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讽刺喜剧《尾巴摇狗》：美国总统被爆性侵女童子军

　　这是1997年德尼罗主演的电影。是一部政治讽刺喜剧。

　　美国总统连任前，爆出他曾经性侵一个女童子军。此时离总统选举日期就剩下11天了。总统赶紧想办法，找来了政治掮客康拉德·布瑞恩为他摆平此事。布瑞恩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去找了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斯坦利·摩兹。俩人一合计，便在好莱坞的片场发动了一场美军对阿尔巴尼亚的入侵。 这是喜剧的第一幕，已经成功的转移了公众的视线。接下来的第二幕更邪乎。总统号称在那场战斗中有一个被遗忘的士兵成了对方的战俘。为了解救这个并不存在的士兵，布瑞恩和摩兹又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闹剧，最后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举办了一场安葬这位士兵的仪式，至此，总统的支持率达到了89%，成功连任。

　　电影看完，开始慢慢琢磨。影片开头有一段字幕，曰：“狗为什么要摇尾巴？因为狗要比它的尾巴聪明。如果尾巴比狗更聪明，尾巴就摇狗了。”那么，影片中谁是狗，谁是尾巴？看第一遍的时候，我的想法和大多数朋友一样，狗是总统，尾巴是布瑞恩和摩兹。后来仔细一想不对，在这场骗局中，参与的不仅是布瑞恩和摩兹，总统也是导演，并且事无巨细的考虑到要将那个逃难的女孩怀抱的小花猫改成小白猫。后来在斯坦利的授意下，总统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煽情挥泪的演说，总统也是演员。所以，总统率领下的一干众人布瑞恩、摩兹、作曲家、歌手、演员、街头的老妇、提问的记者、媒体的编辑都是尾巴。那么他们的骗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调动公众的情绪以获得他们的选票。可见，公众就是狗。

　　影片《尾巴摇狗》讲述了美国政府是如何通过信息媒介来掩盖或说转移总统丑闻的故事。有许多报导曾介绍过这部影片，说它在以影射克林顿绯闻的故事背后对美国政府进行了有力的嘲讽与揭露。我却并不以为然，原因大抵上有两点，一是讽刺的力度显然不够，因为所谓的政治上的卑劣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在人民的理解与想像中，这样的事情还会更有东西可以挖掘，何况无论哪个国家，无论是何政党，这样的事都避免不了，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二是将这样一部影片的含义仅仅局限在这个无谓的政治层面也过于肤浅了，无非就是又有了一个赞颂美国自由创造环境的理由罢了。我想中国的许多人会惊讶于这部影片对总统的直接嘲讽。

　　我也惊讶于这部影片，但那原因显然不是关于政治上那些肮脏的手段的再现，那于我是毫无意义的。我更关心的是影片所提供的一个深层面的问题，即信息的真实性以及信息与我们生活空间的关系。

　　我并不是一个惮于将丑陋摆在桌面上的人，但我还是要为影片中电视这种媒介所受到的待遇进行辩护。我们都很明白，电视是当今社会上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一种信息口舌，但它仅仅是工具，是将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出去的工具。作为工具，它的作用是与报纸广播互联网甚至社会上人们的言谈是同等原理的，信息的谬误与否并非是作为工具所能辨析的。正如锄头，刨地可以，杀人也不是不能。当信息并不真实时，电视或是任何一种媒体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把信息错误这样的黑锅令电视背上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没有人会对技术产生反感或抵触，只不过人们习惯上对信息的不信任嫁接到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上来，也许仅仅是个指代的关系罢了。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指代的关系呢？又为什么传媒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况呢？

　　尽管信息是错误或荒谬的，但真相终归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谜一样的永久沉寂毕竟是少数，所以当事件昭然出世的时候，所有那些已经相信荒谬的人必然会有种受到愚弄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会强烈地变形为不信任。于是，人们首先会追寻那些错误信息的准源头，传媒自然便被提到了眼前，成了代罪的羊。由于电视等传媒工具自身的特点，即其广泛性所决定的，上当受骗的人很多，于是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怀疑心理。这样，尽管传媒会保持一种无辜的姿态，但它的特点注定它是难辞其咎的。可是同样的，当信息始终不被认作是错误的或其错误始终被掩盖着的时候，那么人们又对这些传媒产生的依赖感，而这种依赖感却又占据着主要心理，原因仅仅是人们必须通过传媒获得信息。

　　人类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增加信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会一直延续到死亡。那初生的婴儿和失忆的人若想象正常人一样地活下去，那么他们便不能拒决信息，可见信息对于每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尤其是生活于这个社会的人，他绝对不可能依靠其动物性的本能而生存。但信息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有谁可以保证自己所接受的信息都是正确的呢？我并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我知道过多的相信或说不质疑则是丧失自由人格的表现。

　　《摇尾狗》中的错误信息是有目共睹的，在这里我也不必赘述。但那些被认为正确的信息难道真的就是无误吗？其实信息的正确与否与我们的关系并不在于是否有能力进行正确的判断，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已经在服从信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包括情感与思想，可以说都是一种对信息的再构过程。模仿信息则是人类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基本能力，否则这个人的下场一定是被淘汰，这是勿庸置疑的。模仿当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但正是由于这种模仿，使信息变得神圣，使人类也失去了些想像的空间，即自由意志，尽管任何自由意志也是建构在信息之上的。

　　我们把失去自由意志的生活叫作命运，认为命运是上天的安排。但通过刚才的分析，可以看出命运的原因就是对信息的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模仿的结果。从《摇尾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信息的形成实际是人为的因素，那些规则，制度和习俗都是经过人脑而设定的，而对自然的知识也是经过人脑而发现的，所以信息的产生完全是人的因素。而命运既然是对信息的重复，那么它也就不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意思，而是人为的安排。只不过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许多的古人与现代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建构出来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得益于信息。

　　我们回到影片《摇尾狗》看，无论阿尔巴尼亚战役与“旧鞋”是否真实，人们还是要进行选举，这便是在模仿前人的信息，而这些新闻的真实性只是影响了选民的热情取向。作为人民来说，判断信息的真伪并不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他们只是在接受信息，然后在信息的影响下作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对与错都是一个接受的过程，都要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而做出反应，而媒介在其广泛性之外，只不过又将这种接受的过程变得短小些罢了。

　　每个人都象影片中那个制片人一样，在模仿信息的过程中也再创造着信息，并用这个信息影响到他人的命运，而每一个人也在接受着信息，演绎着自己的命运。我想人生如戏的感叹不无道理，导演与演员的双重身份装扮起这个社会，而剧本就是那无时无刻不在的信息，命运的科学术语。