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是热的，人是冷的：晚清为何被轮番狂虐？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战败，剩下的舰船都被日军收编了。有人给日本舰队写信，请求释放广丙号巡洋舰。

理由是，广丙舰属于广东水师，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

外国人知道这件事，大牙都笑掉了。

梁启超却说，对，这句话最能代表我国各省封疆大吏的真实思想。

鸦战后20年，中国在干嘛？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表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惊醒了沉睡的中华帝国，第一批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认识到了中西之间在“器”的层面的巨大差距。

这句话总体没毛病。然而，认识到差距之后呢？

很残酷，经过了十几年，这种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继续扩大，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败得更惨。

也就是说，认识跟实践是两码事。很多事情，认识到位了，但没做或做不好，就等于没认识。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使用的自动发火的洋枪，引起了道光帝的兴趣。

1842年，耆英就给皇上买了两把，道光试用之后说，这真是“绝妙之品”。当时已经有朝臣说，我们来仿造吧。

道光觉得仿造不容易，还是先把火药配方搞到手再说吧。

耆英说，呵呵，火药配方这玩意儿是秘方，一时也不知道去哪买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英法联军交战的清军部队所使用的轻兵器，还是传统的鸟枪、抬枪、弓箭和刀矛等。

▲抬枪，清军自主研制的武器逐渐被淘汰。

但这时，人家用的是什么武器？

法军使用的是1849年试制成功的米涅式步枪，英国使用的是1852年根据米涅式步枪原理制造出来的恩菲耳德式步枪。后一种步枪制作非常精良，比欧洲大陆各国军队所装备的一切步枪还优越。

大炮方面，英军带来最新发明的阿姆斯特朗炮，法军亦带来了新式的拿破仑炮。

人家早就比你先进，完了还比你努力，吭哧吭哧在那研制新式武器。我们呢，痛定思痛，一切照旧，忙着打嘴炮，搞政绩。

时任闽浙总督庆瑞跟皇帝上奏邀功，说我这军队训练得好啊，每天出操两次，都是我亲自督练。各种把自己往死里夸，看得他不脸红，咸丰先脸红了，说训练是好事，但别把军队搞成仪仗队，“徒饰美观”呀。

呵呵，还真被咸丰说中了。

福建布政使张集馨跑去现场观摩，回来说，集训的军队千人不到，竟然六七成都是敲锣打鼓、扛旗吹号的，剩下三四百号人，分了十余杆抬枪、不足百杆鸟枪，还有短棍铁叉，这就叫武器装备了，这就叫军队训练了。

张集馨肯定心想，泥马，这不是老家的跳大神吗？

这就是晚清帝国失去的20年。从武器到军队，跟英法强国的代差，越来越大。

甲午战争前30年，中国追回了没？

晚清在武器装备上真正有所作为，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被吊打后开始的。

尽管不中听，但还是不得不说一句：对于晚清军事近代化，李鸿章功不可没。

曾国藩、胡林翼毕竟是儒将，无论打仗还是训练，总是顾忌天道传统。搞洋务运动，即便在“器”的层面，也没有彻底洋务化。

胡林翼的观点是，军队配备武器，“大约火器手宜四成、三成，刀矛手宜六成、七成”。

曾国藩稍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去。他自己拟定的湘军营制是“半用洋枪，半用长矛”。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写信教训曾国荃和李鸿章，要他们别迷信西洋武器，要相信“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

反倒是太平军对洋枪洋炮相当感冒。

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就开始使用洋枪洋炮，而且规模日益扩大。到后期李秀成牛叉的时候，所部己大量使用洋枪洋炮。

左宗棠就说了，从前打贼匪，难得见到外国枪械，近数年来，没有一窝贼匪不配备洋枪洋炮的。

晚清洋务派中，左宗棠算是享受到了外国枪械的红利，成为“内战大师”。但跟李鸿章比，影响力还是差了点。

李鸿章一头扎进洋务事业里，发现水很深，也很甜。他不仅不听曾国藩的“迂腐之论”，还给老师“反洗脑”。

他对曾国藩说，从前俄罗斯、日本不知炮法，跟我们一样，也很弱鸡，但人家知道这玩意儿的厉害之后，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慢慢地自己也能生产一些，现在俨然已能跟英法称兄道弟了。

他这套理论，后来发展为“武器制胜论”，就是武器越好越新，越能打胜仗。当然，这也为后面的惨败埋下祸根。

经过李鸿章的努力，他的淮军逐渐摆脱了旧式刀矛加鸟枪的装备旧况，变成“枪炮最多而精”的劲旅，在内战中所向披靡。

▲清军的武器装备逐步改观。

李鸿章同时主导了中国军工制造业的起步。

最早的洋务运动，都是围绕武器装备开展的，自己办企业仿造，造不了的或质量要求更高的，就外购。

早期是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关系，向英国购买军火。德国崛起之后，李鸿章等人发现英国军火不仅死贵，还没德国的精锐，有点被坑的感觉，于是大量转向德国购买。

光从1881年起的八年内，北洋陆军就从德国采购了700尊克虏伯炮，而北洋海军赖以耀武扬威的定远、镇远主力舰也都是德国定制的。

▲北洋陆军大量装备德国克虏伯炮（点击可看大图），但问题是制式相当不统一，下文将讲到这个问题。

总之，到1890年左右，清军主力的武器装备算是与西方追平了（当然，装备落后、淘汰武器的八旗、绿营还是不少），不存在明显的代差。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李鸿章鼓吹的是“武器制胜论”，所以这种代差的填平就仅仅表现在武器硬件上而已。

与之相适应的军队管理、战争理念、军工生产等体系，依然很差劲。

一堆先进装备，摆在一起就能赢？

如果画成一幅画，坐拥先进装备的北洋陆军、海军等清军主力，呈现什么场景呢？

最爱君觉得，有点像给原始人发放了各种型号、品牌的手机。先不说怎么用，就连最基础的充电插口，都标准不一，没电了已经好鬼麻烦。

为什么这样说呢？

武器多了，就要有制式要求，要形成标准化，即同一种武器的技术参数必须相同。这样，枪也好，炮也好，弹药也好，在军队训练以及战争中的使用才能统一顺畅，发挥最大的杀伤力。

没有制式标准，到了战场上，才发现枪的口径不对，子弹不能合膛，那不是要误大事吗？

因此，西方国家都很重视武器制式。例如，美国于18世纪末、法国于1826年、德国于1839年分别出现了首款制式步枪。

制式不是随意规定，成功的武器制式一般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比如1795年式燧发枪，在美国沿用了近半个世纪。

日本1880年才在模仿法国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第一种后装制式枪——村田銃，时间并不早于中国同类武器的生产。1905 年后该型枪械被“三十式”及其改进型“三八式”步枪取代，此后虽仍有技术升级，但制式稳定，大批配给军队，量产至二战后才结束。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苏联的AK-47式与美国的M16两款制式自动步枪，装备部队均超过半个世纪。

▲马蒂尼亨利步枪，英军曾经配备此制式步枪。

但是，晚清中国并没有制式的观念，导致武器体系非常杂乱。

1867年以后，中国有11个局厂能够生产后膛枪，但式样基本都不一样，有0.57英寸（口径）斯奈德枪、0.45英寸（口径）马蒂尼亨利枪、黎意枪、1871年式毛瑟枪、林明敦中针枪、1898年式毛瑟枪、快利步枪等等。若加上同期制造的多种前膛枪，真是杂式纷呈。

从国外购买的枪炮也是如此，有杂式，无制式。

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从外洋购置的军械中，仅枪支一项，就有云者士得、哈乞开思、林明敦、士乃得以及毛瑟等诸种枪式，这些枪械分别来自英、法、美、德等国。

不要小看制式问题。任何小问题到了战场上都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影响战局的致命因素。

制式互异给装备保障，特别是弹药补充带来极大困难。时人指出，在作战中“一种弹缺，即一种枪废”，虽有利器，俨同徒手。

甲午战争后，一位名叫袁昶的官员就犀利地指出，“平壤旅顺之战，我军以枪子不合膛误事，日本以小口径村田枪取胜。各国英用阿模士汤（阿姆斯特朗）所铸炮枪，德用克鹿卜厂（克虏伯）所铸，皆取一律。独中国好奇喜新而不一律，故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一个原因就是“好奇喜新”。

帝国官员要么不趋新，一趋新起来连他们自己都怕。世界上新出什么武器，不用考虑标准问题，不用考虑合不合用，就是买买买。因为中堂大人说过了，武器制胜，我们再不能吃武器落后的亏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晚清咸丰、同治以后，政治体制从中央集权逐步走向督抚专权。在这种体制下，举凡练兵、筹饷、办洋务等大事，都是各省督抚自己作主自己搞。

各地军工厂局购买哪个国家的机器设备、生产何种型号的枪炮弹药、各地军队进口哪个国家的洋枪洋炮，全由各省督抚和各地统兵大员自主决定。这些人如果没有全局观念，根本就不会顾及到全军武器装备制式的统一。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央一度要求各地局厂统一枪炮口径，这意味着有些局厂要改变原来的产品方案。乖乖，这可要了督抚们的老命。

老牌的江南制造局既得利益最多，反对也最卖力。南洋大臣刘坤一先后找了好几种借口，就是不肯改口径。说出来的道理都很堂皇，但谁不知道，其用意不过是尽可能保住江南制造局原有的家底罢了。

统一制式，这么基本的军事常识，一旦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推行起来难度都这么大。其他事关军事方面的改革，就更不要说了。

所以，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坐拥一堆先进武器的中国，开军事博览会完全没问题，但实战起来，败得一塌糊涂。

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败了？

先澄清一个误区。传统的说法认为，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实力世界第六、亚洲第一，日本海军实力世界第十一，中国在海军装备上完全碾压日本。

最爱君不知道这一说法最早是怎么流传开来的。但从西方的角度看，他们确实预判中日开战，中国的优势更大。

但是，形势会变嘛，舰艇这玩意儿，近代以后更新换代确实快，几年一疏忽，一个代差就形成了。

从1888年北洋水师宣布成军后，就没添过一艘新船。

与此同时，日本从天皇到平民，都把海军建设当作百年大计来抓，平均每年添置两艘新舰，特别是后面还搞了吉野号等几艘新式快船。到开战前夕，日本海军在舰船数量和性能上，已然超越北洋水师了。

我严重怀疑，那个海军实力排行的说法，最早是德国人传出去的。如前所述，德国人在跟中国的军火交易中大发横财，想要发更大的财，就得怂恿中国打仗。战争一起，军火订单就来。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背后都有德国人给中国鼓掌充当说客和观众，说打呀打呀，实力摆在那里，能赢的。

一打才知道，娘的，我们的舰艇大而无当，还没人家的好用。谁说的亚洲第一，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镇远舰，一度牛逼哄哄，为何悲情收场？

最近有种观点，说我们一直认为清军武器落后，其实是老奸巨猾的洋务派大臣们故意营造的一种错觉，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地从朝廷要钱买买买，打了败仗也能甩锅，武器不如人嘛，没办法。是这样吗？

不是。

李鸿章在内的洋务大臣、封疆大吏从头到尾都在说洋炮洋枪的好话，说我们配备了世界顶级的枪呀炮呀，请中央放心。他们挑武器装备的毛病，都是挑国产武器的毛病。说国产武器质量低，火炮时常炸膛，子弹时常不响，射程总是不远等等。

但要知道，这些国产武器都是他们主办的军工局厂生产的。没有一个官员你会傻到故意说自己生产的武器不如人，质量低劣，除非它们确实不如人，确实质量低劣。否则，这不是摆明找抽，承认自己无能吗？

清军武器装备是很先进，但那仅限于装备进口武器的部队。

关键是，同时期日军的武器装备也不差，甚至更好。大多数清军配备国产武器，性能相对落后，在跟日军作战中，明显处于劣势。

李鸿章的“武器制胜论”到这时已经被兑水了。打内战，清军的武器还是保持了先进性，但是打外战，哪怕是打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这点引以为傲的先进性都保不住了。

然而，这并不致命。好歹中日两国的武器都在一个层次上，只是有的略强、有的略弱而已，不存在代差，可以用其他因素补救。

最致命的地方在于，中国的武器装备是热的，作战观念却是冷的。用冷兵器思维去打热兵器，作战理念就跟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出土的一样，落后得惊人。败就败在这里。

比如海战。海战的核心是争夺制海权，要主动出击、舰队决战。这些近代海战法则，日军学习贯彻得很到位，确实是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北洋水师呢？空有近代海军的形，却还固守着旧式水师的魂。中日几场海战中，北洋海军始终奉行依托海岸炮台进行作战的消极防御战略。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命北洋水师龟守威海卫避战保船，不得远出大洋决战。

当时，英国一名海军中将就发表评论说，中国舰队为了远远躲开日本舰队，采取了暂时放弃黄海制海权的错误策略。这一做法违反了海军战略原则，大失败不足为怪。

▲黄海海战。

问题来了，在日军攻陷威海，全歼北洋水师后，李鸿章就收战求和，为什么？

有种观点说，其时北洋陆军还很强大，同日军拼命，胜负还很难讲，李鸿章仓促求和是想保住他最后的私人武装，从而保住他的地位。是这样吗？

从结果倒推，甲午战后，李鸿章的影响力和名声已然坍塌了。在战时，他未始不能预见到这一点，即便保住陆军，于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也加持不了什么了。如果有胜算，哪怕是一丁点的胜算，他肯定不会收兵求和。打赢了，他才是王者啊；求和了，手里有点兵，照样为天下不容。

所以，李鸿章求和的原因其实跟海军被灭一样，就是陆军作战理念同样落后日军一个时代。

清军陆战墨守成规、机械呆板，依旧沿袭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原则和战法。进攻时，集团冲锋，不会散兵队形，常常是刚发起进攻就遭敌密集火力杀伤。防守时，一线配置，缺乏纵深，且只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兵力、火力配置随意。日军往往只须避开正面，从侧翼攻击，即可使清军防线崩溃。

难怪西方人评论说：“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么防御自己。”

照此再打下去，一点儿胜算都没有，还怎么打？

用先进的武器，去武装落后的头脑，照样挨打。甲午一战，中国那些貌似辉煌的改革成果，被彻底打回原形。

清军无论从作战思想、战略战术，还是从编制体制、装备技术、兵员素质，都很难被视为具有近代化战争作战能力的军队。与同时起步进行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日本军队比较，清军的战斗力明显落后。

原来，“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并没有骗我们。

晚清军事近代化：失败与教训

甲午战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中国觉得日本这个近邻好牛叉，于是逐渐从师从德国转向师从日本。各种军事装备、人才、技术等等启动新一轮改革，感觉清末的军事实力又强大了。但这有什么用？

晚清以来的对外战争，几乎都没大的胜绩，已经宣告了国家军事近代化的失败。

每一场对外战争都是整体战，它从来就不是武器装备的独立检验，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考验。洋务运动后的先进武器装备，难掩晚清的落后本质。

我想主要有三点值得我们深思，并吸取教训，避免历史重演。

第一，军工产业的自主化比军火采购的土豪化，重要一百倍。

晚清吃亏在自己造不出顶级的武器装备，好东西都要外购。虽然花钱土豪，买了好些，但搞内战有余，打外战不足。

明摆着啊，英国或德国卖军火给你，会毫无保留卖到你强大到可以把它们打趴了吗？不可能呀，不卖残次品给你已经很仁义了好吗！

所以，任何时候不要对送上门来的强国寄予太大希望，终归还得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有真正外战的话语权和实力。

第二，曾经打过败仗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怎么反思。

我们一直以来流行的做法是，从败仗中提取和宣扬爱国主义，捧出一堆殉难的英雄，谁战死了谁英雄，然后喊几句缅怀英雄、英雄泪目。

这没错，但不全对。还要看到，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失败的英雄，而不是凯旋的英雄？我们不差先进装备，不缺忠义血性，为什么还是会挨打？不怕死的精神很重要，但是，怕死所以一定要打赢的精神，是不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更好？

然而，战死的英雄一旦被树立成榜样，战败的反思就无法深入。为英雄讳嘛，谁会去揭英雄的短，哪怕英雄确实该为打败仗负责？

以甲午海战为例，作为北洋海军统帅的丁汝昌，是旧行伍出身的淮军老人，虽然陆战经验丰富，且气节高尚，死而不降，却对海军门径略识皮毛而已。这样的人放在这个位置，难道不是错误吗？

他治下的海军，赌博、狎妓成风，吸食鸦片也不乏其人，威海卫之战，北洋水师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来远、威远两舰，而两舰管带还在妓院没回来。这样的统帅，管理无方，难道不应该追责吗？

现在好了，他一死，就是英雄，没人去反思战败的责任问题，确保以后能够规避。

第三，国家战争最忌讳军队私有化，晚清军队的一切弊端都是私有化种下的恶果。

别的国家，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晚清的军队，军队是曾国藩的军队、李鸿章的军队、袁世凯的军队，这仗怎么打？

晚清的军事近代化改革，连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都未能建立起来，怎么跟别国打？

甲午战争，全中国都把它看作是日本与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这样搞法不败才怪？

文章开头说了，广东方面想跟日本要回广丙舰，说出的理由，就是典型例子。各省各地都没有为国家而战的认识，更遑论鼓舞士气！

参考文献：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德]乔伟等：《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的近代化》，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

李元鹏等：《晚清近代化军事改革的悲歌——甲午战争清军惨败的历史思考》，载《军事历史》2014年第3期

孙烈：《中国武器制式体系的建立与发展（1864—1955）》，载《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