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人”户晨风，末人们的东亚殇学

文 | 7200

当户晨风在直播间脱口而出“安卓电脑”的那刻，可能他并没有想到那套内核陈旧的逆向民族主义言论会被热梗包装而翻红，也不会想到破圈之后等待他的封禁。

在比较有传播力的直播切片中，户晨风油腻的辩论技巧颇具故人之姿，有查理•柯克的急促打断与质询，问连麦对象是什么学历，用什么手机；有川普的无限宣告胜利，给连麦对象的一切冠上“安卓”，以此标榜自己作为“苹果”的成功优越。

他摸准的这套流量密码顺应着某种世界潮流，他也正是这种潮流在中文网络舆论里涌现出的新物种。尽管言论观点与从前的启蒙公知大致立场倾向相似，但他并不是什么网红医生、律师或者经济学者，他无需诉诸社会地位的光环或者任何专业知识的储备，只用复读“电车就买特斯拉，超市就逛山姆”这样的消费选择便可得到支持与认同。

当消费方式的倾向和政治立场联通，这便出现吉登斯所说的 “生活政治”。面对几乎覆盖一切的消费主义，面对超复杂的社会，人们格外需要降低环境复杂程度的意义系统。历史的叙述是这种意义系统的重要支撑，无论传统的历史神学、天命观，抑或现代的进步史观。

但是如今的青年人却很难辨认出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经济专家恫吓我们的经济下行周期漫长，科技巨头恫吓我们的工作将被AI取代，我们看不清复杂的社会如何运作，我们难以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组织出条理，从而给自己给他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意义。生活的意义在不断退而求其次的过程中，缩小到只能靠消费选项织罗出各式各样的“生活美学”。

这种宏观社会土壤也使得从前中文网络舆论里的各种逆向民族主义观点发生了变异，安卓低贱，苹果高贵，无非是“大河文明”低贱，“海洋文明”高贵的河殇论在消费主义的翻版。套用当今流行的“日耳蛮赢学”理论来说，河殇论是达利特领班们的理论投名状，户晨风则向大众提供了一个庸俗的简化版本，他的深层心理状态与思想资源在中文网络有一个更精致的版本，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东亚殇学” 。

近年互联网讨论涉及性别、人口等问题时，将日韩作为参照并用“东亚”一词打包，其主要集中在两类讨论情景中。

一类是偏键政的讨论主要集中在B站和微博，这种讨论把日韩当成东亚的“版本前瞻”，将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与性别问题视作日韩社会曾经的路，提及经济前景便是“失去的二十年”，提及青年未来便是“失落一代”。

最近又有博主在讨论社保问题时又搬出了韩国的例子，说韩国为了社保而抬人口出生率，先走了泛化提升妇女权益，抬女性结婚意愿的“弯路”，结果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却男女对立加剧，才转头抬男性结婚意愿。甚至直接暴论说这种“弯路”不撞南墙不会有共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规避弯路而是“加速过峰”。

另一类偏文化精英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小红书和小宇宙，这种讨论以设想中的西方生活方式作参照，动辄“东亚XX”、“东亚原罪”。强调西方社会环境给个体更多的机会探索与休息享乐的空间，批判中日韩相似的儒家文化与优绩主义。

这类讨论通常用近年好莱坞输出的“亚裔”电影或日韩文学（如《瞬息全宇宙》与《素食者》）为话题引发共鸣，博主们通过讲述出国留学工作在西方感受到的文化差异，达成对国内生活环境对个人束缚的批判。“东亚创伤”、“东亚焦虑”是这类讨论的关键词，泛滥之甚到了有段子笑称弗洛伊德逛一圈小红书都会觉得自己是“东亚小孩”。

这两类讨论作为反思社会问题的新视角是富有潜力的，尤其是针对人口问题日韩的前车之鉴是需要被参考的，但其也存在存在着被极端化为“东亚殇学”的问题。无论是日韩“版本前瞻”还是“东亚创伤”都在塑造着一种身份想象与认同。

前者类似拉康“镜像”理论阐述的认同机制，把日韩视作一面镜子来想象中国社会的未来，只是这里不再是儿童个体用“假我”替代“真我”并进一步生成主体的认知过程，而是青年群体对未来整体图景的想象。马克费舍说“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毁灭更容易”，在这被地域化的翻版为“想象走入日韩资本主义陷阱的未来比想象中国社会主义未来更容易”,这显然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情绪的变体。

后者则契合德里达所揭示的东方主义逻辑，在“自我他者化”这件事上日本确实先行一步，岩渊功一在《共犯的异国情调——日本和他的他者（Complicit Exoticism）》中论述了日本通过迎合西方对其异国情调的刻板印象，用“自我他者化”姿态的获利。

与此同时这种刻板印象也出口转内销，日本也成为“自我他者化”最热情的消费者。过度依赖西方的凝视，导致了对日本内生多样文化的消解，反而巩固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可能性的迷信。

更悖论的是这两种讨论的虽然带来了批判情绪的宣泄，但这种批判情绪的满足却很难提升个体的行动能力，反而加剧的是一种“受害者心态”与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之感。

诸多对于当前互联网文化现象的研究与讨论，以及户圣章圣各种圣之流的融极左极右为一体的横跳表演已经反复说明，种种激进表演与其说是左或者右的回潮，不如说是福山所说的“怨恨政治”。

这种怨愤的本质，一方面是反对资本压榨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更是已经被消费主义熏陶的心灵，因为得不到消费主义满足而产生的挫败感。其观念并不指向阶级叙事或者生产方式叙事，而是指向类似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叙事。

福山论述怨恨政治的起点是一种对现代人精神症候的诊断，他引用尼采“末人”的概念，“末人”只在乎私人的享受、精神空虚、渴望优越感又无法满足。以往的讨论中，反抗，尤其是“弱者的反抗”，有着天然正当性。这种逻辑预设着简单的正邪二元对立，白左的极端“进步主义”常常通过这种二元对立来理解社会议题，仿佛自己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宣称为对邪恶“老大哥”的反抗。

但“末人”这个概念强调并不是所有反抗都是崇高的。“末人”用受害者的身份作为一种道德武器来反抗，这种策略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方面这种怨恨并往往并不指向摧毁的不公，而是指向获得承认，进而满足优越感；另一方面这种怨恨也意味着需要不断重复自己是受害者，强化创伤的无可挽回性，才能保持住道德优势，陷于自怜自哀消解行动与创造能力。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世界发展格局的现实面前是被撞得粉碎了，但在“末人”的想象中，“历史终结论”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依然成立。一边声称拒绝宏大叙事，一边讨论社会问题动辄把日韩宏大叙事往中国上套，讨论个人处境动辄称西方生活能治愈“东亚创伤”。

根本上，这些人的头脑中预设了世界只会有一种相似的未来，即只有一种在西方凝视下的日韩现代化方式，“超市只逛山姆”则是户晨风在这种预设下补足的生活细节。在这个前提下，自然最经济理性的行动便是抄“先进经验”的答案。但我们要问，这种预设方式真的没有问题吗？

从历史来看，自冷战后美国就将日韩打造成依附式现代化在东亚的样版，日韩如今的社会问题从宏观看基本绕不开对美国的军事与经济依附。这种依附现代化模式的成功案例通常具有的特征都是国土面积较小，资源受限的特征。

但对于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来说，依附现代化的方案终究会造成沿海东部与内地西部、城市与农村的激剧分化，这种内部差异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必然会限制进一步现代化发展，今天中国显然在发展性质上与日韩有本质的不同。相似的追问有很多如：中国有条件走向英美的去工业化道路吗？中国内部的共同认同程度已经撕裂到美国那种身份政治无法收场而捧出特朗普，查理柯克在公开辩论时被人爆头的程度了吗？

在严肃回应这些问题之前，直接看“版本前瞻”、“抄答案”的心态可能或许只提供了一种情绪宣泄，而这种情绪宣泄中的“怨恨政治”成份需要更多的反思与指认，因为其正是如今美国身份政治的原型。所以不能倒果为因，为了抄答案而加速社会问题，自我预言式的把基本社会认同加速分裂的问题真的一并抄来。

这警醒着我们，是否能给出些“新人”的生活方式与意义，抵住滑向“末人”式的“受害者”心态，滑向向失败主义的“宿命论”投降。这一定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也注定还是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户晨风，需要我们有反思意识，需要进行“文化甄别”，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与警醒。

（本文讨论“东亚创伤”主要参考：赵月枝, 陈斯达, 2025. 中文播客中“东亚焦虑”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J]. 青年记者(8): 5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