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和蒋介石谁是罪魁祸首？

94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国耻日，每到这个时候，国人就会感到痛苦。也正因这段历史的沉重，历史研究者们常常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在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事变中，作为当时全国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与掌控东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究竟各自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个屈辱的历史事件，给当下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

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残历碑。（图源：新华社）

笔者认为，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有责任，但蒋介石的责任更大一些。从《蒋介石日记》和一些材料上看，九一八事变前，老蒋作为当时的全国领袖，对日本的抵抗非常软弱，他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全力“剿共”。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在电文中称：“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统一，而后乃能攘外。…… 故不先消灭‘共匪’…… 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说到底，这是由阶级本性造成的。蒋介石代表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软弱性，存在强烈的精英主义，与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有根本区别。蒋介石把抗战当成中国少数精英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不愿意发动群众，俯视人民，把人民当“傻帽”，当他剥削的“耗材”。

被日军炮火摧毁的沈阳北大营，仅存残垣断壁。

蒋介石的国际视野也很差，对日本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一塌糊涂，对抗战没有信心。九一八事变前夕，沈阳形势十分紧张时，蒋却认为 “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员大会上也讲：“据中正意见，此次日本暴行，可得下列两点之试验。国际间有无道德或公理，及世界各国有无制裁凶暴确保世界和平之决心…… 余敬告全国同胞，凡国际联合会会员及非战公约之签字国，对于日本破坏公约之行为，必有适当之裁制。” 东北地区局势都火烧眉毛了，蒋介石还指望国联主持公道，这是啥水平啊。

张学良（左一）和蒋介石（左二）。

张学良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加以贯彻执行，使东北军大部分不战而退，东北地区的国土很快沦陷，他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九一八事变前，日方统计总兵力为1.04万人，中方估计在1.5万人左右（把日本武装警察计入）；东北边防军计有步兵旅29个、骑兵旅8个、炮兵旅3个，加上独立的空军、海军与屯垦军，总共约26万人。如果将各省非正规武装（警察、公安等）18万人左右计算在内，东北军总数约为44万人。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的空军当时有将近300架飞机，包括从意、法、德、英、美等国购进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教练机、民航机等，比蒋介石的国民中央政府还多。不夸张地说，张学良当时拥有中国最强大的工业和装备最精良的地方武装。从技术上讲，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抗衡是有一定把握的。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输了，输得一败涂地，致使东北国土沦丧？在笔者看来，主要输在了政治决心。如果老蒋态度坚定，那么张学良的立场也会跟着坚定，有可能阻挡住来犯的日本关东军。如果蒋介石和张学良应对得当，集中精力对付日本，是有可能把中日冲突限制在边境，避免东北沦陷的，后面南京大屠杀这种悲剧也有可能避免。但老蒋和张学良主动放弃了东北，一放弃东北，日本国力大涨，野心也大涨，想要吞并整个中国。如果蒋介石能像毛主席那样，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对国际形势又有准确的判断，那和日本军国主义是可以一战的。

如今94年过去，硝烟虽散，但九一八事变的警示从未过时。这个历史事件警示我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绝不是空泛口号，而是从过往疮疤中淬炼的智慧。当年蒋介石缺乏政治决心、无视人民力量、误判国际形势、轻视日本野心，寄望外部调停而放弃抵抗，最终让东北军错失战机，导致东北全境沦陷，也为南京大屠杀等后续惨剧埋下隐患。历史从不给“重来一次”的机会，当年“等狼来再备战”的追悔，换来的是数千万同胞的鲜血与苦难，更印证了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国家安全绝不能寄托于他人“公道”，只有自身强大、时刻警惕风险，才能守住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