艾斯纳前往议会递交辞呈时被一位名叫奥夫瓦利（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的年轻贵族暗杀。奥夫瓦利试图向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修黎社（Thule Society）证明自己的 “真正”德国身份，但遭到该组织拒绝，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尽管韦伯要到 1919 年 6 月才永久定居于慕尼黑，但他见证了这一悲剧的开场一幕。

艾斯纳遭到暗杀后，韦伯密友纽拉特和雅菲任职的一个虚弱社会民主党政府试图推动大胆而首创的改革。但改革很快就被工人委员会推翻，该委员会于 4 月 6 日宣布成立第一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实验，试图在七天内重塑世界。不同于上帝，这个共和国持续了不到一周，就被公开实施威权统治的第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取代， 5 月 1 日，第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遭到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军队镇压。正是在那些队伍中，卐字符首次出现，这是关于日后岁月的一个暗黑预兆。

伟大的爱犹义人

这出大戏的主要角色未能捱过巨变的余波。浪漫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领袖兰道尔被步枪枪托和警棍的野蛮殴打，随后在 5 月 2 日遭到谋杀。

韦伯也英年早逝。在短暂而失败地涉足政坛后， 6 月间，他回到慕尼黑。此时，慕尼黑大学和慕尼黑市正被仇外、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当局接管。韦伯将自己塑造成了那时他正在研究的新教伦理的鲜活例证，重新投入到写作和演讲中，发表了不受欢迎的自由派观点，那些观点为他赢得了“苏维埃共和国教父” 的不公正头衔。

这场公开斗争的进行伴随着私人的痛苦，哪怕像韦伯这样脾性坚忍不拔的人也几乎无法忍受：他孀居的姐姐自杀身亡，留下了四个孩子；他与雅费的妻子埃尔泽（Else）之间发生了一段令他饱受折磨的绯闻。埃尔泽曾是他的弟子，他们一起编辑了传奇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疯狂的反犹主义”尤其触怒韦伯，甚至也毒害了他的同事。韦伯展示了自己道德上的独立，为昔日的犹太对手辩护，以至与霍克海默一同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未来开创者的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称他是 “伟大的爱犹义人”。

正如这一描述所示，韦伯在法庭上成功地为纽拉特辩护，并为托勒做了同样的事情，他辩称：“在一次愤怒的行为中，上帝使他成了一名政治家”。他甚至公开承认了艾斯纳的善意，并为其他几位入狱的领导人辩护，向法官解释了“信念伦理”的含义。正因如此，他在印刷版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略去了艾斯纳的名字。

尽管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慕尼黑革命仍证实了韦伯的观察：“善果不会随善因而来，反而往往相反。”领导这场革命的群众鼓动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犯下了最严重的政治罪行：枉顾现实。

事实证明，政治不是关乎起草忽视实际障碍的宏伟计划。在巴伐利亚或德国，工人阶级远未达到多数。如今由官僚和军方老板控制的工厂并未接受社会主义，而是依旧存在于资本主义结构中。并非所有艾斯纳和兰道尔的追随者都像他们那样，是理想主义者；许多人迅速改变立场，在凯旋的极右翼力量中谋求他们的 “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报偿”。

或许最重要的是，革命者误判了他们真正的对手。他们真正的对手，不是他们不屑一顾的胆小怕事、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而是韦伯预见到但未能直面的泛德意志军国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数位创始人确信西方已经进入最终衰落，于是逃往美国，在那里，他们自由地确立了一种与母国经济秩序相悖的知识传统。与此同时，革命者坚信韦伯所捍卫的宪法和议会秩序已被永远埋葬。然而，他们谴责和禁止 “极端反动” 的韦伯，是为真正的反动分子施密特扫清了道路。

韦伯谴责那些浪漫主义的革命者，这固然正确，但他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譬如，艾斯纳更像是温和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远非列昂·托洛茨基。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尔是一位乌托邦神秘主义者，他厌恶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力意志。在政治上，艾斯纳的和平主义立场真的极其不负责任吗？假如那种立场得以坚持，凡尔赛条约的惩罚性条款就可能得到缓和。而且，兰道尔的公社实验完全不切实际，至少在适度的规模上？不一定。

在 1917 年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认为“魅力”永远无法恢复到那个祛魅的后启蒙时代的世界中了。但有了乌托邦式希望的维系，艾斯纳和兰道尔人矢志不渝。他们都将 “信念伦理” 贯彻到底，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与韦伯不同，这些激进领导人未能领悟德国几个世纪以来对犹太人的仇恨之深，那种仇恨终将毁掉他们的政治计划。从革命伊始，他就警告埃尔泽·雅菲：“分离主义正在抬头，它将以反犹主义装饰自己。”

巴伐利亚革命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为希特勒的发迹奠定了基础，这一切始于他于 1918 年 11 月抵达慕尼黑。尽管一些传记作者溯源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至维也纳时期，但其他传记作者，如伊恩·克肖（Ian Kershaw），则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源自慕尼黑：希特勒在那里撩拨起来的群体，和艾斯纳几个月前煽动起来的，是同一群人。随着这位法西斯主义鼓动者似乎在模仿社会主义同道，韦伯的魅力型领袖理论已得到严肃地证实。

1920 年 6 月，韦伯因肺炎去世。他对《凡尔赛条约》的愤怒，以及不懈的、孤独的政治斗争所带来的压力，无疑加重了他的疲惫，尽管他从未失去决心。他曾捍卫德国脆弱的宪法和议会秩序，抵制革命激情的狂热和民族主义独裁的诱惑，但没能活着见证这些力量在他预言的“极夜” 终于到来时所走向的那种邪恶的极端境况。

慕尼黑的幽灵

正如艾斯纳的遇刺预示着 1922 年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的遇刺，1919 年的动荡昭示着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左翼派系对议会政治的蔑视使他们对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视而不见，这损害到魏玛共和国本身。

这一模式在西班牙重复出现，在那里，意识形态仇恨和左翼对自由民主的蔑视撕裂了共和国，并赋权于民族主义右翼，最终造就了佛朗哥四十年的独裁统治。类似的动态在拉丁美洲各国上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智利最为显著。

韦伯关于魅力型革命者及其他们顽固的 “信念伦理”的警告，在古巴革命的悲剧进程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几代拉丁美洲学生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道路，这种千禧年世界观的影响，在今天的古巴和尼加拉瓜依旧太过凸显。

而且这个循环尚未结束。仅仅几年前，看似难以想见的是，我们的一些民主国家会再次遭遇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分裂德国的力量。但我们沉溺于所谓的民粹主义当中。尽管有不同之处，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维克多、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墨西哥前总统安德列斯·奥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等人士，都很像施米特笔下的一位典型独裁者，这位独裁者明白，所有政治最终都归结为分清敌我。

一些国家，如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并没有完全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勉强抗拒了威权主义的影响。但在其建国两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美国眼下正面对屈服于威权主义的真正危险。

诚然，民粹主义领导人并非透过施米特的扁平、极化视角看待政治的唯一人群。受到一类更模糊、更不明确的“信念伦理”激励的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大学生也接受了那一视角。但与 1919 年那些为追求社会和经济正义而不耐烦地枉顾韦伯警告的革命者不同，今天的年轻人经常将利他与自恋混为一谈。

1919 年的年轻人加入了革命，而且，如同艾斯纳和兰道尔那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今天的校园叛乱者愿意冒什么风险？他们的前辈从积极的政治活动中退出，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是为确立一个社会变革的框架。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运动似乎缺乏任何一以贯之的乌托邦愿景。

话虽如此，今天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最关注的一项事业是巴勒斯坦。但支持巴勒斯坦人权利往往与支持哈马斯和反犹主义纠缠在一起。正如反犹主义不能为加沙的屠杀正名，加沙的屠杀也不能对反犹主义或哈马斯犯下的暴行视而不见正名。

这里存在另一段 1919 年的残酷回响。慕尼黑的理想主义者相信他们的革命将迎来一个普世和谐的时代，并化解古老的仇恨，太像他们的那些战后犹太世代天真地希望，大屠杀的恐怖能够克服几个世纪的偏见。最终，对以色列建国的敌意和暴力响应毁掉了这一念想。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已与多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和平条约，目前正与沙特阿拉伯进行一项重大谈判。但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依旧深陷共同的敌意和施密特所说的敌友二元对立之中。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表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永远不会失去意义。但很长时间过去了，自由民主再次发现自己陷入了腹背受敌之境。我想知道：今天的韦伯式英雄在哪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真的是唯一能胜任这项任务的人吗？

行走在慕尼黑街头，我从这座城市承认梦想和噩梦的方式中找到了仍可报以希望的理由：那里有艾斯纳和兰道尔的纪念碑，以及位于纳粹党前总部附近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文献中心。2023 年 10 月 7 日的恐怖袭击发生后，我看到人们聚集在慕尼黑的主广场上，聆听一队犹太歌手用意第绪语演唱。那一刻转瞬即逝，却充满力量，提醒我们与狂热主义的冷暗的斗争远远没有失败。

（作者生于1947年，是墨西哥历史学家。本文原题“Max Weber’s Lessons for Democracies Under Siege”，由报业辛迪加发布于2025年9月5日。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正。文中涉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引文和相关措辞，绝大多数取自《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本，个别地方有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