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就不从意识形态讲讲“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从纯经济学领域来说地主阶级当然不阻碍生产力发展，小农经济反而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为农业也是一个很有规模效应的领域。当然这里涉及到很多争论比较大的细节，比如说经常会被提起的委托-代理问题：农业生产难以进行精细监督，导致信息不对称，于是激励机制比较难涉及。不过这种也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比如说林毅夫提出的人民公社运动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因为没有退出权导致囚徒困境，再比如说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大农场经营者完全可以通过授予工作者额外收益来鼓励高效率。委托-代理理论很多模型都是可以做这个应用的基础。所以本质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理解“地主阶级”。由上所述我们明白地主阶级肯定不能简单理解为大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促进农业效率的。那地主阶级就一定得加上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理解。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地主阶级实际上是采用种种基于传统、封建、习惯、社会权力结构的特权，强迫农民为其耕种的那种人。这包括但不限于法国大革命前的佃农、中东欧的农奴以及沙皇俄国的农奴。在这种语境下，地主阶级靠的其实不仅是对土地的垄断，而是依靠对权力的垄断来获取利益。这是第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地主阶级首先是阻碍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的。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哪怕在长期资源配置也不是最优的。（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黄宗智的“内卷化”就有意义了。我们都知道边际收益递减，但是要素被限定在土地上以后per head的边际劳动力要素是亏的。然而没有用，因为地主阶级依靠垄断性权力阻遏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所以哪怕劳动力要素配置到其他部门有超高额回报也做不到……所以你乎对内卷化的理解十个有九个都是错的。）

另一个就是生产模式和生产观念的问题。我忘了我是不是几年前在朱天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里看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土地在很长时间里不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而是首先作为权力来源被理解的。我觉着这句话至少在前近代的很多欧洲国家是适用的，我们这里不去讨论中国古代官僚-士绅-地主的关系因为这方面我太门外汉太容易闹笑话。这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长期以来的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根本就不是现代经济学所理解的那种经济模型。需求端可能还好说但是生产端可能完全不一样，要素配置、收益最大化这些根本上是要求经济理性的。如果我们拆开看当代经济学的基础模型，我们会发现消费端比较好理解，一个依赖行为主义的主观偏好效用基础上进行偏好选择，这里面对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的要求很好解释，有存在性、完备性、传递性就有理性偏好。而对主观偏好进行最大化很容易（哪怕我不要钱而选择宗教可以理解为宗教信仰本身是一种商品有效用价值，主观效用的定义本来就很行为主义）但是生产端是不能这样的，生产端涉及到通过要素配置等方式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过程，这需要经济理性。地主阶级如果没有这种进行成本-收益核算和要素配置的经济理性，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就很难成立，这样一来资源配置就很可能是扭曲的，因为对贵族来说土地首先象征权力其次才是财富。生产的目的首先是自足其次才是交换。于是专业化和分工也难以形成……因此我读很多研究19世纪各国经济的political economy的paper都强调农业部门的粘性，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的要素流动性极差，而这正是我上面说的问题所体现出来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整个过程中流动资金是相对比较紧张的，所以这也为其较低的要素流动性提供了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金融系统的不发达。当金融系统足够发达的时候要素流动性其实理论上是能够被拉平的（这一点如果看不懂的话你当然会认为金融从业者是食利阶层所以不创造价值没有意义。这样理解的那种金融从业者一定是寻租所以产生了负外部性），但金融不够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分要素就是先天流动性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