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94周年，必须高度警惕一股“歪曲浪潮”

人大重阳 

编者按：2025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4周年。此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纠偏错误‘二战史观’报告发布暨主题研讨会”上发布智库报告，引发国内外媒体争相援引。该报告论文版刊发在《理论建设》期刊2025年第1期。此外，人大重阳在美国《国际政策文摘》、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解放军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青年报等中外媒体发表相关文章数十余篇，引发广泛关注。现将报告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13000字，预计阅读时间3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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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长期以来，部分美西方政治势力开始有意识地弱化中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贡献。这一政治行为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及舆论界的四大错误“二战史观”——“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不仅扭曲了二战历史真相，严重淡化或否定了中国和苏联在二战中的重要贡献。

◆四大错误二战史观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体现了西方国家通过掌控历史叙事，巩固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历史问题被政治化操作，用于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西方舆论中将中国重新审视和强调自身抗战贡献歪曲为“历史修正主义”，以此对中国进行政治与文化压制；而对苏联二战贡献的抹杀，则意在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功劳归于美西方阵营。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借助历史教科书、公众纪念活动和国际传媒传播“日本受害论”，妄图美化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这种错误史观得到了一些西方媒体的配合与纵容，进一步扭曲了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认知。

◆202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中国应强化国际学术合作、拓展大众传媒传播渠道、利用多边国际平台发声、反制日本右翼舆论操作，并通过跨国教育交流，系统性地纠正错误的二战史观，重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正当历史地位。

●引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场影响深远、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它关乎无数生命的消逝、民族的兴衰以及人类文明的走向。

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年，世界各国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以铭记那段波澜壮阔且代价沉重的历史。5月9日，习近平主席应俄罗斯邀请，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此次阅兵不仅是俄罗斯对卫国战争胜利的庄重纪念，更是全球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共同缅怀历史、珍视和平的重要契机。

共同的二战记忆本应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西方部分政治势力出于地缘政治与霸权维护需求，蓄意炮制“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等错误二战史观。这些论调刻意抹杀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苏联作为欧洲抗德主力的历史贡献，将二战起始时间片面限定于欧洲战场，甚至歪曲日本侵略本质为“受害者”，实质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篡改真相。中国14年抗战牵制60%以上日军主力，苏联以2680万牺牲扭转欧洲战局，这些关键史实均被刻意淡化，代之以强化西方主导地位的叙事。

错误二战史观的滋生，源于冷战思维残余、西方中心主义惯性、国际政治博弈需求与经济利益纠葛。其危害不仅在于扭曲历史认知，更阻碍国际互信，损害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形象，威胁基于历史共识的和平秩序。中俄深化二战历史记忆的合作，既是对传统友谊的巩固，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构建公正历史叙事的范本，通过多边框架下的共同纪念活动，推动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客观认知，为维护世界和平注入新动能。

01

症候与表象：四大错误“二战史观”剖析

随着美国政府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位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部分美西方政治势力开始有意识地弱化中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贡献。这一政治行为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及舆论界的几种错误史观——“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等四大错误的“二战史观”。这些错误的“二战史观”不仅忽视了真实的历史背景，而且偏离了严谨的学术立场。

（一）“忽视中国说”

从20世纪中期到冷战结束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忽视或淡化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这种忽视并非出于事实不足，而是受冷战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影响所致。具体来说，一些西方政界和媒体长期将中国描绘成“轴心国的受害者”或“依靠盟军救援的弱国”，而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目的是塑造国际舆论，边缘化中国与苏联。

尽管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这种看法有所改善，但错误观念仍普遍存在。一些西方组织和个人甚至无端指责中国突出自身抗战贡献是出于政治目的，他们毫无根据地将中国污蔑为试图重塑世界秩序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如美国右派组织“自由基金会”（Liberty Fund）旗下的媒体借评论牛津大学的印裔英国历史学家芮纳·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正义之战》，攻击中国抗战史观是“令人翻白眼的”。其主要观点包括“在抗战中进行大部分战斗的是国民政府，而不是今天统治中国的中共”“如果中国一直以来都承认国民党的作用；如果中国在应对日本战时暴行时规定并保护了人权。”

持有此类观点的组织和个人，大多来自与西方政治体系紧密交织的媒体、政界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他们通常带有预设的反华立场，或是热衷于鼓吹中美“新冷战”。美国“自由基金会”以及美国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部助理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都是这类错误观点的典型代表。

（二）“西方中心说”

“西方中心说”在二战历史认知中过度凸显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在二战胜利中的主导地位，却对苏联和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作用予以淡化或矮化。这种历史构建并非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国家为塑造战后秩序、抑制其他大国崛起所做出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随着苏联档案的逐步解密以及多国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史学界对苏联及中国在二战中的关键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然而，“西方中心说”在大众传媒的历史叙事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公众对二战的认知深陷单一的西方胜利论。例如，自2000年以来，在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拜登四位美国总统中，除特朗普外，其余三位都在二战相关的公开纪念场合明确宣称，由美国主导、其他盟国配合的诺曼底登陆是二战的转折点。美国政府也长期在欧洲胜利日的纪念文章中坚持二战由苏德两国发动的立场，同时谴责二战后苏联对东欧实施“铁腕控制”。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传媒界对俄不友好言论和著作的“市场需求”再度增大，一些丑化苏联观点的学术著作受到政治势力的吹捧与扶持。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2021年出版的《斯大林的战争》一书就是典型案例。他在书中极力渲染斯大林与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主要责任，宣称苏联早有计划对欧洲和亚洲展开“征服”，并利用《租借法案》欺骗和剥削西方盟友。这类书籍迎合了西方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政治需求，被广泛宣传和推广，产生了远超普通学术著作的社会影响，成为政治攻击俄罗斯的重要工具。

美国政府的立场以及民间各种鼓吹西方中心、丑化苏联二战史观的行为，使得西方世界大众传媒在塑造民众认知时，将二战西线默认为二战文艺作品的核心。对于苏联在二战中的形象，要么选择无视，要么在艺术塑造时采取不负责任的考据态度。以2001年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为例，影片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描绘成强迫士兵采用人海战术冲击德军阵线、对撤退的士兵进行枪决、手段残忍程度几乎不亚于纳粹德国的军队。此后，如电子游戏系列《使命召唤》《英雄连》等大众传媒作品继续沿用这些毫无历史根据的错误形象。

（三）“二战六年论”

“二战六年论”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单纯限定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这一事件，完全忽视了早在1931年日本就已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事实。这种片面的历史观反映出西方史学界对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理解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未能全面且客观地展现二战在多个维度上的起始状况。例如，根据《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英国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指出，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命令德军越过波兰边境发动进攻。两天后，英法两国在要求德军撤退未果的情况下对德国宣战，这场欧洲战争随后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学术界也曾受“西方中心论”影响，采取类似观点。德波林（Г.А.Деборин)主编的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导言中指出，尽管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时，战争尚未达到世界范围的规模，但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从这一时刻起，战争因各种规律性的相互联系而不断升级，最终不可遏制地扩大至全球范围。因此，1939年9月1日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起点。

关于二战起点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最早引起关注的是英国学者。1961年，英国史学家泰勒在其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二战是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John Toland）在《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指出，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开端，同时也是引发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苏联学者弗·尼·尼基甫洛夫的《世界通史讲义》中认为，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6年意大利与德国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等，均可视作帝国主义发动“二战”的起点。

国内学者也积极投身于这一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唐培吉先生率先提出，二战的起点应当追溯到中日战争的爆发。1995年出版的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大战的起源、酝酿与爆发》）在论述大战的起点时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先后爆发。其中，1931年9月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被视为在东方拉开大战序幕的事件。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二战是一场由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之间展开的全球性战争。日本作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其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即中国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认识二战的起始时间，对于全面、深入地把握二战的历史脉络及其深远影响至关重要。

（四）“日本受害论”

“日本受害论”的广泛传播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深深植根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行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之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媒体的支持。该理论完全无视日本作为侵略国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其核心逻辑是片面强调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悲剧性，妄图以此淡化和模糊日本在对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行径和战争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文艺作品、国际传播以及舆论操纵等手段，这种错误叙事对西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误导性影响。

在对侵华战争的认知方面，部分西方学者秉持双重标准。他们明确将德国的侵略行为判定为罪行，然而对于中日战争，却将其简单视为两国之间的“普通争端”。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西方学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无端“质疑”，无论是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还是死难者的具体人数。在构建二战史观时，西方往往将中日战争片面地简化为两国冲突，全然忽视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邪恶属性，这种错误的认知导向无疑助长了“日本受害论”的滋生与传播。

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否定态度，与战后日本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首先，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否定历史来逃避战争责任。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中为自身及日本的侵略战争行径进行辩护，众多战犯也普遍否认自身罪责。此外，战后日本提出的“推卸天皇责任”这一政治口号，进一步加剧了对历史的否认。其次，战后日本政治呈现出保守化与右倾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极大地推动了对历史的否定。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战争责任的言论甚嚣尘上，修改宪法与教育基本法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最后，日本对历史的否定与它寻求大国地位、实现“正常国家”目标的战略需求息息相关。战后日本试图重塑民族自信心，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渴望成为“正常国家”甚至政治军事大国。在这一战略进程中，篡改和遗忘历史成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

02

遮蔽与解蔽：错误“二战史观”的现实危害

在西方学术圈与舆论界，错误的“二战史观”呈现出多维度的态势。从中国抗战贡献在西方“二战史观”中的缺位，到对苏联二战贡献的负面评价，甚至引发“苏联引发二战”的理论争议，还有日本右翼势力的舆论操作，这些错误“二战史观”共同构成一幅复杂的历史图景，其背后夹杂着深层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当下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地位形成严重干扰。

（一）警惕中国抗战史在“二战史观”中的缺位

20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叙述体系中，中国抗战史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未能在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并获得足够的关注篇幅。以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约翰・基根（John Keegan）等西方著名历史学家编著的几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著作为例，诸如《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二战史》《二战始末》，从冷战初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在这些著作中常常遭到忽视。即便有所提及，也只是在零散的几段文字中一闪而过，且描述方式多带有负面倾向。这些著作着重凸显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以及中国军队士气的低落，将中国抗战的形象禁锢于所谓的“完美受害者”叙事模式之中。

除此之外，在探讨中国抗战意义时，焦点常被错误引向国共抗战贡献对比。相关概念体系将“中国抗战”从“二战”范畴中剥离。这种不合理构建阻碍了在二战整体框架下全面客观地探讨中国抗战贡献，干扰对二战历史的完整认知与精准解读。例如，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L.Dreyer）所著的《战时中国：1901－1949》一书中，将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前中国本土对日作战定义为“抗战”，而仅将1941年之后的阶段纳入“二战”范畴。这种划分方式人为割裂中国抗战与二战的连贯性，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的整体性与客观性。

在探讨日军战争罪行、抗日战争的关键战役以及日本战败原因等重要议题时，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往往被选择性忽视，中国在二战中的关键角色与重要作用几乎从未得到应有的肯定与认可。这种历史叙事的缺失，不仅对各国学术界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还在西方大众传媒领域造成了中国抗战形象的文艺空白。

受这种错误历史叙事的影响，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在二战中的立场认知模糊不清，甚至无法准确辨别中国究竟属于同盟国阵营还是轴心国阵营。这种认知上的偏差进而对当前西方民众对华的整体认知产生了不良影响，严重阻碍了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全貌的正确理解与把握。

（二）警惕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贡献再认识的攻讦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西方学术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批判逐步兴起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抗战史逐渐进入西方公众视野。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以及由此引发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书籍的广泛传播，使日本在中国的战争罪行首次大规模进入西方公众视野。然而，这也导致围绕中国抗战史的一轮激烈争论。日本右翼势力和一些西方人士批评张纯如的书是对日本的攻击，甚至对张纯如本人进行骚扰、威胁。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批评该书，并与张纯如展开激烈辩论。张纯如在2004年自杀身亡后，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又利用她的去世质疑其著作的真实性，进一步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2007年，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制作的电影《南京的真实》上映，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据公开信息和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获得了右翼媒体“樱频道”、十余名日本议会议员以及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支持。

近年来，西方学界逐渐出现一些相对客观地肯定中国抗战贡献的著作，如历史学家芮纳·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被遗忘的盟友》（2014）和《正义之战：中日战争激发中国新民族主义》（2020）。这些著作指出，西方长期以来低估甚至忽视了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相对客观的观点也逐渐被部分西方舆论歪曲为“中国在重新解读历史”，甚至认为中国在利用历史修正主义来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种批评往往忽视了历史事实本身，更多反映的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政治性抵触，而非客观的历史判断。实际上，正如米德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抗战史观的沿革是中国史学上正变得全球化和正常化的现象，与其他二战交战国对战争经历的解释的趋势相似。

因此，简单地将中国的历史修正与“修正主义国家”概念互相混淆，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崛起的误解与政治打压。这种解读并非基于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出于保护西方中心史观和忽视既有国际秩序不公正之处的立场。这种“攻讦”不仅曲解了中国的历史回顾，也掩盖了西方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防范心理。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对中国历史贡献的再认识所带来的偏见与误导，防止其进一步演变为对中国崛起的文化和政治压制。

（三）警惕西方学术界对苏联二战贡献的抹杀

在21世纪以前，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总体上持相对认可的态度。然而，自21世纪以来，这种态度逐渐发生转变，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抹杀或否定苏联贡献的论调，甚至出现“苏联与德国共同导致二战”的荒谬观点。

传统上，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爆发始于德国入侵波兰，苏联的抗击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至关重要。苏联的牺牲巨大，有2680万人死亡，其对德军主力的牵制和消灭远超西线国家，拯救了数百万盟军士兵的生命。斯大林格勒战役（包括库尔斯克战役）长期被公认为战争转折点，但近年来，西方舆论更多强调1944年诺曼底登陆，以弱化苏联贡献。事实上，从伤亡数据对比来看，英国、美国、法国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分别仅为40万、38万和30万，与苏联的牺牲规模形成鲜明反差，也从侧面印证这些国家并非抵抗德军的主力军。

苏联解体后，西方史学界对苏联角色的评价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苏联档案的公开，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提出苏联也对二战的爆发负有责任。典型代表是美国历史学家西恩·麦克米金，他在著作中试图彻底否定苏联的战争贡献。对此，墨尔本大学教授马可·艾德勒通过严谨的史料查证，批评麦克米金忽视大量一手材料，并篡改斯大林的言行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米金否定苏联贡献的著作《斯大林的战争》销量远高于艾德勒为苏联正名的著作《战争中的斯大林主义》，而前者多受政治游说机构与非严肃历史人士的支持，后者则广泛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严肃学术机构的推荐。这种差距反映出西方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裂：一部分学者仍然认可苏联的重大贡献，另一部分政治力量则刻意抹黑、否认苏联的作用，试图淡化非西方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以此为美西方政界扭曲和丑化当代俄罗斯在西方社会形象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倾向在美国政府的公开言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种历史观点的政治操控尤以美国政府最为明显。事实上，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就通过媒体与档案解读等手段，长期试图突出自身在战争中的功绩，同时不断贬低苏联贡献。例如，1947年美国国务院联合《纽约时报》发布的文章《纳粹与苏联的关系》，便明显带有抹黑苏联的政治意图，其作者詹姆斯·赖斯顿后来也被指出与美国中情局密切相关。

2020年1月27日，美国驻丹麦大使馆在其官方Twitter账号发布消息，公然宣称奥斯维辛集中营乃是美国士兵解放的。同日，德国《明镜》周刊也刊发了一篇文章，将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功绩归结于美军。虽然后续修改，仍难掩篡改历史事实。同样在这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波兰举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5周年纪念活动上，宣称是乌克兰人解放了该集中营。美驻丹麦大使馆推文和德国《明镜》周刊文章绝非偶然，背后有人刻意为之，试图影响公众对二战历史及战胜国的认知，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

据此前法国IFOP民意测验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1945年，57%的法国人认为苏联对战胜纳粹德国起关键作用，20%认为是美国，12%认为是英国。到2004年，58%的法国人认为美国是主要功臣，仅20%认为是苏联，16%认为是英国。

此外，2015年，英国舆观调查网（YouGov）开展的一项针对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8个西方国家的民调显示，其中有6个国家的民众认为美国对在二战中打败德国的贡献最大。而认为苏联贡献最大的比例普遍较低，在德国为27%，在英国和法国均为15%，在美国仅11%。

70年间，西方各国民众对二战胜利者认知发生巨大变化，主要就是长期的对内认知战，以及媒体选择性报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众的历史观。例如，上世纪90年代起，法国媒体大规模报道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2004年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规模空前，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邀请众多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施罗德。这种持续强化的宣传使法国公众对二战历史记忆偏移，更多聚焦美军贡献，忽略苏联关键作用。整个西方世界不外如是。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升级，西方“重写历史”的势头也是甚嚣尘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指责俄“不是二战战胜国，而是与纳粹德国同为侵略者，应对二战爆发承担历史责任”。“美国之音”宣称，“死亡人数和伤亡人数不应被视为一定反映了击败纳粹的关键所在”；军事史学家伊恩·约翰逊出版专著称，“没有苏德秘密军事合作，德国就不可能发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德苏条约引发”等言论颇具代表性。

（四）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舆论操作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逐渐沦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领域。部分右翼势力妄图通过淡化乃至美化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性质，以此歪曲历史真相。具体表现为将南京大屠杀表述为“南京事件”，将慰安妇问题的相关内容置于脚注中，或弱化“强行征用”的表述，这些都成为常见的历史修正操作。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主导的宣传与纪念活动不断强化日本的“受害者”意识。例如，在每年八月的广岛、长崎核爆纪念日、东京大轰炸纪念日以及神风特攻队纪念日等活动中，频繁突出其作为受害者的立场。这种集体纪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社会对“受害者身份”的片面认同，通过传递“战争不再发生”的和平理念，刻意回避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误导大众对二战历史的正确认知。

2025年2月23日，日本天皇德仁在纪念战后80周年的谈话中从未提及日本的侵略责任，仅表达了对世界各国有许多人失去宝贵生命的“悲痛”，并进一步强调了日本的“受害者”立场，直言“我们的国家也有许多人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东京和其他城市的空袭、冲绳的地面战、硫磺岛和海外的激战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更为严重的是，西方社会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历史偏差。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将奖项颁发给了由日本资助的“反核”NGO—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被团协），表彰其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所作的努力。该奖项的颁发无视了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责任，公然为战争发起者、二战战败国翻案。这种西方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立场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受害者”叙事的全球影响力。此外，部分西方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更多采取淡化处理，甚至将日本的侵略行为诠释为“无奈之举”，为其侵略行径开脱罪责。这种错误的叙述方式，进一步塑造了日本在战争中作为“被迫反应者”的虚假形象，严重弱化了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应承担的责任。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美西方内部对于抹杀他国历史贡献的行为认同并非完全一致。美西方部分政府，包括波兰、法国等，有着强烈的动机矮化中国、苏联在亚洲和欧洲战场的贡献、地位以及牺牲。相关的舆论战和认知战已持续长达数十年。鉴于美西方政府目前对中国、俄罗斯采取的强硬、对抗性态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基调大概率不会改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舆论操作，以及美西方部分势力的错误导向，坚决捍卫历史的真实性和公正性，防止错误历史观的传播与扩散。

03

综合施策：对四大错误“二战史观”进行反制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为国际交流带来新契机，也为美西方部分政治势力矮化中苏二战贡献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背景下，中国需从多方面着手，纠正“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等错误史观，争夺国际话语权，维护历史正义与自身国际地位。

（一）构建系统性历史叙事体系，强化国家发声

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抗战历史的外交话语体系，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发布官方声明等方式，明确中国在抗战历史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要改变以往多在学术界探讨抗战史的局面，国家领导人应在国内外活动中反复提及中国对二战的贡献，从官方层面强化抗战历史叙事，彰显中国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国际社会更清晰、全面地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历程与伟大意义。同时，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和回应。针对国际上出现的关于抗战历史的错误观点和言论，及时进行驳斥和纠正，维护中国抗战历史的尊严和真实性。通过共同撰写历史教科书、联合举办历史专题展览、国际学术会议、文化交流活动、开展中国抗战故事外译工程等，将中国人民的抗战记忆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二战记忆。以“文明守护”替代意识形态对抗，挖掘抗战期间中国救助犹太难民、与东南亚反殖民运动联动等跨文明互助案例，塑造“人类共同记忆”。创新设立“人类文明守护者勋章”，表彰揭露历史真相的国际人士。

（二）借力多边平台主动发声，抢占国际话语高地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要纪念节点，为我们借助多边国际平台提供了有利契机。要充分利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举办研讨会和纪念活动，全面展示中国在二战中的卓越贡献，旗帜鲜明地反驳错误史观。通过主动发声，逐步树立中国在二战历史叙述中的话语权，防止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被无端弱化。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推动关于历史正义、和平与发展等相关议题的讨论和决议，使中国在抗战历史叙事中的话语权得到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保障。例如，推动联合国设立相关的历史研究项目或纪念活动，如“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真相维护日”。推动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或要求国际刑事法院重启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补充调查。提出关于维护二战历史真相、反对历史修正主义的议案和倡议，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通过概念重构，将抗战精神提炼为“全球反霸权主义”的象征。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设立“战争历史教育基金”，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反殖民、反侵略主题研究，瓦解西方历史解释的“道德优越性”。

（三）创新传播机制与加强技术赋能

中国应创新传播形式，如开发“数字外交官”AI系统，针对不同受众推送定制化历史内容，在发展中国家强调“反殖民斗争”叙事，揭露美国在菲律宾、越南的殖民历史；在发达国家则突出“共同价值”，如宣传飞虎队合作精神，弱化意识形态对立。在TikTok也可发起如Never Forget 1931等话题，吸引Z世代参与记忆重构。与国外企业合作拍摄相关抗战影片，从国际视角出发，讲述中国的抗战故事，用商业影视突破西方“信息茧房”。可参照张纯如以记者身份主笔，邀请芮纳・米德等历史学家参与著作评审以保障专业性的成功经验，依托丰富的中国史料，向西方大众输出基于中国视角的抗战史观，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有效避免受到错误历史观的误导。

（四）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对冲西方话语霸权

中俄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重任。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契机，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共同举办大型纪念活动，每年常态化纪念，逢十举行大规模阅兵，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以实际行动回击错误言论，向世界传递捍卫和平与正义的坚定信念。中俄两国主流媒体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打造“二战历史真相宣传联盟”，共同制作高质量的纪录片、专题报道、访谈节目等，多维度展示中俄在二战中的英勇抗争和巨大牺牲。以中俄合作为核心，联合其他曾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如韩国、朝鲜、越南、波兰等，建立“二战历史正义国际联盟”，定期召开联盟会议，共同商讨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策略和行动方案。推动抗战史研究的国际化，联合韩国、东南亚国家学者共同编纂跨国史观教材，揭露日本侵略的系统性罪行。加强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同分享抗战历史经验，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历史正义。此外加强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合作，鼓励他们参与到宣传抗战历史、维护历史正义的活动中来，形成广泛的国际社会共识和舆论支持。

（五）借鉴犹太人对纳粹追责模式，推动国际司法行动，抵制历史修正主义

针对与日本在抗战历史叙事上的冲突，通过外交渠道，严肃、坚定地重复表达中国的立场和观点。积极与日本民间和学术界开展交流，在日本举办历史文化展、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向日本民众展示真实的二战历史，纠正日本国内错误历史观。加强对抗战史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宣传工作，坚决对抗“日本受害论”等错误叙述。支持出版学术专著、制作纪录片，以坚实的证据链揭露日本右翼的虚假宣传。邀请美国典当行店主埃文·凯尔、法国马库斯·德雷特斯等国际友好人士参与对抗战史实的解读，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强化对日本右翼文化输出的监控与批评，加强与国际社会在二战历史研究领域的合作，构建“国际共同话语”，促进不同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从意识形态层面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二战认知。

借鉴犹太人对纳粹追责模式，建立“国际诉讼快速响应机制”，针对日本教科书篡改、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发起跨国诉讼。此外，中国将历史叙事权争夺与经济合作深度绑定。例如，在RCEP框架内，对承认侵华史实的企业给予贸易便利化优惠，而对资助右翼团体的日企实施供应链审查。这种“历史合规性”标准，迫使日本经济界在利益与意识形态间权衡。

总而言之，针对西方流行的四大错误“二战史观”，2025年是中国采取系统性学术与舆论反制策略的绝佳时机。通过推动国际学术合作，加强大众传媒传播与文化交流，能够确保历史真相得到尊重与广泛传播。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未来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